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的丛林里野兽成群，弱肉强食，你在其中挣扎、抗争、逃离，当你走出丛林反思丛林法则时，只有发现你自己像他人一样也有内心的野兽，才有可能驯化野蛮。
在长青的生命之树上结满甜美的艺术果实，你不能既紧紧搂抱着树干，同时又摘到果子。你必须放开手，与树干拉开距离，才有可能采摘果实。
200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族群的一员，她曾经爱过祖国，却因反对齐奥塞斯库（Ceaupescu）独裁统治，成为“国家的敌人”，她走出了那个丛林，成了德国人，同时成为“罗马尼亚的良心”，采摘到甜美的艺术果实。
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1953年，米勒诞生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巴纳特边境地区的一个村庄里。她所属的德裔少数族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奥匈帝国流浪到罗马尼亚的，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收买，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许多人为纳粹效劳，米勒的父亲就曾是SS党卫军的一员。纳粹的极权主义垮台之后，另一种极权主义肆虐，米勒的母亲，与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道，被驱赶到苏联古拉格群岛度过五年苦难的岁月。七十年代，米勒在巴内特首府蒂米什瓦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 一个反对专制、追求表达自由的文学青年的小圈子，创始人有德裔记者和诗人瓦格纳（Richard Wagner）、青年诗人波塞特（Rolf Bossert ）和作家克斯（Roland Kirsch）等人。这个小组或类似的地下组织，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打压，作品也被禁止出版，瓦格纳曾因此系狱。1987年，与瓦格纳结婚的米勒，随丈夫一道流亡西德。波塞特在前一年就流亡西德，但不久就自杀了。克斯同时是屠宰场的技师，在1989年齐奥塞斯库垮台前夕不明不白死去。
对于罗马尼亚，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米勒，忘不了梦魇一样的过去，但她习惯保持审美距离，以陌生人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另一方面，在当下德国，米勒同样找不到真正的家园。始终处在边缘位置的这位作家，意想不到在200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她“以诗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率描绘了被放逐者无家可归的景观”。(1)
仿真与幻美
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仿真与拟象》（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文中，一开始就转述了博尔赫斯的一个故事：一个帝国的绘图员绘制了一幅可以覆盖全部国土的详尽的地图，帝国败落之后，这张抽象的地图却仍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美。米勒好比罗马尼亚的绘图员，她目睹了这个帝国的荣衰，然后以小见大，创造了仿真的幻美。
米勒的自传性小说《心兽》（Herztier, 1994），德文原题的意思是“内心的野兽”，点题之处在女主人公的祖母吩咐孩子的一句话：“现在就让你内心的野兽安静下来”。因此，作者探讨的，是在极权制度下人的精神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英译本采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意象，题为 The Land of Green Plums，台湾出版的中译本译为《风中绿李》。我认为，宜以“青梅”来译书中写到的果实。女主人公的父亲告诉孩子：不要吃没有熟透的青梅，因为青梅里面尚未变硬的内核是有毒的，与梅肉紧连一体，过量“囫囵吞梅”就会受到伤害甚至中毒死亡。心兽和青梅这两个意象，把人类的攻击性与残酷性连接在一起。
