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柏林墙不仅是一堵墙，它也是冷战世界的一个标帜。冰冷的柏林墙在气势汹汹地竖立了二十八年之后竟然倒了。
二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在无数人的脑中徘徊：“那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谁是这场世界政治版图巨大变革背后的推手？”
有人说，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崩溃是东德经济崩溃、国家负债累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人说，那是因为东德百姓人心向往自由，阻挡不住的逃亡潮加上西德媒体的助力，冲破了戒备森严的柏林墙。有人说，这些观点都对，只是东德的经济并不是在一天之中崩溃的，柏林墙的建立也从未能阻止过西德电台、电视台的电波进入三分之二以上的东德家庭的客厅；东德民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大量试图逃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大部分东德人，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无奈中认可了柏林墙还将存在很久很久的现实，一位当年的逃亡者说“八十年的东德像一潭死水”。一潭貌似死水的社会怎么会突然冒出了如此强烈的生的欲望？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怎么会突然像假冒伪劣的豆腐渣工程一样分崩离析了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东德民众首先在心中推倒了那堵由恐惧砌成的“心墙”，才能推倒真实世界中由砖头和金属砌成的柏林墙。
对此，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推倒心墙的和平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牧师富勒尔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庆柏林墙倒20周年 千幅巨画展骨牌效应
文 ◎ 黄怡安 摄影 ◎ 吉森
十一月九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约一千块彩绘图案的巨型骨牌构成了骨牌墙画廊，绵延一点五公里，七日开放参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及民众流连。
画廊从国会大厦后面的运河河岸开始，沿着原来柏林墙的位置，向南到波茨坦广场。每块股牌高二点零五米，宽一米，厚四十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材质是泡沫塑料。超过一万五千名德国中小学生参与绘制，表达新一代德国人对柏林墙的认知。虽然是个严肃的主题，但看到各种不同的创意，不禁令人莞尔。
参访民众诺瓦克（Guenter Nowak）说：“围墙的倒塌非常关键，我想大部分的柏林人都会感激使其成为可能的人。”
绵延的骨牌墙于当地时间九日下午七时三十分由民众推倒，象征围墙倒塌在欧洲及世界引发的骨牌效应。
在东欧集团解体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前波兰总统华勒沙（Lech Walesa）、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代表二战后管辖德国的四个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沙柯吉以及俄罗斯总统麦维德夫，都将参加柏林围墙倒塌的纪念活动。
耗资五百万欧元的音乐会九日晚上登场，由著名指挥家巴伦波因（Daniel Barenboim）在布兰登堡门前指挥柏林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曲目包括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的《华沙幸存者》（ASurvivor From Warsaw）、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等。
据《彭博社》报导，二十年前曾为东德民众举行音乐会的柏林爱乐指挥巴伦波因回忆，围墙倒塌时他和柏林爱乐管弦乐团正在录制莫札特的歌剧。“星期五早上我们在团练，团员们非常兴奋，他们希望为东柏林人办一场音乐会。”据说，虽然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音乐会是免费的，但入场券一票难求，人们排了一整个早上的队只为拿票，只有持东德证件的人才能索票。对许多人来说，那是第一次听到柏林爱乐的演出，也是第一次进到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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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在莱比锡 开始倒塌
文 ◎ 周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AFP）
二十年前，象征禁锢的柏林墙，倒在莱比锡人的祈祷和蜡烛底下。而有“变革时代的英雄”之称的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正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回顾这一切，富勒尔笑笑地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克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您认为德国的统一大业已经顺利完成吗？”“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鸿沟弥合了吗？”“二十年后，重新站在这个广场上，您是什么心情？”问题像潮水般涌来。
富勒尔恐怕是德国出镜率最高、最有名的牧师，其实这位老者已经在去年正式退休。二零零八年三月，年满六十五岁的富勒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不再担任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除了富勒尔之外，不得不召开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退休并向公众告别的地区牧师，在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退休还不意味着富勒尔可以退出公众的视线，这个被视为二十年前那场东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的传奇牧师依然还是世界各国媒体追踪的对象。
