存中剑:红与黑(3):以史为镜

存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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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4日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先生震古烁今的名言。中共红朝由于残酷的文字狱(反右、文革)、腐败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发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而被越来越多的网民讥为“后清”。唐太宗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晚清政治风云为镜,我们便可一窥今日红朝官场之实际。

义利之争一直贯穿着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斗争。在现实政治中,道德和功利究竟哪一方更重要,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定论。从历史上看,盛世尚道德,乱世重功利。然而一旦官场风气大坏,道德固然不免沦为理学家口中的教条,功利又何能免于成为野心家贪腐的“硬道理”呢?

自汉儒董仲舒借助汉武帝的权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教就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尤其在异族政权猜忌读书人的清代,更成为了清廷钳制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也因此便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教条。然而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敲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屡屡将“天朝”打得鼻青脸肿之后,一次次割地赔款的教训终于让最高统治者明白光靠那一套被理学家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先进理论”根本就无法挽救日益倾颓的国运了,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

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掌握了实权。由于身为女流,所受教育相当有限,因此慈禧对故纸堆中的那一套“子曰诗云”不太感冒,然而天生的聪颖、女人的务实和早年人情冷暖的经历让这位从社会中来的太后比许多学富五车的大臣更识时务,也更精于权力运作之道。因为她务实,内心压根就不相信几千前的孔孟“先进”理论能够让中国免遭列强的欺凌,所以她支持李鸿章那些人搞洋务运动;因为她深谙权力运作之道,懂得权力这东西需要平衡,所以她在支持洋务派的同时也支持那些“清流”去抨击洋务派,以收牵制之效。

晚清的所谓“清流派”,是指那些高举孔孟思想伟大旗帜,自我标榜政治上一贯正确,强烈抨击洋务派“腐败”、“媚外”、“卖国”的那些士大夫。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民国才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以及宝廷、黄体芳、陈宝琛等人。同治的帝师李鸿藻、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以及军机大臣瞿鸿玑先后为清流的领袖人物。李鸿藻与翁同龢的对手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而瞿鸿玑的对手则是继李鸿章之后的洋务派“核心”、北洋军委的老领导袁世凯。

袁世凯的主要对手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敌瞿鸿玑的清流党,一方面是对他专权不满的满族亲贵太子党。后者由少壮派亲贵良弼、铁良、溥伟、载涛等人组成,当时叫做“宗社党”。他们认定袁世凯比革命党更危险,事实也是如此。只可惜“宗社党”出道太晚,当时瞿鸿玑早已被袁世凯等人赶下了台,无法与之互为犄角。袁世凯树大根深,“宗社党”独木难支,大清国的命运已经定了。

历史往往惊人地重复,但不会简单的重复。亲贵子弟最爱享受高端生活,而政治这种非常伤脑细胞的活儿既不是太子党们所喜欢的,也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当然曾庆红、薄熙来这等对权力有特殊癖好的另类除外)。再说亲贵子弟也容易互相不服气,尤其上一辈中像红朝这般有太多恩怨的,更不容易捏合在一起。所以从历史上看,当“宗社党”、“将军之后合唱团”等这一类带有明显政治目地的太子党团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王朝临近谢幕的时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

政界的规律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满清太子党们一旁看着袁世凯等政界暴发户独揽大权、“闷声大发财”,心里当然不是滋味。而清流党无论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还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都是洋务派的死敌。面对财雄势大的洋务派,双方结成统一战线也就成了必然。

江泽民是那种外宽内忌,心眼比针尖还小的人。由于当年他初到京城,在太子党们面前过于卑躬屈膝,此后一朝手握大权,在太子党面前就显得很尴尬,于是索性敬而远之,一边把太子党们从权力中心边缘化,一边听任他们在商界大发横财。然而江推行的毕竟是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一切都必然围绕着权力运转,一切也都必须依附着权力发财。奴才到底还是最喜欢用奴才,随着江的权力日益膨胀,他手下的陈至立、黄丽满等情妇,贾庆林、黄菊等奴才自然也气焰日益嚣张,胃口越来越大。最势利的莫过于官场与商场,上海帮气焰熏天,各地官商自然百般迎奉讨好,利益输送当然也水涨船高,相形之下,不免冷落了太子党们。尤其是江泽民当年在他们面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些亲贵自然也就把他当作奴才看待,随料想上海帮一朝权在手,就连奴才的奴才也比这些主子们更得势,这口气怎么让人咽得下去?

胡锦涛的团派更是靠念马列经吃饭的,胡本人就是政治辅导员出身。由于胡长期以来搞的是党务,在政界和军界根基很浅,团派除了玩意识形态之外对军政现代管理更是隔行隔山。胡锦涛在充满活力的奥巴马总统面前那付呆若木鸡的神情却与之成为鲜明对比,不能不让人感叹:党务洋务两重天哪!