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女主人公从乡村来到蒂米什瓦拉大学求学。她是一个倾听各种声音、关注各种事情的人。你关心国家，国家同样关心你。“有人说，高音喇叭可以看到并听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荒诞的意象，捕捉到员警国家的基本特征。像她一样，许多农民盲流来到城市，其中一些青年被招募做警卫。女主人公刚进城不久，就在街头看到一帮警卫。在虽然“解放”了却陷入赤贫的罗马尼亚，豢养他们的主子并不能喂饱他们。他们经常在市区攀摘生涩的青梅，塞满口袋，狼吞虎咽。青梅没有毒杀他们，却把他们弄愚蠢了。柔嫩的梅核毒火攻心，他们就找平民出气。“梅蛋儿 ”（plumsuckers），通常指乡巴佬或偷梅子的贼，是个通用的绰号，诸如暴发户、投机倒把分子、谄媚者、残忍地践踏死者尸体的人，乃至独裁者，都可以称为“梅蛋儿”，也许相当于中文所说的“王八蛋”。米勒笔下那些的警卫“梅蛋儿”，“他们会冲着一个人叫喊，因为太阳在燃烧，或者正在刮风下雨。他们会一把揪住另一个人的衣领，然后又把他放了。他们会殴打第三个人。有时青梅的热量冒上头顶，他们就会果断地毫不精神错乱地逮捕第四个人。……当一个年轻女子经过时，他们便盯住她的大腿，是抓还是让她走，决策往往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结果，那些受害者，就像卡夫卡的约瑟夫．K，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女主人公叙述道：“我那时还不知道，警卫需要那种仇恨，以日常的精确性来完成他们的血腥工作。他们需要通过审核以得到他们的工薪。他们只能依赖他们的敌人来通过审核。警卫要用他们的敌人的数量来证明他们的忠诚。”
同样真实而富于象征性的血腥情节，还有书中写到的屠宰场的贫困饥饿的工人：他们在宰杀动物时趁热直接喝动物的鲜血。他们偷窃碎肉、内脏和脑髓……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羡慕这样的便利，都是共同享用的同谋。米勒让我们看到，专制制度下的“血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同谋，同时也可能成为祭品。而要求这种“血祭”的首犯，就是独裁者。独裁者的通病是权力饥渴症和恐惧症，像常人一样，没有“万岁”的金刚不坏身。米勒笔下多病的独裁者的重病是白血病。“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需要到国外治疗：孩子的血，可以治疗白血病，他在家里就可以得到。”他像吸血鬼一样，定期从新生婴儿的脑中抽血，以补养体内的红血细胞。
米勒创造的荒诞的幻美，是富於戏剧张力的。作者既让我们透过透明的“第四堵墙”观看“生活”，造成一种“生活的幻觉”，又以其“陌生化效果”告诉读者：请疏离一点，冷静思考，这是在演戏！
语言暴力与诗的语言
搬演过侏儒剧团的荒诞剧的君特．格拉斯曾经说过：纳粹对德国的最大伤害，是对德语的伤害。在暴力语言盛行的极权国家，原本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文明语言遭受重创，是一个普遍现象。格拉斯注重语言本身受到的伤害，米勒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则注重暴力语言对人的伤害。她说：“我不信任语言，因为我体验到人们可以用语言为所欲为，就像人可以利用人来干种种坏事一样。语言可以造成极大的伤害。”她不信任的语言，是“社会主义化的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化的德语。”但是，米勒不得不用她熟悉的这种语言来写作。因此，在写作《心兽》时，她既要思考如何驯化极权社会人们膨胀起来的“心兽”，又力求净化被污染的德语，创造出新的富于诗意的语言。
不得不引用暴力语言时，作者往往非常谨慎。例如在《心兽》的前几章，女主人公着重叙述了她同宿舍的女友，从农村进大学的党员学生洛拉。同宿舍的女生，都曾担忧洛拉会充当告密者。可是，洛拉却成了一个风情女子，最后与一个党的官员有染。据说，当这样的“男女关系”给那个官员带来压力时，洛拉自杀了。有人在学生宿舍门口，公布了洛拉自杀案，张贴她的照片，照片下纸条上的暴力语言的文字是：“这个学生自杀了。我们痛恨她的罪过，我们为此而藐视她。她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耻辱。”有人当众谴责她“不配做我国的大学生和党员”时，每个人都鼓掌表示赞同。可是， “在那个晚上的宿舍里，有人说，每个人都感到，真想哭，但不能哭啊，因此她们以长久的鼓掌来代替哭诉。没有人敢率先停下手。她们在拍手的时候每个人看着别人的手。有几个人停了一会儿，然后感到不胜恐惧，接着又开始拍手。……”