媒体上一旦提到富勒尔的名字，后面总会加上一个别称作为后缀，最常见的是：“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运动的偶像”、“和平革命中的优秀牧羊人”或者“变革时代的英雄”。富勒尔（Fuehrer）这个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领袖”。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富勒尔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像有着天壤之别。他既不高大也不威严，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小个子牧师，有着一双温和而透澈的眼睛，不做弥撒时，成天穿着一身牛仔装，脖子上围着一条蓝围巾、手里提着一个贴满彩色贴片的黑公文箱，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工地上班的老工程师，脸上时不时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这使他显得甚至有些脆弱，只有一头像钢丝一样竖立着，剪成在德国人中非常不常见的小平头的银发，透出这位老者倔强的性格。
信仰和希望能战胜恐惧
一九四三年，二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富勒尔出生在莱比锡一个牧师家庭。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富勒尔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牧师。一九八零年，二十七岁的富勒尔进入了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和这个教堂的名字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直到这两个名字都成为了德国现代传奇的代名词。
一九八二年，东西方冷战进入了激烈军备竞赛的年代。位于冷战前线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一样惶惶不安。“德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莫非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一群年轻人来到了尼古拉大教堂，在他们的要求下，尼古拉教堂的牧师们决定为这些年轻人举办一场定期的活动来祈祷和平。从一九八二年起，富勒尔牧师担任了每周一下午五点举办的这场“和平祈祷”的主持人。接下来的两年，东西方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和平，像天堂的梦一样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参加“和平祈祷”的人越来越少。富勒尔记得“最少的一次只有六个人。那天，一个妇女对我说：‘牧师先生，您可千万不要取消和平祈祷，如果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彻底失去了希望。’”
“和平祈祷”坚持下来了
一九八六年，一批申请了“长期出境许可”的人来到尼古拉教堂寻求帮助。当时，东德有几十万人申请永久出境。在东德当局的眼中，这个举动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是受到不准备离开东德的老百姓的、排挤，甚至辱骂。“走，或是不走”成了压在无数人心里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富勒尔牧师为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对话活动。他没想到的是，这批和东德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的到来使得“和平祈祷”日益兴旺。与之同时，尼古拉教堂更加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的眼中钉。
尼古拉教堂被东德国安视为“挑衅者和颠覆力量聚集的地方”。富勒尔被看作“刺儿头”里的顶级人物。在后来解密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中，富勒尔找到了有关自己的纪录：对富勒尔的监视最早始于一九七三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九年，东德国安对富勒尔进行过两次密集型的监视。富勒尔钢丝似的头发引发了秘密警察的联想，他们把针对富勒尔的行动命名为“刺猬行动”。在八十年代，东德国安在富勒尔身边安插的特工人数不少于二十八人。
富勒尔不愿意被别人当作英雄：“我那时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好在我的信仰和希望总是比恐惧还要更大一些。”每当提到那段紧张的日子，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总是说信仰和对家人的爱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以至于在东德警察守在大教堂前抓捕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的时候，这个平时总是很谦和的牧师敢打开窗口，愤怒地拍着窗台，冲着在下面抓人的警察喊：“你别以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会记住你的长相！”
“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成为渴望和平变革的民众的聚集地。十月九日，六千人聚集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里同时参加“和平祈祷”，七万人参加了祈祷后的未经申请批准的和平示威游行。根据史料记载，当天东德军队严阵以待，有七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驻扎在莱比锡，随时准备大打出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参加游行的人数是武装军人的十倍。“他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唯一就是不知道如何对付蜡烛和祈祷。”
