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柳宗元的为人，韩愈知之甚详。他们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写了《柳宗元墓志铭》，文章写得酣畅淋漓，具体真实。现选译如下：
柳宗元，字子厚（以下均称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能干，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他很年轻时，便已经成才，并考取进士科第，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刚毅，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言谈纵横上下，意气风发，常常使满座的人为之叹服。因此名声哄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要收他做自己的门生，众口一辞地推荐称赞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因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援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炼，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以消胸中郁闷。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后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
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许多家庭得以团聚，家长与子女抱头痛哭后，莫不对他们的恩人子厚，感激涕零！
衡山、湘水以南 准备考进士的人，都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子厚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眼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刘禹锡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他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子厚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不久，有人把刘禹锡的情况告知了皇上，刘禹锡因此改任连州刺史。
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现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起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象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世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像在做司马、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至死。
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像这样的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即使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裴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生前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事据《韩昌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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