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今年是纪念世界人权日60周年，喜看中国人民人权觉悟今胜昔。此时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女儿、维权运动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现代史上最坚决的、毫不含糊的维权战士之一。她的维权精神感天地，泣鬼神。4月29日是她为维护人权、反对极权殉难40周年；今天（12月16日），是她76忌辰。光辉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35岁零4个月13天。
一、林昭是一个为人权抗争的自觉的殉道者
一个人，他是为什么而死，就最终地表明他是为什么而生。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至死尚未达到，就会“死不瞑目”。这就说明，一个人的“人死观”就是他对人生在主观上的终极关怀，在客观上的最终定格，也即他“人生观”最彻底的表现。所以评定一个人说要“盖棺论定”，就是这个道理。一般胸无大志的平民百姓，大致如俗话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野心家，如年羹尧（有说是袁世凯？）所说：“大丈夫可以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不管是否他说的，说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误会成是毛氏语录也绝非异想天开。也有的是为了子女，也有的是为了爱情，也有的是为了信仰，也有的是为了兴趣或事业……总之，为什么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义，就会既景仰其人格之伟大、崇洁，又慨叹其没能策略地委曲求生。岂不知生命与生命权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枪毙前一分钟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丧失了生命权。林昭是为了捍卫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于全民的生命权以及作为人之异于动物的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难友劝她:“何必这样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林昭回答:“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这是艺术性的表达，作为政治表态，林昭始终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生命权、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她说：“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这不仅是她的言论，而且也是她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真的，是毫无例外的每一步行动，包括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维护自己或别人的、或大家的人权、自由。
人权是自然的，是人人应有和必有之权，那为什么还需要维护和捍卫呢？在中国，自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就从此在灵魂上再也站立不起来了，不仅灵魂上如此，而且在肉体上也还都被判处了“死缓”，苟活待毙于倒计时中。所有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无生命权，通过“在楼梯上打架”（林昭对“阶级斗争”的戏称），脑袋随时可以搬家。说成文绉绉的“朝不保夕”或说成大老粗的话：“晚上脱了鞋还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内心充满危机感。谁能说“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元帅、内阁大臣在内？林昭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发出了“还我人权、自由！”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个“我”，并非第一人称、单数，而是岳飞“还我河山”中的“还我”二字。她不是仅仅坐而论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些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她更应该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我们后死者应该继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还我人权、自由！”成为当今中国舆论的主旋律、家喻户晓的人权觉醒以及全民统一维权步伐的行动目标！虽然我们都没有林昭那样伟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谓“天下之达德”），但我们无论如何总应该和总能够去推己及人地维护人的人格尊严吧！ 宪政学者李铁先生说得好：“生为一个人，每一个人要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严为天。不论我们有多么贫贱，多么无知，与一切作为人的有尊严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份、地位无关，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剥夺人的任何应有的权力，与生俱来的权力。”
二、她， 为维护右派的人权，被划了极右派
她划右派并不是因为她大鸣大放、猖狂向党进攻。不是的，连小鸣小放都没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追随革命、比较“左”的青年。她非但没有鸣放，而且对别人的某些过激鸣放都不以为然。当《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红楼》编委会时，林昭批判他们说：“我有受骗的感觉！”意思是平常亲近相处，想不到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毕露原形。但当党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虫张牙舞爪、无限上纲、粗暴地整人时，她又质问：“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林昭在日记上写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怀强烈不满，但还一面仍是“我把党来比母亲”。
她曾在在大会上坦诚揭示自己的内心矛盾：“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思想发展的分水岭就在这里：从时间来说是1957年，从性质来说是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以前种种错误、恶行都是受“组织性”之驱使；以后种种嘉言懿行以至堪称为崇高、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胆识，都是来自良心的驱使。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恶名远扬的反右派运动以来，我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罗刹的嘴脸，则我断然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
可见她是由于不“跟着共产党去反右”，才划为右派的；她表明自己“只好”“ 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气、气壮山河地宣称：“怕死不反共产党！”
“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是当代中国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于取舍不同，各人走了殊异的人生道路。当她在会上抛掷出这一观点时，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后者中有人说：“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根据陈爱文的回忆：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论。她也曾受骗、受组织性驱使作了一些违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又如，与父亲彭国彦划清界限，连姓“彭”都不姓了，只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乡是同音，于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时，她把家庭成分报成“反动官僚“。但是，后来她就觉悟了， 跟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觉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受骗的年龄，但尚未达到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后来她愤怒控诉道：“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这明显是接受了父亲的影响。父女刚刚离而复合、心心相印时，女儿被捕了；“我们家完了！”受尽迫害而仍坚持活下来的父亲，绝望了，服药自杀了。父亲是个留学英国、很有见识的宪政学者，林昭从父亲那里获取了哪些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这是需要寻找新的资料、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
当她受组织性驱使时，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里，冻得发抖、嗥叫，她没有恻隐之心、悲悯之怀，而是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当牧师在被赶出教堂，他以《共同纲领》里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辩护时，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间停止宗教活动劝牧师走开。又如，对张元勋“我有受骗的感觉！”等等等等，反省起来令她痛彻心扉。她在狱中告诉张元勋说：她从前对他说的“受骗”，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骗！“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组织性”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敌。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极权如不泯灭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监狱里所以会盛行着惨无人道，就是党性发作的原因。再质地纯洁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党性占上风，就会麻木不仁，甚至能从对地主丧失人性的残忍中感到一种“冷酷的美”。可见党性残毒之剧烈，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陆人间种种惨不忍睹的罪恶之源！
毛泽东竟厚颜无耻地跟他的中央大员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98）这里所谓的“在这件事情上”、“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是无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泽东的要求，不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这个份儿上，不让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时白发二尺长，死前身体疼痛得使他把一个塑料瓶捏瘪；不让张志新这位党内同志死前遭轮奸，临死把头垫在砖头上割去喉管；不让林昭长期被残酷地蹂躏，最后从病床上拖去秘密处死，然后向家庭讨5分钱的子弹费；那麽，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良心尚未彻底泯灭、党性还不纯粹的表现。
在她的所有论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这类词汇：自由、民主、人权、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举例如下：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 情！”