蜡烛战胜了坦克，直到今天，富勒尔牧师谈到这一幕，还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七万名东德民众用双手捧着蜡烛不仅战胜了坦克，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我内心的恐惧。不仅在东德，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内，恐惧的心墙在那一年被彻底推倒。
柏林墙倒了，每周一次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还在继续。在《新纪元》记者采访结束时，富勒尔牧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您知道吗？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法轮功信仰群体遭到很严酷的镇压，我曾经在和平祈祷会上为他们祈祷。”
为了纪念当年那场决定性的和平示威游行，莱比锡市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在尼古拉大教堂前广场的地上安放了一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脚印，指向当年游行队伍行走的方向。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战争和不公正，”富勒尔牧师把脚踩到铜牌上的一个脚印上，笑着做出前进的姿势说：“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把脚踏在八九和平革命纪念铜牌上。（摄影／王金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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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奇迹， 就不是现实主义者
专访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
文 ◎ 周蕾
东德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牧师克里斯蒂安．富勒尔。（富勒尔提供）
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曾是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当地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在这个教堂里诞生了东德的现代传奇：七万人手持蜡烛走上街头，冲破了恐惧筑成的“心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新纪元》采访了富勒尔牧师。
《新纪元》问（以下简称问）：一九八九年六月，很多东德居民都从西德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大屠城的情景。您看到这些影像时，是什么心情？
富勒尔答（以下简称答）：我们觉得很可怕。我们知道共产党在历史上是怎么镇压反对力量的：一九五三年，东德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和波兰的镇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事件；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六四”。克伦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就想，看来他们是想在这里仿效所谓的中国模式——开枪，使用武力把人们从街上赶走。大家都感到非常恐惧。
大家对“六四”感同身受，因此我们觉得和中国学生血脉相通。从一九八二年间，我们和波兰工会的瓦文萨、和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以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就有很多联系。我们一直关注世界各地的运动以及其所在国的反应，和那些为人权而抗争的人有联系。
问：据我所知，柏林的一些教堂为“六四”亡灵举办了弥撒。莱比锡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吗？
答：尼古拉大教堂常年一直定期举办“和平祈祷”，这项活动其实是整个东德和平革命的支撑力量。从一九八一年起，我们开始在这里举办“和平祈祷”，最初规模很小。从一九八二年起，我们开始每周一定期举办“和平祈祷”，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一九八九年，不，应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活动的独到之处在于：我们总是聚在这里，始终在同一个地方，每周都是，人越来越多，讨论的题目也总是和现实相关。很多其他城市和很多其他教堂也搞过很多活动，主题常有变化，有时在这个教堂办，有时在那个教堂办，不像我们这里始终如一，雷打不动。中国当时发生的“六四事件”也是和平祈祷活动上的议题。我们非常关注这个事件。
外国记者的推波助澜
问：“和平祈祷”一连举办了这么多年，在您的记忆中，哪几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答：“和平祈祷”最初是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内的年轻人搞的，因为太危险，所以参与的人很少。一九八六年，一些人来找我，他们跟我说：“我们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您能否为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因此，我就为这些想出境的人组织了一个“对话圈”。当时全国有几十万人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具体人数不详。我记得，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晚上给他们搞了一次活动，请了五十个人，结果来了六百个。从那以后，这些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的人就成了教堂的常客，在这里他们受到重视，在这里没有人辱骂他们，他们可以就个人的困境和大家交流。这些人成为了参加“和平祈祷”的基本成员。
