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高耀洁医师原为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在中国的爱滋病预防和教育方面她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倡导人。她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被人们看作为中国的一位民族英雄。她亲自到过中国10多个省市、成百座村庄，来提高那里的人们对预防爱滋病蔓延的意识度。她关心爱滋病孤儿，揭露真相，指出中国农村爱滋病泛滥现象是由中国政府腐败官员的合谋，以及故意装着无知造成的。
高耀洁医师被誉为现代的中国德兰修女。她亲自照顾爱滋孤儿，把他们从街上领到家里。最多的时候她家住了12位孤儿。她安排并协调人们收养这些爱滋孤儿——一开始在山东，然后在全国各地。通过“智行基金会”，来协调中国第一个爱滋孤儿收养事宜的杜聪先生也在开始工作第一年由高医师“提供”孤儿，以便让他们脱离贫困，以及不会再被人遗弃。高医师还亲自在中国筹款来满足这些孩子们的需求，而同时自己不拿任何报酬。“我们不能站在一边什么事都不做！”高医师无私的精神，激励了许多其他人来接受挑战，帮助这些弱势的人们。
在过去十年里，高医师不但通过她的医术，而且还通过她尖锐的著作来提倡预防爱滋病，以及亲自帮助爱滋病人和孤儿。因为高医师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她获得了无数次国际嘉奖以及奖金。她把所有这些都用来购买和分发提高爱滋病意识度的材料上。她将她出版的10多本著作上的版税，以及她大部分的个人收入均用来写作、编辑、出版以及分发这些有关预防爱滋病的书籍和手册。她还亲自从她自己的家里面，向全中国分发了50万份她自己写的和印刷的教育性的书籍，还有120万份有关预防爱滋病的资料。
因为高医师的勇敢作为，她的人格以及动机遭到那些想损害她名誉的人的质疑。她请求纠正一些误解：“我不是爱滋病人。我没有受到感染。我的家人也没有患爱滋病的。我只是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
对高医师来说，她和中国政府的冲突的性质和政治毫无关系：她和中国政府之间在2002和2003年的争论是中国有没有爱滋病。中国政府声称中国没有爱滋病人，而高医师将她可信的专家研究报告呈现给当地，以及全国性的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说明中国全国范围内的确正在流行爱滋病，情况非常严重。当时她已经知道自从80年代以来，爱滋病就开始传播了——但中国政府还是一直否认中国有爱滋病！这就是他们之间争论的根本性质。
2003年后，中国政府开始承认有爱滋病人了，但它们拒绝承认国营和私人经营的血库是传播爱滋病的主要渠道。虽然国家机关宣传指出爱滋病完全是由性行为放荡以及吸毒造成，高医师的研究清楚地显示：许多爱滋病人是年轻的儿童和老年人——他们性行为不活泼，其父母和其他亲戚也没有通过传统的性行为传染到这致命的病毒。这证据表明在正常健康人群当中爱滋病主要的传播渠道是用受到污染的血来输血。由于国家鼓励利润收入丰厚的“血浆经济”，这种现象变得更为严重。
“血浆经济”实际上就是卖血，然后再向健康的人士输血。一个典型的血库运作过程如下：首先收集血的人叫来一大批年轻的村民，让这些献血的人在一家血库附近的酒店集合。这些献血的人每天都献血，血传到一个机器里，大家所献的血都在这机器里混合起来，然后他们将血浆和红血球分离开来。这些重新混合在一起的血然后就给医生拿去。这些医生就把这些共同混合起来的血做医疗上的和非医疗上的用途。这样一来，健康的人很容易通过用这些混合起来的血输血而感染到疾病。
对高医师来说，否认血库在爱滋病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成为了一个学术上以及事实分类上的争论——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但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纠正这个问题。她自己曾经是一位省里的领导，也是一位医学教授，她曾经试图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影响人们去改变这一现象。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她承认当时她很幼稚，可她却直接和省里最高一层的领导谈论过此事。甚至河南省省长和中国的副总理吴仪都和她见过面讨论她的研究发现。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在学术上和职业上给予高医师应有的礼貌待遇，反而把她当作一个异见人士来对待。安全人员开始跟踪她，窃听她的电话，严密监视她的活动。 2007年，还软禁了她两个星期——一开始是不让她去美国领生命之音机构颁发的“全球女性领袖奖”。前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代表高医师说话后，最后他们才允许她到美国来，但她的整个行程中均受到一位政府密告人的严密监视，这位密告人在她访美期间当她的翻译。
高医师的家人也因为她所进行的活动受到压力和迫害。2008年，当她获悉因为北京奥运会她又会遭到软禁的时候，她就从家里逃走，在外隐藏了两个多月。政府的安全人员向崇拜她的人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和她联系或者拜访她——包括爱滋病人、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高医师的保姆在政府施压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同意在她家监视高医师，把她每天的一切行踪报告给政府人员。那位保姆最后不能再监视她了，就辞职了。她坦白说中国政府因她向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收到两倍的工资报酬。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中国时，请求和高医师见面。中国外交部一开始同意她们见面。可是当高医师从河南的家里刚到达北京时，河南政府就派一位官员到北京，试图不让她和克林顿见面。美国大使馆把她藏在一家酒店里，最后她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见到了克林顿国务卿。
2009年3月末的一天，法国大使馆官员打电话给高医师，通知她法国政府已经授予她著名“妇女人权奖”。她请求他们将这项奖和她4月中旬将要在上海接受的另外一项奖放在一起颁发。然而，当上海的奖延迟后，她和法国大使馆再也联系不上了。
5月6日，她电话线被切断——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对她采取行动。这迫使她又隐藏起来。在高医师这次隐藏期间，健康状况开始下降，她变得更加憔悴。
当“对华援助协会”得知高医师作为一位因为为中国弱势群体争取权利而所处的情形越来越危险时，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在6月份和她取得联系，并开始咨商美国政府中的有关官员来帮助她。对华援助协会为一基督徒国际人权组织，它被迫采取人道主义的行动，来使这位受人尊敬的年长妇女脱离危险。
高耀洁医师说，她逃脱中国政府的迫害，逃脱可能遭到的逮捕而来到美国，是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让她在身心上得到恢复，这样同时也能撰写并出版三本书，来揭露中国爱滋病流行的真相。她希望在她过世前继续提高人们的意识度，寻求国际上的支持来照顾那些成百上千万的爱滋病人。
对华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在2009年8月7日陪同高医师顺利抵达美国。抵美后不久，在对华援助协会协调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同仁夜以继日完成编辑她撰写的《血灾﹕10000封信》增订版。她要在世界爱滋日12月1日那天向美国公众宣布这本书。过去三个月当中，她和对华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刻苦工作，还要完成另外两本有关中国爱滋病流行的书稿。
对华援助协会祝贺高耀洁医师完成了她这本书，这是一本将会改变世界爱滋病中国研究面貌的书籍。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倾听她揭露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并且同时不要忽视中国弱势群组的艰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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