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7日讯】《台湾大劫难》是袁红冰以大量中共内部第一手秘密资料为事实基础创作的惊世之作，读起来令人心神震撼。那么，袁红冰为什么能够得知大量中共内部的秘密资讯？这正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
袁红冰，中国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诗人哲学家、民主政治活动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发起人、《自由圣火》网站总编辑。现居澳大利亚。
袁红冰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内蒙古高原。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为一名知识青年流浪汉。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清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展开对蒙古人的大迫害。蒙古人民的惨痛经历深深地震撼了袁红冰少年敏感的心。他发誓，一定要把蒙古人民的苦难写出来，一定要让那些美丽、自由、高贵的生命在自己的著作中得到复活。从此，袁红冰踏上了艰难的秘密写作之路。
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袁红冰留校任教。之后，任诉讼法教研室负责人。他在高校中宣导自创的英雄人格哲学，被学生誉为“北京大学精神导师”，名噪一时。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袁红冰组建了“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一九九一年十月，袁红冰哲理散文诗《荒原风》出版，并旋即被禁。一九九二年，袁红冰主编、出版轰动一时的《历史的潮流》；一九九二年六月，在中共血洗北京的恐怖气氛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袁红冰发起并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参加的“奥林匹克饭店会议”，抨击极左思潮。
一九九四年三月，因发起和组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中国当局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逮捕了袁红冰。同时，《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被国家安全部非法没收。这部体现蒙古民族追求自由命运的史诗，是历经二十余年艰苦写作，于一九九三年完成的。
同年底，经过半年的非法监禁，中国当局将袁红冰流放贵州。在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下，袁红冰由此成为“中国当代诉讼史上的失踪者”。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的人权报告之中国部分中，两次提出袁红冰的人权案例。
一九九五年九月，袁红冰克服重重困难，又一次在秘密状态中，重新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这部被毁后重新写出的《自由在落日中》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它象征着自由的人性对专制铁幕的胜利。至二零零三年，袁红冰又陆续秘密创作出《文殇》（袁红冰自传体小说），《金色的圣山》（堪称藏人命运史诗的小说），和《回归荒凉》（描绘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普遍堕落以及高贵生命的绝望的小说）。
二零零三年，袁红冰创办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任院长；并由于出类拔萃的学术能力和素质，担任贵州省诉讼法研究会会长，贵州省政府行政仲裁委员，贵州省高级学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获贵州省教学名师荣誉称号。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出席中国法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胡锦涛接见与会代表的活动。
二零零四年七月，袁红冰为出版耗时三十余年秘密创作出的《自由在落日中》等四部书稿，借率团访问澳大利亚之机，弃中共给他的名誉地位如敝履，要求政治避难，开始流亡作家的生涯。
这四部著作，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相，更通过诗意的语言，记录下人们对自由人性的永恒追求，体现出对专制的反抗与蔑视。有评论称“袁红冰于 2004 年10 月在海外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作品将为“中国语境”在世界文学史上赢得更大的荣誉和尊重。这也是世界有史以来、中国有史以来用沾满血和泪、激情与卑微、自由和强力的文学叙事完成的划时代文本”，“四部日后注定要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巨著，… … 在海外出版，系统全面的揭橥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人伦、道德、宗教的毁灭性破坏，堪称是集史学、哲学、文学、民族学、思想、宗教于一体的奇书”。
二零零五年六月，“审判中国共产党国际司法委员会”任命袁红冰为大法官，组建《审判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罪行悉尼国际刑事法庭》。
二零零五年八月，《审判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罪行悉尼国际刑事法庭》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指控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及中共610办公室，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所犯的反人类罪行。
二零零五年八月，创办《自由圣火》网站，任总编辑。
二零零六年四月，作为《审判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罪行悉尼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袁红冰就法轮功学员诉江泽民等反人类罪案作出刑事判决，判处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四被告终身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并宣布取缔610办公室。
二零零六年四月起，袁红冰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提出当代中国“心灵苦难文学”的概念，宣导驱逐中共马列党文化，文化复国理念，从而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殖民地的命运。现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
