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
汉代学校教育，原来甚为发达，到了东汉末年，国家动乱，政局不稳，因而逐渐废弛。至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开始渐次发展教育。曹丕篡汉，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到了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遣。”（以上均据《文献通考 学校考二》）
又《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记载：“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其非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由此可见当时太学尽管开设，学生不少但内容空疏，有名无实，所谓太学成了装饰品。东吴只有学官而无学校；西蜀则国小民贫，年年用兵，更谈不上学校的设置。以上是三国时代的太学情形。
到了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承曹魏太学的旧制，稍加扩充。《宋书 礼志》载：“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者听留。诏曰已试经者留之，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
这是晋初的一次淘汰，因为曹魏的太学生多非就学，而是避役，所以有这一次的修改。晋代的国子学，到了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国子祭酒及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设之大学也）及灵台（望气之台也，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当时太学生的人数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类不齐，因而十年后，又再定必须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学。后中原板荡、两帝被掳，于是太学也就无形停闭了。
东晋建国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马的蹂躏，纷纷南徙避难，这一批知识份子怀着中原旧有的文物礼器以俱来，于是江左也修建太学；但因此时的朝廷政权旁落，内乱时起，学校受到了影响，因而时兴时废，毫无成效可言。到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新立太学。后因王敦构乱，致教学多未执行。一直到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学。
以上是魏晋时代太学的大概情形。至于地方教育，那更无可观了。曹魏和西晋立国短促，州郡学校大多在平靖时则开设，在变乱时则停闭。东晋的年代较长，朝中虽屡经政变，而大权则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国颇不一致，也没有统一的或长久的计划。总而言之，自曹丕篡汉，到东晋灭亡，将近二百年（公元220-419年），在这时期当中，学校教育虽不能说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说是在若有若无和时兴时废的状况之下度过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扰攘，祸乱相寻，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和魏、晋时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复立国学、玄学、史学、文学，凡四学并建，皇帝的车驾数次巡幸宗学馆，对那些苦读者，给的赏赠优厚。（《南史.宋本纪》）
齐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诏立学。初期宋太宗时置总明观以汇集学士，亦谓之东观，而齐武帝认为国学既立，乃省略总明观。至东昏侯永元初，废学。可当时也有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的情况。（《文献通考.学校考二》）
梁－－梁武帝于天监年间，除于京畿、地方建立国学以外，并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一人，充任馆长，而以五经教授一人总其成。其所授课程不外五经之术、六艺之文。学生只问程度，不限资格，果具才能，虽寒门子弟皆有入馆求学的机会。生徒入馆求学以后，由馆供给膳宿。馆中亦有定期考试，其能射策通明经术的，即可委派一种官职。五馆既不限资格，又不限名额，所以四方学子负笈求学的非常踊跃，每馆学生皆多至数百人。
武帝自建国学开五馆以后，尝仿效三代视学之礼，亲临省视，一则祭奠先师，一则奖励勤劳，并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学。这样积极提倡，不遗余力，不但学校发达为南渡以来诸朝之冠，即讲诵经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当时北方学者闻风而至的亦复不少。
此外梁代经学的昌明，还能远及国外。如《陈书.儒林陆诩传》：“梁世，百济国（即朝鲜）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这足以表现梁朝不仅昌明本国的文教，而且对于朝鲜半岛的文教，也有积极的贡献了。可惜武帝晚年时，学校教育的运作由盛渐衰，及至侯景之乱，也就无形停顿了。
陈──陈代地域较梁代为小，而且当大乱之后，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学官，后遭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陈书.儒林传》）
至于五胡，日在纷乱之中，其能保存经学文艺最有功的，当推前汉张氏。其他如前秦苻坚讲礼兴学；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汉化的建国。甚至如刘曜和石勒，也曾经注意儒学。
◎北朝学校较南朝为发达，一则由于国君的积极提倡；一则由于时局比较安定：
北魏──当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时期，即积极提倡经学，在首都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充当教授，学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这是北魏太学的创始。次年特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又于城东建立太学一所，令州郡选派才学之士，进京求学。
到了献文帝的时候，乃规定州郡学校的制度，遍设乡学：每郡设乡学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华风，迁都洛阳（公元494年）以后，事事都模仿汉人所为，变胡服而衣华装、断胡语而从正音；一切礼仪制度，无一不效法汉人。至于开设太学、讲论经术，尤为汉族文化的特色，他对于此种文化的特色，极力提倡。所以在洛阳除了设立国子太学以外，又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
自此以后，北方承平将近八十年，不仅国学、乡学都比较南朝为完备，即私人讲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这个时候，正当南朝梁武帝提倡学校教育的时候，介于五、六世纪之间，我们若是统观南北朝的教育，要算这个时期为最发达。
北齐──《隋书.百官志》：“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大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三百人。”同时根据《北齐书本纪》以及《北史儒林传》中都记载着：北齐兴学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虽僻处西方，而对于儒术，非常尊崇，故对于学校方面，尚能认真办理，并非虚有其表。如《北周书.李昶传》：“昶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他对于教育，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于御前，令他们与大儒讲经论术，当时同辈都极为羡慕。《北周书武帝 静帝本纪》这都可以证明其重视教育的程度了。
综合以上的史实，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学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称道之外，其余各代都不甚发达，政局不稳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学生为避乱、免傜役而来，目的不纯；同时社会风气崇尚老、庄清谈，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长文学，海内景从，一般士子也对经学的研求放松了。
—转载正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