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6日讯】 反右运动，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兼具了延安整风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延安整风虽具思想斗争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远未波及到全社会上；文化大革命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巨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诖舐缴希允俏抻谐龊跗溆艺?—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无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断。后生晚辈们诸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说：“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i]”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从‘四五’到‘思想启蒙’,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ii]”着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iii]”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iv]”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所必修的一课了，就像小学生学乘、除法之前必先学加、减法一样。
但王绍光博士却不以此为然。这，正好回到本地风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了还原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双方就必须就着三个环节的框架来进行探讨：一是反右的起因，是发动者被迫反击，还是预先有一个阴谋存在？二是反右的性质，是进步的、正义的还是倒退的、邪恶的；三是反右的后果，是推进了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幸福，还是导致灾难重重、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人民啼饥号寒、道德普遍沦丧？我们的商榷就是对每一个问题中的两个选项各抒己见，拿出论据、进行论证、作出抉择。消极地说，要极力避免王先生指出的弊病：“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v]”但愿此非王先生夫子自道。
一，反右的起因
王绍光博士说：“‘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接着又说：“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vi]”这就是说，他的主张既非“阳谋说”又非“阴谋说”；此说法就以“无谋说”命名好了。
对于“无谋说”，李昌玉先生有话：大家知道，在毛泽东鼓动下开始“大鸣大放”之后，当时毛泽东就是依靠报纸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一个没有当时现场生活阅历的人，一个不了解究里的人，今天仅仅根据当时的报纸来分析判断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因此，王绍光教授说明反右不是毛泽东的预谋，阴谋，或阳谋，而是被迫采取的反击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识分子中妄图夺权，从工农干部从共产党手中夺权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泽东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赶快声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杰作，进入中南海后最大的杰作，我搞的就是阳谋，我早就承认了，你王绍光小子干什么要替我辩解？[vii]
首先，我们要从明确概念做起，然后才能进入实质性讨论。
我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他这句话本身就是对自身的否定，就是“从‘定义’这一‘概念’出发”的。试想，如果你不懂“定义”这个概念，那麽，你能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一切思维都是从概念的定义出发的，讨论问题的逻辑思维更是。概念与概念联系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系形成推理，然后雪球愈滚愈大。所以逻辑思维又叫做“概念思维”。因而讨论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概念，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歧义、出现牛唇不对马嘴，或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阳谋”是毛泽东生造的词头。他把“阳谋”与“阴谋”对称，用来否定“有人说，这是阴谋。”[viii]但，这是不合乎常规说法的。他在文革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之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光明正大才是阴谋诡计的反义词，这也才是合乎常规的说法。反右时，他不敢把自己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卑鄙做法，说成是“光明正大”，才用“阳谋”来胡搅蛮缠。当然这是他的贯计，用“阳谋”已是早有前科了，第一次是用来篡夺党权、取王明而代之的。“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ix]”他这个“兵不厌诈”的名堂，可叫做“抢占名词高地”。紧接其后，用“跃进”取代“冒进”，还是“抢占名词高地”的故伎重演。他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x]”好像玩一个改变名词的把戏，就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就能变无理为有理。在前面王文指斥的“强词夺理”的人中，毛泽东应该算一个。直至如今，人们说起“阳谋”，从语意上说，其实仍是指“阴谋”；从语感上说，则表现出对流氓无赖的愤懑和嗤之以鼻。在当时我读这篇毛文时，读的是《中国青年报》，白纸黑字，这样登载：“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阴谋。”说来说去，还是阴谋。实话倒是实话，但因改了原话，四个正副总编三个划右派、一个撤职。虽非完全由此，但由此而受到报上鸣鼓而攻之；我却是记忆犹新的。
我在研究“反右”中发现，有把反右归因于“阴谋”的，有归因于“整党内敌手”的，也有归因于“整风失控”的，。。。。。。（我在拙着《还原1957》一书中，共指出10种归因[xi]。）但没发现，在不是调侃的情景下、有附和毛的“阳谋说”的。毛的孝子贤孙没有不替他、为这一说法脸红的。党内的、正经八百的权威说法，是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半路阴谋”说。开始不是阴谋，“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xii]”阴谋从此开始，后来李部长也参加了引蛇出洞。他死乞白赖地一再邀请章伯钧参加座谈会，坚持要他发言，果致章这条巨蛇引出了洞。但非只此而已，他心怀内疚地回忆到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如∶“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xiii]”