袁红冰的主要文学著作有：《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文化与命运》；主要传记著作有《文殇》；主要哲学著作有《荒原风》、《英雄人格哲学》；主要法学著作有《法的精神漫谈》、《判断诉讼证据标准论》；主要政治学著作有《民主与共和》。
袁红冰的文学著作《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共当局把他的全部文学著作都列为禁书。中共中央常委罗干曾经慨言：“共产党数十年来培养了无数优秀作家，竟无人可以在文学艺术上压倒袁红冰一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开明派领袖胡耀邦受到顽固派整肃，失去政治权力。由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核心，一批中国知识份子试图进入中共高层的党政军要害部门任职，以便选择时机，发动宫廷政变，让胡耀邦重新掌握最高权力，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袁红冰就是这批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的灵魂人物。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担任诉讼法教研室负责人。
为实现上述政治设想，这批知识份子积极向中共高层渗透。袁红冰先后同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家族、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家族、中共原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家族、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家族、中共元老陈云和薄一波家族、中共原宣传部长朱厚泽、中共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蘋、中国农业银行行长马永伟、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许永跃（后任中共国安部部长）、中共原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中共原人民日报社长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一大批台上台下的高官，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同时，袁红冰还以北京大学诉讼法教研室负责人的身份，通过学术研究和联合办学活动，与中共国防大学、武装警察部队总部、中共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第三十八集团军、内蒙古军区、中共南京军事政治学院、中共最高法院、中共公安部、中共最高检察院、中共司法部，等一批要害单位，建立起工作交流关系。以上情况，袁红冰在其自传体小说《文殇》（第一版台湾博大出版社出版；第二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中，有一些介绍。
袁红冰在当今中共高层中也广有人脉。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是袁红冰的酒友；现任中共第一副总理李克强和袁红冰是北大法律系的同学。一大批现任高官，如安徽省省长王三运、云南省书记白恩培、广东省书记汪洋、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宁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雁飞等等，都曾是袁红冰的朋友或者同学。另外，袁红冰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贵州师大法学院、贵州警察大学等大学长期任教，他教过的大批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广泛分布于中共党、政、军、公安、国安等重要部门。
以上介绍的，就是袁红冰有能力获知中共内部秘密资料的个人背景情况。
《台湾大劫难》一书所依据的资料，大部分是由中共高官或者要害部门的良知人士，冒巨大的个人风险转达出来的。为保护这些良知人士不暴露身份，作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秘密资料是受到整肃的中共高官的家族成员，因对中共极度不满而透露的，其中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家族的成员、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家族成员等。
《台湾大劫难》主要的资料依据之一，是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这份文件是二零零八年六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被中共列为最高保密等级；会议地点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设在北京西山洞穴深处的战略指挥中心会议室；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人员不足两百人，包括服务人员和会议工作人员在内仅三百余人；再加上会议内部保卫人员和会议后作文件档案处理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也不超过五百人。就是这样一次小范围的极度保密的会议的情况，竟然也能详尽地泄露出来。再联系到不久前的赵紫阳秘密录音曝光事件——赵紫阳在严密监控下，仍能通过中共内部良知人士的帮助，成功完成录音制作，并顺利转移到海外——这一切均说明，中共内部政治危机加剧，政治矛盾重重，连保密制度也千疮百孔。而保密是中共阴谋政治的生命线；保密制度出了问题，说明中共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与危机。
不久前，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的秘密录音在海外公开曝光之后，引起轰动。该录音已经整理成书，中文书名《改革历程》。同把赵紫阳秘密录音转送到海外的中共内部良知人士相比，转送有关《台湾大劫难》一书秘密资料的中共内部良知人士所冒风险更加巨大。赵紫阳秘密录音的内容固然属中共核心机密，但毕竟是二十年前的事，许多情况已经因时间而解密。《台湾大劫难》所揭示的有关中共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大量内幕，都属当前中共最核心的政治外交战略机密。这些资料的曝光很可能对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中、美、日、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料，《台湾大劫难》一书不但会在台湾，而且会在国际上引发轰动效应。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