“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邉拥姆e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邉樱 ?BR>
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的制度，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我倒并不怕被别人骂几句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惟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在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坚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呐！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邉拥姆e极分子！”
“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有一位看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人，发表观后感说；“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论和主义。人，只要有未泯灭的良心和正义，就能在一片混沌里分辨出善与恶、美与丑。”
如果把具体形式撇开，林昭与共产党的斗争，放在灵魂的领域，就是良心与党性的生死搏斗。是的，是生死搏斗，她为此自杀四次，被杀一次。
扩而大之，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所有它进行的党内、党外的一切斗争，都具有这一性质，只是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把它恶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罢了。以此用来定性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正确的，不过需要加以补充，这就是表现在制度的层面上，“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党天下”。
共产党反右派运动的历史及其种种罪恶，都可以集中地浓缩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运动而不了解林昭，就盖难以避免本质性的缺陷。
三、 她，为维护公民的人权，被处以极刑，褫夺公权终身
自从林昭划右派后，“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进一步表现为“极权与公民人权的矛盾”，为己为民，大声疾呼：“还我人权、自由！”她用“怕人的眼光”死死盯住极权、极权政治、极权暴政、极权统治、极权制度、极权寡头、恐怖制度、奴隶制度、奴役制度……
夫极权者，乃对权力之运用、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之谓也。弗里德利克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极权主义》，1954年出版）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林昭看过这类书，可他却能在中国独一无二地首先指出毛共是“极权统治”，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一切的恐怖组织”，；实在是又“难能”、又“可贵”的。而她反极权的言行，正好与这六条不谋而合。分述如下：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林昭就此指出：“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麽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 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林昭又指出，极权体制是“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这就是作为治国之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林昭把这样的阶级斗争称之为“在楼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利益分野为基础——恰恰相反是要掩饰这样的分化与冲突；它是按照统治的意志，人为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性之恶，动物式的嗜杀性。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为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词批判这样的煽动“血和仇恨”的阶级斗争逻辑，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她已经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杀戮的逼近和来临，她自己也最后牺牲于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与仇恨”之中。 千（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
她对共产党的认识与挞伐，鞭辟入里，擒贼擒王。她指出：“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澡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通过批毛“言志”的歪诗，来批判毛的陈旧、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她在监狱医院墙上写下的《自由吟》五章也被他们判为“反革命诗词”，“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注说：“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在她参与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其施政纲领的“八项政治主张”（后简称“政纲”）里：“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3、政府垄断军队
尚未发现她在这方面的论述，但“政纲”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
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就必然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重视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许因为林昭是学新闻出身的，因此，她对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实质有更多的关注、思考，更为尖锐的批判。她指出，中国的报纸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装饰门面”，不断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为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还是“御用的情报中心”，通过所谓“内部（参考）资料”而提供国内情报，以“供捉风捕影”的内部整肃和发动“阶级斗争”之需要。
尽管林昭在书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视：“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麽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
她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也就是说，社会、国家的极权，不仅体现为“以党治国”，更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即所谓“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党内生活的极端专制”，层层监视和控制为基础的。林昭说：“我所在的并非书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非刑残害”的极端“暴行”，而又严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这里“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甚至不谈‘盗德’”，如林昭所说，是把专制的逻辑，推行到了“干净，彻底，全部”的极端，而这样的秘密特务的“恐怖制度”正是极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或组织基础”。
“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 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警察制度固然制造恐怖、使人人自危，但相当多的情况是首先自己吓自己，自己内心里首先就住进了公安局派出所。而林昭，她正好是首先砸碎了自己内心的公安局派出所，先安内尔后攘外，所以他总是心无怯懦，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心安理得。
6、集中管理的经济
在她的视野里，独立思想、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等，大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这本是她关切的中心。但当“共产党疯了”的时候，不惜民力，劳民伤财，大跃进，大折腾，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大搞食堂，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大话空话假话满天飞，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特别是对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她伤时忧世，满腔孤愤，爱国之情、反党之心益炽，与自己有共同看法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找黄鸫崔k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称赞彭德怀为民请命，抨击毛泽东倒行逆施。其中一文《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邉拥闹苯俞峁Z}９伯a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党内健康的力量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纠正极左路线。
一九六二年，他们成立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里，关于经济的有三条：“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
她说明：“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就这样，1960年10月她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 被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医”回家，同年12月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次收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
林昭实现了自我，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她把刘胡兰“怕死不当共产党”改为“怕死不反共产党”，她才真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张元勋探监，让我们看到她——一个骄人、感人的真实形象。她占有精神上的绝对优势，居高临下地怒斥那般极权小丑残暴不仁的恶行和卑鄙无耻的勾当；她是多么地大义凛然呀！小丑当场出丑，胆战心惊，无地自容，他们是多么地害怕她呀！就算他们有枪杆子，可以枪杀她，但仍用橡皮塞子塞进她嘴，不让她发出声音，因为她每句话都是对极权统治的判决词和维护人权的宣言书。直至她死后40年的今天，人们去上坟祭奠她，仍遭到监控，甚至审问。“你为什么要去祭奠她？你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她不就是个死人吗？”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庞然政权，怕一个它肉体消灭了的弱女子、“还我人权、自由”的幽灵？！
这就意味着，极权者告诉维权者说：“宣扬林昭精神，对于我们是最致命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