我说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定一个讨论守则，为的是突出地强调不要“武断”，要有“论证过程”，以避免前面提到的王文所指出的弊病。可惜，王文在论证过程的头一关，在概念（如“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在逻辑上就过不了关。他说：“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已经过了半世纪，自然会“有”他们的下代、更“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那麽，他们这时属于哪个范畴？是叫“知识分子分”、还是仍叫“工农干部”？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是血统工人出身，他仗着成分优越，不但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对工宣队那样诚惶诚恐，而且嬉笑怒骂、当面调侃工宣队长：“我要告诉我儿子：你千万不要上学，长大了好当工宣队。别学你爹我、就因为上了大学，如今还得接受文盲的再教育！”（本来是工农或其干部，一上大学，便成了臭老九。这里就从概念上揭示出矛盾！）
在王文中，“知识分子”、“工农”、“共产党人”三个概念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大部分不能说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实际多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了。王先生把知识分子从工农中掏出去，然后说：“工农反倒少了。”他又把知识分子从共产党中掏出去，然后说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这样说，当然右派至今仍在说的“党天下”，就是血口喷党了。除了知识分子，哪里有党？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到太子党，学士的学士、硕士的硕士、博士的博士；哪里是共产党在一党专政？是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太大”呀！至于那些不是共产党御用文人的极少数独立知识分子，王文说：“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看来，撒娇也好，争宠也罢，虽丧失了“道德优势”，但这是对“政治优势”的逐臭，自甘付出的代价。
“工农代言人”办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食概念混淆的恶果，致使代言人对自己的对象都难以把握了；因为一有“知识”，工农及其干部便都由香变臭、都跑去当“臭老九”了。其实，王文也不光是概念混淆，你看文章的铺叙，也是逢说东、就说西，腰里一句、腿上一句，狼腿扯到狗腿上，让你摸不清大头小尾。但他却还总是口称“逻辑、逻辑”地振振有词。
让我们来恭读王文：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紫丹按：再“非常突出”，还能“非常”到哪里？别说“突出”，能平起平坐吗？即便像你下面说的情况：——）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王文）
这里就暴露出，王博士讲话理不通。知识分子在“党外”时，就说：“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说到“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时，合乎逻辑的结论本应是：“共产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然了，岂止是“突出”？一向是“党天下”。这既合事实又合逻辑。但王先生却要换个“角度”：“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不从党派角度讲、“不谈”了。“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难道不是共产党的作用、或说党和御用文人合起来的作用“太大”，而是胡佳、师涛、高智晟、刘晓波等这些“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吗？换了一个角度，便相机偷换了概念。
其次，论据要合乎实际，论证要合乎逻辑，这样，立论才能站住脚。
王为“无谋说”摆出的论据一共有5条：1、他看过“各类报刊“、“原始材料”；2、毛发动鸣放的动机是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等问题；3、认定毛“万万没有想到”；要不是的话，毛“还要用这些人啊!”4、毛泽东、共产党和工农为“轮流坐庄”言论激怒；因而5、“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分述于下：
1、所谓“原始材料”，实际是一场残酷的幽默。
王博士说，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紫丹问：这话说得合不合实际情况？如果“说要民主”，其罪恶之大就更不可思议了吗？），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王文）
如果说，相信报纸上连篇的谎话，甚至当上愤青跟着起哄，如洋人的华人岳母大骂“放屁”之类，发生在当时，这都是不足奇怪的。但是，问题是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事情都基本上水落石出了，一个在美国得了政治学博士的人，竟还要这样硬说；人们会认为他是在跟常识开玩笑。难道饱学的博士还当真相信大跃进时代，人民日报上套红登载的亩产量“十几万、几十万斤”的数字吗？这类的撒谎可不是一件、两件或千件、万件啊！而是直到今天还比比皆是呀！居然能说出如上话的人，不是对反右因言治罪、置右派于夹边沟等葬身之地表示愤恨不平，所以才揭出“原始材料”当反面教材、就像揭出当年“大跃进歌谣”以冷嘲热讽一样；或者就是麻木不仁，再者就是丧失良知、居心自欺欺人。既然王博士“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他自己也说到过：“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紫丹按：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是整风又是反右的背景）。”那麽，我们就再来看他是如何“很震撼”，“会有强烈的反应”吧！
真正在反右当中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汉阳中学事件”中枪毙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谬矣。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许多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哪一位御用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道，才抱着政府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xiv]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xv]
正视发生在王博士身边的这个事实，你就知道《铁证》是什么玩意儿？更别说其他“铜证”、“豆腐证”等“原始材料”了。因为学生要求升学而自发闹事，参与劝阻的副校长王建国反被诬指为幕后策划者而遭枪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虽然中共中央英明、伟大、光荣、正确，“汉阳事件彻底平反”！但如果仍有人把《铁证》，当成“原始材料”而理“直”气壮、气壮山河，作反向“震撼”和“强烈的反应””；读者也只有徒叹王先生读报和记忆的选择性了！
徐贲说：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xvi]
这种“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不仅对反右派斗争“在起作用”；而且对彭德怀、刘少奇、甚至林彪，皆然。着名党史专家高华说：“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紫丹加注）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xvii]”如果有人以文革时的“各类报纸”为“原始材料”而大事宣扬：“刘少奇就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嘛！”他要充分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天赋人权，自是无可厚非的。人们应持理解的态度，人各有志，意见不必强求一律，不能硬是不让人家丧失天良；而其维护好话坏话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则彼此无异议也。