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开始，警察开始封锁所有通往尼古拉教堂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带警犬和警棍，只是摆出一副威胁的样子而已。但是，这种恐吓没有奏效。老百姓对他们视而不见。这让东德的警察感到很诧异。随后，他们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没有挂莱比锡车牌的车子，星期一下午全都不让进城。警察同时封锁了火车站，没有莱比锡居住证的人也不让进城。他们越这么做，来的人就越多。
当年的九月四日，莱比锡召开了一个展会。很多外国记者来到莱比锡。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需要许可，而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采访教会的许可。在展会期间，记者可以在全城内自由走动。
九月一日，莱比锡市政府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理事全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跟我谈了两个小时，要求我们绝对不能在九月四日举行“和平祈祷”，要我们推迟一周。我们说，我们从来都是暑假后，九月的第一周开始举办“和平祈祷”，教会的活动外人不能干涉。
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教堂里聚集了一千五百人，我们走出去时，我发现西方记者已经围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在那里拍摄。开始时，我还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把我们都拍下来，无异于替国安提供情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多重要。因为，几个年轻人突然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二十秒，国安警察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当天晚上，西德一电视台报导了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和平祈祷”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切。西德和欧洲各国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而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大部分地区都能收到西德电视信号，东德人都知道了莱比锡的情况。
这下，更多的人从全东德涌来。到十月九日再次举办和平祈祷时，教堂里坐的不只是莱比锡人，也不只是萨克斯人，而是各地的都有。我们在那之前的一周，教堂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了。于是，我请城里所有的教堂和我们一起举办“和平祈祷”，那天，一共来了六千人。
德国历史上的首次不流血革命
问：听说东德当局还派来了不少共产党员？
答：他们也来了，当天下午就来了。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教堂，所以下午两点半就进来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告诉了我他们是谁。我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到尼古拉大教堂，我们的教堂对所有人开放。不过，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工人阶级不得等到下午四点才下班吗？他们听我这么说，坐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的，很尴尬。然后，我说，楼上暂时先不打开，以便待会儿一些工人和基督徒来了之后，还能有地方坐。这话把一些党员逗笑了。第二天，有两个党员来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来之前，领导跟他们讲，尼古拉教堂的牧师煽动人民造反，是反革命。他们从来没参加过和平祈祷，所以就相信了。现在他们知道了党欺骗了他们。这些党员没有闹场，他们成为了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觉得，上帝太有幽默感了，竟然把这些党员送到了教堂里。因为，我们平时怎么叫他们，他们也不来。现在党再也无法把他们亲眼所见所闻的东西从他们的头脑中抹掉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天，当我们从侧门出去的时候，教堂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第二天，我们从西德媒体上得知，在场的总共有七万人。这是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人们用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不用双手捧着不行，否则蜡烛就被吹灭了。谁也腾不出手来拿石头或棒子。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拒绝暴力。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人后来对我说，我们当时全都准备好了，对任何事情都有防备，唯一没有防备的就是蜡烛和祈祷。因此，那些军官没有采取行动。
我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惊讶极了，我对周围的人说：“请大家往旁边让一让。教堂里还有两千人要出来，加入到你们的队伍里。”大家出来后，队伍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我们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人们和平地向前走着。
这些人生于希特勒时代，后来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无神论社会。在纳粹时代，他们接受的是种族仇恨、战争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接受的又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不信神和耶稣，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根本不存在。几十年来受这样影响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非暴力”的思想，不仅如此，他们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非暴力的原则。
