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7日讯】2009年是梁启超先生去世80周年。而2008年正好也是他曾经参与过的“戊戌变法”110周年。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包括经济史、科技史）、语文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包括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社会学家、佛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家和诗词家、新闻出版家和政论家、文物和图书馆学家、地理学家、科普作家……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其57岁时去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留下的不仅有1400万字的著作，而且还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对共产党将毒害中国的判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梁启超去世，只有仅仅的八年时间。这段时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并分裂的时期。虽然那时梁启超一直住在北京或天津，没有去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但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统治区的情况还是传到他那里。他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批判。
梁启超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他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就说过：“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
但此时的他对社会主义还不是很了解。他说：“遂说（指康有为的）理想之国家，实无国家也；理想之家族，实无家族也。无国家无家族则奈何？以国家家族尽纳于社会而已，故曰社会主义哲学也。”
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文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礡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同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903年2-10月，梁启超游历加拿大和美国，并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同年冬，他以游历所见撰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再次提到马克思，说他是“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他在1904年所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说：“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入手。”“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另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其麦克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苏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
特别是《纽约社会主义论坛》（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过不少著作）总撰述哈利逊氏，向梁启超全面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从他那儿得知：“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计之，已共九百万余，而近一二年来，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成为全地球第一势力。””梁虽认为此言“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计意之中。”在那次会见中，哈氏送梁“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丛报凡数十册”。
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写《中国之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并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但1905年成为梁启超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大言倡导革命，“心醉共和政体”，甚至一度准备与孙中山合作。但在之后，他开始反对革命。导致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在阅读当时欧洲知名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权政治论》和波伦哈克的《国家论》之后，加上他对美国共和制度的考察，认为中国不具“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另一方面是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影响。梁启超同年写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於戏，俄罗斯革命！於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梁启超在写到“谓全俄之秘密结社，不下百数，而主义互相出入”之后，作了“中国民党闻词语当起如何之感”注解，于是他主张“无血革命”，也就是“君主立宪”。在此文中，他说：“吾以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废除土地私有权），苟其不成，固无论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响，犹至可危。可则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国，或则使帝国将来之骚动，倍蓰十百于今日焉。”可见，梁启超开始反对革命。
1907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刊登了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并为之作序。梁在序文中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虽然他中国那时还无“国富膨胀”的问题，但他还是建议要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他认为：“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之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一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梁启超游历欧洲时，曾想亲自去苏联看看具体情况，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他认为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评论列宁：“以人格论，在现在以列宁为最，其刻苦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涌入中国，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用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梁启超发起的共学社也大力翻译与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但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说法，认为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他反对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1921年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他在文中说：“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1925年，他又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中说：“中国社会到底有阶级的分野没有呢？我其实不敢说，若勉强说有，则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这些人也是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
虽然只存在有业阶级与无业阶级，但梁启超看到”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联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记得前车上海报上载有一段新闻说，一位穿洋装带着金丝眼镜的青年，坐洋车向龙华去，一路上拿手仗打洋车伕带着脚踢，口中不绝乱骂道：“我要赶着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这段话也许是虚编出来挖酷人，其实像这类的怪相也真不少。”
所以梁启超说：“我近来极厌闻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主张：“欧美人今天的运动，大抵都打着’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这个旗号我认为在中国不适用，应改写道：’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
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时是1925年，那年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后来在给《给孩子们书》中说：“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他又在《与顺儿书》中又说：“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现在到处发现工人和共产党闹事（因不愿罢工而打），实为珍闻。”
1926年1月2日《给孩子们书》中说；“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了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于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同年3月29日，在《给孩子们书》说：“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这一点梁启超分析是不到位的，如果他活到中共建政以后的话，他会发现老实巴交的“老郭、老吴、唐五”们也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对他进行批判。
梁启超不喜欢共产党，他参与创办的中原公司被共产党“共了产”，于是他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多次把他的尿血症称为“赤祸”、“赤化”。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他对共产党发起“工潮”不满的话，那么下面这些就是直接对共产党进行批评了。
1925年9月3日的《与顺儿书》说：“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
1927年3月29日，在《给孩子们书》说：“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件之后，于是他5月5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这样说：
“受病的总根原，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刀俎上肉。这种实例，真是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惩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连最近吴稚晖弹劫共产党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因为附和日多，军队的素质远不如前了。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旱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其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划，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错，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也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划，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们本来要在北方这样闹，但一时未能下手。蒋介石当然也是他们的’反对派’，所以在南京先试一下。他们最盼望帝国主义者高压中国，愈高压则他们的运动愈顺利。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完全上了他们的当，简直是替他们做工作。他们的战略真周密极了，巧妙极了，但到他们计划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句结，西和那个军问句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己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这几天五一节、五四节等，不惟北京销声匿迹，即党军所在地，也奄奄无生气，可以窥见此中消息。）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糊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也还像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真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肯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会像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同月11日《与顺儿书》说：“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勘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
当时武汉与南京分别存在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在“宁汉合流”之前的六月十五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对局势做出分析：“以现在局势论，若南京派得势，当然无避地之必要；若武汉派得势，不独我要避地，京津间无论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然中国现情，多不可以常理测度，所以不能不做种种准备。”
于是他为了避难，甚至把钱寄给远在美国长女梁思顺（即梁令娴），以备避难的时候用。最后果然是蒋介石派胜利了，梁启超用不着“避难”。虽然他在孙中山去世以“为目的不择手段”评价孙中山，但他去世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阎锡山、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还向其送了挽联。阎锡山的挽联是：“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
“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可见梁启超的先见之明。在梁启超刚好去世20周年的时候，共产党终于依靠“强盗”、“小偷”、“土棍”、“流氓”，借“抗日战争丰满了羽毛”，借助于“苏联人的帮助”与“美国人幼稚”，以及利用“蒋介石的人性”打败了国民党，正式开始祸害全中国，直到今年正好60周年。
梁启超曾说：“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确实中共发起内战，导致数千万的人死亡。其建政后，又导致数千万上亿的人死亡，单单是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就至少导致3600万以上的人饿死，以及导致数亿人受到迫害。而现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荒漠化。这一切却是罪恶累累，不出梁启超所料。
全国人民这样，梁启超的家人与后代也不例外：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梁启超给其写信讨论共产党最多的长女梁思顺，1966年文革爆发时受迫害自杀；长子梁思成虽然为中共政权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但他还是在1972年因受迫害去世；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文革中被被揪；追随共产党参加新四军的梁思宁，早在1948年就被开除党籍……对此，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文革中对表妹、梁思庄的女儿总结说：“梁氏家族全军覆没。”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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