2、毛“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的动机，与其动作南辕北辙
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王文）
既然“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是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等；那麽，谁脱离工农群众，工农群众自己心里最清楚明白；可为什么人民领袖不大力号召工农大鸣大放、来帮助党整风，偏偏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呢？毛除非是糊涂了；否则就是另有打算。事实表明他一点也不糊涂。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大致上等于知识分子的外延）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xviii]”。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是要“斗”出“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只不过是不同的说辞而已。实质是从早先到最近,毛一直怀有“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历史所确证。不然，毛为什么会在请求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上，竟表现出终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反常态的“两大出奇”—-对知识分子甜言蜜语、笑容可掬、千呼万唤、诚恳得出奇；对工农群众弃之若敝屣、冷若冰霜、不屑一睬得出奇呢？这就又导致另一大惑不解：为什么毛的动机和动作对不上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关切中心何在？
这一时期，在中国与在国际共运中的事态发展，都与苏共20大揭批斯大林有关。这在中共八大上有反应。所以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反对斯大林主义与维护斯大林主义的明争暗斗。从各种资料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确认李志绥的看法：“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xix]”毛的每一步骤都是为了达到继承斯大林、当世界革命导师之目的。这一点已经是不争的了。他欲达此目的，就必须死死抱住斯大林主义。他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xx]”
循此，来考察苏共20大的后续变数，以及毛的应变，一条清晰的轨迹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反对苏联出兵，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xxi]
关于匈牙利事件，中国怂恿苏联出兵，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共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xxii]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xxiii]
毛泽东所以态度强烈地反对苏联出兵波兰，是因为波兰只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这一点正合毛意。毛这时候出的一切主意，对苏共都是包藏祸心的，都是为了擡高自己，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事后也证明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的分工是，苏共管欧洲，中共管亚洲，现在，毛的魔爪已伸进欧洲。至于刚过10天，他就自食其言，就坚决违反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就坚决主张出兵匈牙利，则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为毛所不容﹕要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要苏联撤军，要芬兰化。这些弊端，宛然存在于中国的“党天下”和“一边倒”中。
据师哲的回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动手。[xxiv]就着这一点就能说明，毛泽东施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或说“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一种思维定势，炉火纯青达于化境。对国人，对洋人，一视同仁。有句老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个国际版的“反右”，随后就会出口转内销的。寒山先生也作如是观﹕“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xxv]。”
请参看此后毛在党内的一系列讲话，就可对“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的动机，明若观火了。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xxvi]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xxvii]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xxviii]
我所引用的毛的讲话，一是来自八届二中全会，另一是来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
毛还说﹕“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xxix]。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i]。
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侧重点上也与刘少奇不同，刘是从发展经济和克服官僚主义上着想。毛是从阶级斗争上着眼，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ii]”他还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xxxiii]”
从上面这些杀气腾腾的讲话，来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必然会引出个九九归一的结论，这就是，早已暗藏杀机的毛泽东，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通过血腥镇压，坚决扫除“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和“乌龟王八”！王若水先生在《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93页上写道：“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都是原注）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王若水在1956年就观察到了“杀机”，后来来在1957年动手“杀”，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中国必须立即、来一次狠狠地肃反！”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向党内发出的信号。
实践检验真理。这一点可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iv]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xxxv]当时他的动机，他的如意算盘是：“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xxxvi]