一个德国哲学家曾经对我说：这是一个感人的事件。我说：如果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奇迹的话，那这就是奇迹了。因为，德国还从来没有过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人因此而流血、没打破一扇窗户，没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起源于教堂的革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莱比锡人从心理跨过了这堵墙
问：当您突然看到眼前这么多人时，什么感觉？
答：首先是非常感激，感激大家都举着蜡烛，他们真的是在身体力行地实施非暴力的理念，也很高兴。同时，心也悬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在这之前一段时间，每周一的“和平祈祷”之后，警察都会守在教堂门口打人、抓人。每次都是，我们刚出来没多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清场。大家什么也没干，就在那里说说话，就会被打、被抓，然后被推上卡车带走。
我心里一直悬着。人群开始移动了。因为毕竟有生命危险，大家都没有带孩子。后来我们听说，莱比锡的军队将领打电话到柏林请示，问该怎么处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梅尔克下令严阵以待，他说：“要彻底摧毁示威游行。”莱比锡的将领们希望知道具体的行动时间，他们把游行的人数报给了柏林。克伦茨这时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那就是——他什么都没做。莱比锡打到柏林的请示电话迟迟得不到回复。柏林的行政机构在这一天像瘫痪了一样，毫无声息。因此，莱比锡的军队也就没有行动。就在他们想应该怎么办，不断打电话的时候，七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慢慢走上了内城的环城道。
当游行的队伍回到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时，我有两个很强烈的感受，一方面我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当局没有进行“中国式”的镇压，没有开枪，没有死人，游行的民众也始终遵循着“非暴力”原则，非常和平。再有就是，我意识到，从这天晚上开始，东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东德。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我们还无法预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问：东德觉醒了？
答：对，十月九日是一个重大突破。西德记者把拍到的游行的照片和录像偷偷带到西柏林，第二天，西德的电视台就播放了出来。这一下，全国的人民都惊醒了，各地都开始举办“和平祈祷”，都开始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接下来，一个变化接着一个变化：十月十八日，昂纳克被迫宣布下台，十一月初，政治局下台，十一月四日，柏林举行大型示威游行，规模很大，但是是获得许可的游行。那时，人们已经不用害怕被打、被抓了。莱比锡的游行已经改变了历史。
十一月九日这一天真的很奇特。墙倒了。这堵墙是被人们从东部推倒的。十月九日的那一天，莱比锡的人们就从心理上跨过了这堵墙，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胜利。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历史无法倒转了。这是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日子。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经历，德国没有通过战争就统一了。这是上帝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恩典。人民把自己从极权体制中解放了出来，没有借助于美元或者DAX股票，没有苏军或美军的参与。
奇迹会突然降临，但需要人去完成
问：您刚才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您认为这是一场神迹吗？神迹会第二次出现吗？
答：这一切是无法想像的。直到十月八日，我们也没想到第二天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说吧，我认为是耶稣的精神感染了人，从而转化为一个物质力量，但是是一种和平的物质力量。
人从来都无法想像奇迹或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出现。因此，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当时也以为会遭到“中国式”的镇压，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一个犹太哲学家本．古里安（Ben Gurion）曾经说过：“不相信奇迹的人，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人永远都应该记住，有可能出现不寻常的变化，也可以叫做奇迹，它需要时间演化发展。首先，人要向奇迹敞开自己的心。这种奇迹可能会出现在中国，也可能会出现在北韩，那里也可能会出现我们这里所曾经出现过的奇迹。当初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苏联，还有这些卫星国，军备力量多强大啊，没有人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众可能也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格外强大，因此无法想像会有变革的出现。就像我刚才说的，人从来都无法想像奇迹或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出现。奇迹会突然降临，但是需要人去承担并完成这一奇迹。完成这一任务的人就是民众！不是政府高层，而是民众。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万物是从地下开始生长，不是从天上往下长的。
