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裴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人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依的一种重要的杜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茶货积存也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八六八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二张代写的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采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份写说：“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杜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日茶叶成为杜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杜会一般民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就随处可见，更是举不胜举了。（完）
本文取得授权于 文津出版社《中国茶酒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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