3、说毛“万万没有想到”，是一项无稽之谈
“19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王文）这个说法能拿得出“论据”吗？不需要“论证过程”吗？
从上引毛在党内的讲话可知，毛把最坏处都想到了，远比王文说的“那样的言论”严重得多。所谓“万万没有想到”，实乃庸人之见、痴人说梦！倒是毛把内心的肃杀之气（新式肃反）隐藏起来，转换为满面春风，以极大的诚恳表示要“主动的整风”，实际上是假的，这一点才是人们（特别是党内）“万万没有想到”的
记者说：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王回答说：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王文）
文革时，王已到懂事的年龄，他现在该能够回想起周总理在当时的作用了：面对文革那样的动乱局面，是步步离不开周这个管家能手的，能说毛不需要用周吗？可他总蠢蠢欲动，想打倒周，只是因为“反周民不依，反周必大乱”，才未凑手。但毛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最终还是用癌细胞害死了周。欲知其详，可阅《晚年周恩来》。这一事实，该是对王“‘要用这些人啊’论”的有力反驳啊！
徐贲先生说得好：按照（王的）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vii]
王博士说：“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
文革时用周恩来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反刘少奇，能说明毛在延安时用刘少奇反周恩来，当时“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吗？
让我们作具体分析。现象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事物的客观本质、是毛主观的宗旨、是异中之同、是“万变”中的不变。贯穿于前、后两个场合的红线是毛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因此他必须反右，先巩固“党天下”；再搞文革，把“党天下”变成毛氏“家天下”；反苏修、赫鲁晓夫（包括中国的），是为了夺过斯大林的长子继承权。手段同是通过“引蛇出洞”（引出资反路线，是“引蛇‘引蛇出洞’”）、置对方于不义、激怒“群众”，他来充当救星、收拾局面。对于这一点，最了然于心的是邓小平。因为他是前一场合的犯罪主体，又是后一场合的受害客体。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就是邓举行的活学活用毛这一阴谋的现场讲用会。现在来请齐奥塞斯库作为参照物。奥氏调令军队去镇压群众，军队却调转枪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体地枪毙。
邓小平呢，他将军队调至北京，进行思想欺骗（中共的术语是“思想教育”），然后驻足待命，与学生和群众对垒、僵持。一则绝对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辩论、口角，甚至过头的言语、行动；二则他们会误导学生去做些激进的、冒险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则事实证明，他们会唆使坏人混进群众队伍中胡作非为，甚至杀人放火；四则军队中也会出些极端份子做出惹起众恶的事情；最后，最无耻的一招是他们制造一些“共和国卫士”，算在群众账上。他们却心怀叵测，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宣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爱人民，一定要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军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时;恰在此时，不惜以任何手段进军天安门的命令一下，履带和机关枪便会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门！
邓短子嘲笑齐奥塞斯库妄长了一个高大的身躯，齐奥塞斯库噬脐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在反右时，利用右派激怒干部；在文革初，则是利用刘邓激怒学生。表面的“相反”，适足以“相成”。
4、“轮流坐庄”的言论尚未出笼，毛老早决定反右
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
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王文）
就事论事，“轮流坐庄”,是天津日报5月27日才报道的消息,提出此论的,是天津市第三女子中学教师黄心平先生。可是，在此12天前，毛通过文章和文件，早已昭告中共高层，决定反右。毛怎会把尚未发生的事情当成原因、来发动反右呢？王文实属无稽之谈。所有这些无稽之谈的集大成，曰：“猖狂进攻论”。
撮总而论，否定“猖狂进攻论”者，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也不是国际反华势力，而是有良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先生，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viii]这是经过实践验正过的历史结论。
另有，中共党史专家许全兴教授在他的专着<<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从整个报道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ix]
在我们夯实论据之后，再来论理：即便说建议“轮流执政”等，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呢？退一步说，即便不对，也是听不听由你；难道因言就该治罪吗？而王文连邓小平的感觉“打击的分量也过重”，都没有，而是觉得咎由自取。
5、屈服于“压力”，有违于毛之为毛
王文说：“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毛泽东是个一头碰到南墙上的人啊！毛泽东何时在乎过“压力是非常大的”呢?难道反右的压力比文革的压力还大吗？众所周知，他关于自己一生中做了两件事的叙述；文革算一件，他说是赞成的少，反对的多。这个“多”不仅指数量，而且包含程度的强烈，导致全国底朝天、打内战、党政瘫痪；最上层也做出了无比强烈的反应，这便是所谓的“二月抗争”。三老（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拍案而起，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要保护老干部，要稳定军队等。这个压力不可谓不大，但结果怎样呢？不但没促使毛作出停止甚或减缓文化大革命，反而是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简称“反击二月逆流”，狠狠地反击了他们，更大规模、更加残酷地打击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并停止中央政治局活动，让中央文革取而代之。
那时，周恩来禀告毛泽东，被打倒的老干部已超过95%的界限；如此大的压力，总该算莫此为大了吧？但，毛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为什么毛泽东单单会在整风遇到压力而会在立即转向反右上表现得那样乖乖呢？
王文有一个空白：整风，毛有内在动机：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反右，不见毛的“内在”动机，只见“外在”的原因：一是为右派猖狂进攻所激怒，二是屈服于左派强大压力。于今（不是50年前），就事来说，毛反右的内在动机已大白于天下；就理来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是毛自己的原理。王文何以避而不谈这一点呢？（上篇至此，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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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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