问：您认为这种由下至上的变革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答：一个是一个像东德教会那样的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第二是牢记“非暴力”的原则。因为，暴力马上会唤醒新的暴力。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换来的往往是另一个暴力极权。民众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因为勇气会很快地消失。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不断更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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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接力
文 ◎ 周蕾
茵妮思．盖博尔一九八二年参加东德田径运动会。（盖博尔提供）
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从东方震撼到西方，鼓励着成千上万颗对自由渴望的心。其中，一个东德的女孩，为了冲破共党的枷锁，跑出一段生命中最重要的奔跑……
这个排练厅很小，四周堆满了道具，舞台上洒满了纸片。一个红头发，大眼睛的女孩大声朗诵着：“不要为我担心，我正在经受的一切虽然严酷，却不无益处。将来，我会活得更加清醒，生活也会更加美好……不要为我担心，不过，也不要抱着我还能回来的希望。”
柏林恩斯特．布什戏剧表演艺术大学的学生演出小组彩排照。（摄影／田宇）
一个瘦瘦的，把头发剪成男孩样式的女孩手里举起一只白色的喇叭。喇叭里传出的阅读监规的声音让人不禁想起冰冷的牢房：“在押人员，一个月可以给家人寄一封信件，内容不得超过十五行。”
灯光打在红发女孩的身上，一双大大的眼睛顾盼流光，喇叭中传来的冰冷的声音，衬得女孩更像一支被寒风蹂躏着的花苞。
这是由柏林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戏剧表演艺术大学四年级学生组成的一个演出小组在为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所举行的全国性巡回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茵妮思．盖博尔（Ines Geipel）坐在正对舞台的折叠椅上，专注地看着台上，学生们正在朗读的正是她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无数档案中搜集整理出来的未曾发表过的东德女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作者无一不曾遭到东德秘密警察的迫害，其中很多人早已不在人世，或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
台上的彩排已经结束，学生们坐在舞台的边上，等着听取教授的反馈。
现任柏林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戏剧表演艺术大学教授的茵妮思．盖博尔在指导学生排戏。（摄影／田宇）
“表演的很好，可是我不想要你们过多地去表演，而是要你们用心去体会这些文字，用最纯的方式自然表达，用全身心去感受那堵看不见的墙。”
寻找失落的历史和真相
盖博尔让学生去感受的那一堵堵牢狱之墙在柏林墙倒塌后，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淡出。从前东德秘密警察的监狱，如今已经成为了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在德国有很多处，记录着东德共产党执政时代的暴虐和残酷。这一切并不能让盖博尔感到满足：“八十年代末的东德是一个失语的国家，我们都像植物人一样在生活，我们不知道该对自己说什么，该对我们这一代人说什么。”
从失语的黑洞里爬出来，找到自己的语言，用来梳理一段混乱历史，再用它去重现东德那段历史，是盖博尔二十年来不懈的坚持。“对历史的记忆需要一代代真正的承传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德国秘密警察档案馆赞同这一观点，资助盖博尔手下的学生表演艺术团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用情景读书会的形式把受迫害的东德女作家们的作品重新搬上舞台。
庆祝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活动上，年轻的德国女孩正走过绘有前东德最普遍的汽车Trabant冲破围墙的展墙。（Getty Images）
“二十年很长，可是需要澄清的事实、需要探知的真相、需要消化的资讯实在太多，我们的语言过于贫乏。”盖博尔淡淡地说。
二十年的时间中，她在档案馆里泡了大量的时间，为的是找到有关自己一家和无数被遗忘的东德作家命运的真相。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奔跑
一九六零年，柏林墙建成的前一年，茵妮思．盖博尔出生在东德德雷斯顿市的一个共产党员家庭。爸爸是一个在文化宫里教手风琴的老师，至少在三十岁之前，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德雷斯顿是一个有着“北方佛罗伦萨”之称的美丽古城，盖博尔的家座落在一个长满绿树青藤的小山坡上，小时候的她就天天在弯弯曲曲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从十四岁的时候，盖博尔的爸爸开始频繁出国，每次回来总能带点好吃的东西。这个好打破砂锅的金发女孩突然被送到了一所寄宿的精英学校。在这里，她的体育天赋被迅速发现，三年后她被作为种子选手吸收进耶纳市体育俱乐部。八十年代初，她便成为了东德国家田径队的一名健将。一九八四年，她和另外三名田径队员组成的短跑小组以四十二秒二十分的成绩打破了世界女子四百米接力的纪录。
一年后，二十五岁的盖博尔退役，进入东德的耶纳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一九八九年，就在盖博尔快要毕业前，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军队出动坦克和部队镇压学生的镜头通过西德电视台迅速传遍了东德。
茵妮思．盖博尔和另一位女同学一起制作了好几个展板，上面写着“支援中国学生”。她们把展板挂在学校的墙上。盖博尔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将因为这个声援中国学生的举动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展板在墙上挂了大约十五分钟，就被校方没收。第二天，盖博尔和她的同学被叫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训话。被没收的展板成为了她们的所谓“罪证”。盖博尔知道自己再也拿不到毕业证书。