鼓掌，原本是人类表达喜庆、欢迎的一种肢体语言，同样被污染了。他们仿佛不是以双手在鼓掌，而是以双脚在践踏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如作者所写的：“我们用口里的话，就像用草丛里的双脚一样，会践踏许多东西。”但另一方面，悲剧性的反讽在于，此时此景，鼓掌的肢体语言既是一种“比赛革命”的形式，又掩盖着无可奈何的悲哀，真是五味杂陈。
洛拉死后，为开除死者的党籍校籍而主持“党内民主”投票表决的人，就是与洛拉上过床的那个官员。洛拉究竟是自杀还是奸杀？感到怀疑的女主人公与同样不承认洛拉自杀的三个男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小说中的爱德格、乔治和库特，就是以瓦格纳、波塞特和克斯为原型的。“爱德格说，秘密员警自己传播独裁者生病的谣言，以便于人们逃跑，然后才好抓他们。”因为光抓那些小偷小摸是不够的。他的一大苦恼是：“我们不说话时，憋得难受，我们说话时，就在愚弄自己。”米勒所说的语言的不可信任，在这里得到最鲜明的表现。他们的“异见”，以及唱民谣、读德国文学的 “颠覆活动”，自然遭到员警的追猎，抄家和拷问。乔治和库特先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恐惧无处不在。女主人公出于恐惧决定逃亡之前得知：独裁者和他的警卫也在盘算秘密逃亡计划，你可以感到他们潜在的恐惧。
贝特斯比（Eileen Battersby ）在评论《心兽》的《一个孤独的动人声音》（A Lone Voice Beckoning）一文中认为，“由于那些人物惯于直面死亡，他们把人生看成一场玩笑。至于自杀，较之被视为悲剧，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把戏。”这种到了极点的浓郁的悲情，结果有可能化为一种喜剧美或荒诞的美。就像表现死亡集中营的影片《美丽人生》一样，完全可以得到像凯尔泰斯那样的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认同和赏识。
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是的，米勒把昔日的悲喜剧搬上现在的舞台。小说女主人公的祖辈，像往昔的鬼魂一样不断唤醒她童年的记忆。从而表明，共产主义的压迫，不是前所未有的，而是她在童年时代的乡村中听闻过体验过的奥匈帝国以来的压迫的延续。要区别先后发生的时间阶段，米勒以第三人称和现在时态描写女主人公回忆的“过去”，以第一人称和过去时态来叙述“现在”。这就像凯尔泰斯一样：从来不用过去时态来谈论奥斯维辛。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真正逃离自己的创伤记忆，同时需要抗衡历史健忘症。
西方线性时间观的最后指向是基督重临。在东欧共产国家，宗教虽然一度受到打压，但并没有像毛时代的中国那样被禁绝。东正教在罗马尼亚根基深厚。女主人公不时忆起祖母带她上教堂的情形。作者以反讽的对比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有人说，上帝关心你，把你提升上来；党关心你，把你打压下去。”
女主人公移居德国后，她的女友特莉莎从罗马尼亚到柏林来看她，她惊异地发现：为了获得一次西欧旅游的机会，特莉莎接受了国家安全局派她来侦探的条件。
爱过又背叛的人
将会感到上帝的愤怒
上帝要惩罚他
用刺痛的圣甲虫
咆哮的狂风
大地的尘埃
这是小说中将来时态的一例。这应当视为对邪恶的独裁者和权势者的诅咒，可是，女主人公一度觉得，从那些嫉妒特莉莎的人嘴里唱出来的这首歌的诅咒，适合于特莉莎。特莉莎死于癌症之后，女主人公改变了看法：“特莉莎的死大大损伤了我，彷佛我有两个脑袋互相撞碎了。一个脑袋充满爱，另一个充满恨。”她在特莉莎身上，发现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有被利用当告密者的潜在的可能性。因此她最后谅解了特莉莎对友谊的背叛。而这首歌中的圣甲虫，既是惩罚的象征，也是拯救、复活和重建的象征。
这样一来，借用W.H.奥登纪念叶芝的诗语来说，米勒把她的诅咒化成了葡萄园。
注释：
(1)瑞典学院新闻公报（Press Release）的这句颁奖评语公布之后，各中文报刊的翻译五花八门，多有误译并在网路引发争议，但没有人参照措辞略有差别的瑞典文原文。瑞典文原文“som med poesins förtätning och prosans saklighet tecknar hemlöshetens landskap”中的“hemlöshetens”的意思是“无家可归的”，英文 “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中的“the dispossessed”的意思是“被放逐者”，拙译因此两词兼用。
《明报月刊》2009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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