胡的如意算盘是扬长避短,利用极右路线山穷水尽、天怒人怨的机会推动政治重心向左转,以党训政,以党驭军,重回当年党棍治国的模式。为此胡锦涛上台以来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强化毛共意识形态,强化党委的权力,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不学无术的团派能够长久地控制权力枢纽,凌驾于军政技术官僚之上。到时候团派大僚高高在上,只需说一堆“政治上正确”的空话套话(反正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以党的名义指挥一切即可。事情办成了,是上面“总揽全局”的功劳,事情办砸了,是下面没有领会好领导的精神,平日看不顺眼的,正好借机“问责”,横竖总是他们那伙人占便宜。

问题是别人未必肯为你团派做牛做马。这不,十七大上洋务派联手太子党把习近平抬了出来,以“党内民主”、“双接班”的名义让习近平压住了团派太子李克强,占据了“储君”的宝座,这就叫做“釜底抽薪”。如此一来,胡导原先所安排的黄世仁和杨白劳的角色完全颠倒了,彻底打乱了团派的整个大计方针。胡导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黄世仁的,没想到黄世仁没当上,却成了杨白劳。这样一来,原先为李克强,为团派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为上海帮,为太子党,为习近平所做的了。没有了党魁的宝座,团派也就没有了呼风唤雨的权杖,眼看多年的心血就将化为流水,再装模作样地韬光养晦就是政治白痴了。于是就有了薄熙来“唱红打黑”,就有了房司令大闹四中全会,就有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薄熙来当年在仕途上的“进步”有赖于江泽民的提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而在辽宁大肆勾结黑社会的薄熙来到了重庆任上却一反常态,树起了“打黑”的牌坊,自然引来了众多议论。由于江泽民大力提拔过薄熙来,又由于前任重庆领导汪洋是胡锦涛的亲信,因此有人就说是薄熙来为了实现自己十八大进常委的野心,替江氏上海帮出手打击汪洋和他身后的团派势力。这一版本显然把上海帮和薄熙来归入了“浊流”,而把胡锦涛和他的团派归入了“清流”。可是别忘记共产党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如果说胡耀邦时期的共青团派还是理想未泯的“清流”,那么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胡锦涛时期的共青团派已经完全蜕化为热衷于江胡仇杀的“青帮”了。当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理想的时候,往日的信念只能异化为僵硬的教条和争权牟利的工具。

官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权力。不错,江泽民是提拔过薄熙来,然而那只是江泽民和薄一波之间政治交易的结果,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薄熙来根本就没有对江氏感恩戴德的理由。况且薄熙来本来就是个对亲爹都落井下石的冷血政客,在这一类人的字典里没有“报恩”二字。

再说薄熙来长期一直受到上海帮的“军师”曾庆红的排斥,这次十七大上习近平受到上海帮力挺而成为“王储”,其背后有身兼上海帮和太子党双重身份的曾庆红的明显操纵痕迹,而处事低调的习近平又是嚣张好斗的薄熙来一直以来所蔑视的对象,也是他在官场上的竞争对手。一山不容二虎,习近平成为上海帮的宠儿,这就同时意味着薄熙来被上海帮所冷落。对于本非江氏嫡系的薄来说,指望借助上海帮的抬举在十八大上入常委的愿望落了空。一向野心勃勃而又跋扈记仇的薄熙来又岂能善罢甘休。在团派和上海帮两强对峙的形势下,薄熙来只有借助其中一方的力量才能成为下届常委,因此暗中反水,倒戈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近平本身就是太子党,而且是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被立为“王储”的,因此除非他犯下诸如“分裂党”之类的重大错误,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被废黜的。然而团派又绝不甘心党魁的宝座落入他人之手,因此路线斗争就在所难免。而以团派目前的实力,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彻底赢得党内路线斗争的胜利,从而达到废黜习近平的目地实在是太难了。尤其党内路线斗争每到关键时刻都要靠枪杆子来决胜负,而军中唯一能够与北洋军委相抗衡的力量就是红色亲贵太子党,因此团派需要拉拢太子党,只有得到太子党的支持才能和洋务派全面开战,而身为太子党的薄熙来就正好成为胡锦涛拉拢太子党,尤其是军中太子党的桥梁。先前轰动一时的“将军之后合唱团”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这批“宗社党”在广州做秀的时候,汪洋亲率广东文武大僚捧场,而胡锦涛新近晋升的三名上将又无一例外是军中的太子党,由此看来,团派拉拢太子党抗衡洋务派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而薄熙来很可能就是其中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

团派非常清楚,通过一般的权力斗争很难扳倒习近平,只有通过路线斗争。而意识形态斗争,正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哨战。那么这一仗由谁来当先锋呢?薄熙来。薄先锋要怎么打这一仗呢?唱红打黑。

在前文中已经介绍了,红色与黑色在中共邪党文化中有其特殊的意义,红色代表左派而黑色代表右派,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对于中共赋予这两种颜色的意义不会陌生吧。唱红打黑之举,既标示了薄熙来所属的阵营,又是一场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的先声。有人把薄的唱红打黑之举视为第二次文革试水,很有见地。

什么是红,什么是黑,薄先锋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极左的毛泽东思想就是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黑。然而在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薄熙来的亲爹,哪个不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走狗,那也没用,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所谓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就是为独揽大权而残酷打击异己的流氓帮派斗殴。

在国殇日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早已没有任何职务,身为一介平民的江泽民紧紧跟在胡锦涛身边,俨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作为党魁胡锦涛的死敌,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现证明了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一个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及其红色司令部;另一个则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极右路线及其黑色司令部。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非如此不能保证对内部成员的严格控制,保证专制权力的正常运作。一般情况下,这种极权组织的内部设有严防第二权力中心出现的机制。一旦出现了第二权力中心,那就证明限制“异端”的机制失效了。中共邪党原本是一条毒蛇,现在变成了双头蛇,而且这两个头又是势不两立的。它们必然会互相撕咬,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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