两个月后，这个金发姑娘带着少量的行李，坐上了从德雷斯顿开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夜车。接着，转车前往匈牙利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索普朗（sopron）。在距离索普朗不远的小村，盖博尔独自一人下了火车，在那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盖博尔开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但跑的速度最慢的一段旅程：她冲进通往边境的森林，在黑暗中摸索着忽跑忽停，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在森林里跑完了在正常情况下走直线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第二天清晨，到达了奥地利。
她自由了！“跑步可是我的强项！”二十年后回忆起来，她仍然没忘记那时的感觉。
每个人都要重新思索
不久后，盖博尔顺利进入了西德。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所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和社会学。而柏林墙，则在二十天之后倒塌。
有一天，盖博尔像很多东德人一样翻看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在这里她不仅发现自己的密友、教练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更让她吃惊的是，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有着八个不同姓名、多本证件、经常在西德出入的东德秘密警察国外暗杀小组的成员。盖博尔明白了小时候，爸爸为什么经常能出国。
离开排练厅，盖博尔告诉我，学生中有的来自东边，有的来自西边。“有一个学生的爸爸以前是东德秘密警察的线人。”像很多年轻人一样，这个学生也把父辈不光彩的作为当作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他一直回避这一段历史事实，参加了这次的表演后，明显地转变了对东德这段历史的态度，不仅是他，每一个学生们都开始重新思索。”
汽车载着我们驶过原来东西柏林的边界，我说：“你的四百米接力，跑了二十年，还没跑完。与二十几年前相比，不同的是，接棒的不再是你的队友，而是你的学生，历史真相就这样代代相传。”
围墙倒了，跨越历史遗迹很轻易，但对历史的记忆则需要代代承传下去，唯此才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AFP）
转头看着窗外，我想起在我的故乡，修建“文革历史博物馆”尚且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设想，在那里，历史连进博物馆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要走出博物馆，不知我的国人该如何谈“以史为鉴”。◇
过去的柏林围墙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和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区占领。一九四九年，东德成立，首都定在苏占区东柏林；而美英法占领区则成立了西德，西柏林也隶属西德，但因其处于东德国境内，故称为“飞地”。此后，苏联为迫使西德放弃西柏林，曾将西柏林的水粮供给切断，美英法由此在西德和西柏林之间开设了空中走廊，将物资由西德运到西柏林，最终使苏联放弃了封锁。
最初，柏林市民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但随着美苏冷战加剧，为防止东德人逃到西德，东德政府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沿东西柏林边界开始建造“柏林墙”。起初都是铁丝网，后被换成真正的围墙。柏林墙高三点六米，总长一百五十五公里，沿墙设有三百零二个岗楼。在其建成后，一些东德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了柏林墙，先后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两百二十一人被逮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塌，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在上面涂鸦，还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十一个月后，两德统一。截至柏林墙倒塌之日，至少一百零六人在试图越墙逃亡西德时被打死，大约两百人受伤。
柏林围墙拆除二十年后的不同景致。（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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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依然存在的地方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年
文 ◎ 李莎
长达一公里半的骨牌阵在十一月九日当天推倒，象征围墙倒塌。（Getty Images）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美参众两院共同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除了肯定东德人的勇气和信念，更指出现今在北京、平壤、阿富汗仍有一堵墙阻碍了自由的心灵。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大墙，终有倒塌的一天。
美国参众两院领袖日前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他们表示，墙不只是砖头水泥的构成，今天的独裁者都在过滤和封锁电子资讯，筑起网路墙，而美国必须承担人权责任，正视独裁者对真理的封锁和亵渎。尽管现在这堵墙破成碎片，分布在北京、平壤等地，但正如二十年前，将声音汇集起来，以我们的信念就可以冲垮这堵墙。
“美国必须承担人权责任”
