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5日讯】(美国之音2009年 12月 04日报导)每年有100多万移民抵达美国，其中有一小部分寻求庇护。庇护申请者必须显示法律所说的有充分依据的恐惧，也就是害怕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和持续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联邦移民法庭的庇护庭法官直接听审这些申请者的案件。庇护申请者常常会有骇人听闻的经历。新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天听取那些最恶劣的人类行为描述，法官自己也会受到精神创伤。一些人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这项调查要求庇护法庭法官匿名写下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位法官写道：我不得不听取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听那些我绝对不想听的有关酷刑的证词。我希望我没有听这些事情。
司徒亚特·拉斯提格博士领导进行了这项研究。他说:“显然，很多法官日复一日地听取这些可怕的事情，在心理上受到创伤。”
拉斯提格博士是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他说，一些庇护法庭法官显示出各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其中包括夜间恐惧、幻视，以及惊慌。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是直接遭受创伤的结果。
但是，拉斯提格表示，这些法官的症状是次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法官本身开始呈现某些症状。他们的心理问题是有一些想法，甚至梦魇，他们摆脱不掉。他们坐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地听取庇护申请者讲述创伤和暴行，这使他们很难有效、理智地应对工作。”
黛娜·马克斯是美国全国移民法官协会的主席，也是一位庇护法庭法官。她说，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有感情投入，法官也不例外。
马克斯说，她跟她的同事每天必须听审三个到四个案件，这个指标太高，她担心这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说:“我们的工作环境常常被描绘成在交通法庭审理死刑案。假如法官判断出错，当事人遭受的后果很有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米里亚姆·布拉沃是危地马拉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她不想告诉记者她在危地马拉遇到了什么事情。
布拉沃说:“你怎么能想像出我经历过什么生活，我有什么遭遇？有些事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非常痛苦，我不愿去回想。”
布拉沃向主审法官讲述了她的情况。但是，法官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她琢磨这是不是因为法官听审这类案件听多了。
她说:“我那天恐怕也就是第四个或第五个接受听审的人。法官已经疲劳了。过一会儿，又一个人要进去，要讲更可怕的事情，然后，又一个人。法官每天都这样。”
布拉沃认为，或许法官根本没有听进去她讲的事情。她坚持说，假如法官听进去了，就会批准她的庇护申请。
拉斯提格表示，在他的调查中，法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障碍或许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听不进去申请人的话。
他说：“我会想，我们这些法官怎么能屏蔽自己，不受这些听上去让人很难受的事情的影响。”
但是，拉斯提格表示，他也在想，是不是也会发生相反的事情，这就是受到心理创伤的法官会变得特别敏感，因此更可能批准庇护申请。
他说：“法官可能过于认同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因此，可能会更容易批准申请。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自身的防护机制而对所有听上去令人惊骇的事情不看不听？或者，一个人会不会一下子心软了，申请者申请什么就批准什么，而不是用心审理实际的复杂案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
马克斯也是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她说，多年来，她听审了1万6千件庇护申请案。她认为：“一个法官必须同时具有同情心和中立性。这是一种很难协调的复杂操作。法官要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
马克斯承认，假如一个法官因为反复听申请者讲述可怕的经历而使自己的判断受到了影响，她不会感到意外，但是，她也说不准。她认为，这种事情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