十一月四日，美国对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在首府华盛顿特区新闻博物馆内、德国之外最大的柏林墙前，举行以“墙依然存在的地方”为主题、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活动。
参议员卡丁（Benjamin Cardin）、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叶 （Steny
Hoyer）、众议员亥斯汀（Hastings）以及德国大使斯卡瑞斯（Klaus Scharioth）做了发言，前美国人权与人道事务助理国务卿施福特（Richard Shifter），以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前东欧共产国家驻美大使也参加了活动。
美国对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卡丁表示：“分裂和囚禁人的墙不是都由砖头和水泥构成，美国必须重新承担起对人权的责任，不是作为任何政治领导人个人的信念或简单的一个政策，而是作为我们国家的道德义务，来维护自由。”“无论是谈论金钱或军队，还是能源或环境问题，绝不能脱离开人权这个核心问题。”
美国对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卡丁表示：“分裂和囚禁人的墙不是都由砖头和水泥构成，美国必须重新承担起对人权的责任。图片背景是在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内展出的柏林墙实物。
德国驻美大使克劳斯．沙里奥特就美国帮助结束冷战，摧毁东欧共产阵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感谢，他说，没有美国不懈的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我们不会忘记美国所做的这一切。
拆除二十一世纪的网络墙
参议员布朗巴克表示：“在庆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拆除二十一世纪的墙。”“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对肉体的暴行永远是压迫者的工具，但今天和明天的独裁者都在过滤和封锁电子资讯。我们必须面对独裁政权对真相越来越多的封锁和攻击。”
参议员布朗巴克表示：“最新的一堵反对自由的墙，就是利用网路墙来过滤和惩罚表述真理资讯的声音，这是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
他说：“我们星球上的资讯正走向全球同步共用，在网路上争取自由的斗争与武力斗争同样激烈。我们必须铲除暴政，让所有良心犯获得自由，这不仅是为了那些被压迫的人们，也是为我们自己。”
信仰和真理是我们必须保证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正视独裁者对真理的亵渎。”
布朗巴克认为，“最新的一堵反对自由的墙，就是利用网络墙来过滤和惩罚表述真理资讯的声音，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虽然没有任何暴政可以扼杀人的精神，但暴政可以努力给下一代洗脑，以掩盖历史的污点。
例如，没有人会知道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民主运动是多么勇敢，除非他们了解真相。而中国政府已竭尽全力从历史纪录中抹灭这个事件。”
“中共是人权侵犯主要因素”
布朗巴克参议员指出，“中共是当今世界各地人权侵犯的主要因素，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去做，但要对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中共政权认为，为了维持政权需要这样做。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能让人们获得更多自由，我认为这才是有力的制度。而他们也支援缅甸、苏丹等国家政府迫害人民。”
他还说：“我们不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妥协。上帝创造了人，是给他们自由。中共镇压自由，就是镇压人民。”
针对目前的退党大潮以及中共的前途，布朗巴克参议员表示：“中共没有光明的未来。它违背历史潮流，反对中国人民，因此，我不认为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应该破坏自由，但他们这样做了。”
共产党虚假的允诺
多数党领袖霍耶尔补充道，那些被迫建立这个墙的人们允诺了这么多——平等，富足，亲如手足。但他们提供的只是奥维尔所谓的“人脸上的靴子印，永远的”，他们称自己是革命者，但其行为就是要控制人类。
他说：“在那道墙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来伤害而不是带来希望的系统，当这堵墙耸立的时候，它代表了欧洲的分隔；在思想的交锋中，这堵墙又成为投降者的灰旗子。
在这堵墙上，那些无尽的涂鸦和空白的混凝土表面，如此完美地叠加出斗争——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先于它的形式而死亡了。”
“这堵墙成了碎片”
霍耶尔指出：“现在，这堵墙成了碎片，我很自豪地拥有一小块。但在摧毁这堵墙的过程中，年轻人用凿子和锤子，用吊车，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高兴的画面，让我们牢记这画面的阴暗一面。在这堵墙的碎片中，让我们提醒自己，独裁广布于我们的世界。
一部分墙在北京，那里年轻的学生们无法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一部分墙在平壤，那里学校的孩子们被迫记住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
一部分墙在恐怖份子的心里，他们把自己的人禁锢在复仇和暴力的监牢里。一部分墙在阿富汗，那里的姑娘们因为想要受教育而被用硫酸攻击脸庞。一部分墙在达佛，那里上百万人被剥夺财产、被强奸或种族灭绝。”
“冲垮阻挡自由之墙”
霍耶尔表示：“值此周年纪念，我们再次允诺要保持信念——要牢记每一堵墙，不论多高，多么可怕，最终都会投降。正如我们二十年前所为，将我们的声音汇集起来，以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声音一定会被听到——而这堵墙将会颤抖，总有一天，它会垮掉。
因为鲍比．甘迺迪曾说过：“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7期“封面故事”栏目（2009/11/12出刊）
http://mag.epochtimes.com/gb/149/index.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