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
● 三一四之后的第五天，站在拉萨街头的凤凰记者，采访的几位“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
● 3月24日，北京举行大型展览《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揭幕大厅四幅大照片，强烈显示中共四代领袖毛邓江胡，是西藏的解放者，救世主。
去年八月趁北京奥运重返拉萨，本想多住几个月，但事与愿违，因被指控拍摄满街全副武装的军警，我被警察传唤和搜查，七天后不得不离开。在远去的飞机上，我写了一首诗：
“匆匆告别拉萨／拉萨已是一座恐惧之城／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比五九年、六九年、八九年之后所有的恐惧加起来还多；／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尽在呼吸之间、心跳之间，尽在欲说还休之间、无语凝噎之间……”
而我所表达的，并非我一人的感受。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一句博盖（藏语）：“瑟瑟其。”其意是小心，注意，谨慎，这是如今博巴（藏人）之间最盛行的相互叮嘱。值得一说的是，有一种感受，竟然似乎是以族群来区分、
汉人在拉萨不要命地挣钱
一个下午，我和母亲搭计程车回家，刚坐上，就听计程车司机在兴致勃勃地高唱流行歌曲：“坐上火车去拉萨……”。他这一高唱让我注意到他，故意问他：“是不是你们现在觉得特别安全？”“当然喽，”他说着四川话，“你看嘛，他们好辛苦哦，有了他们，我们就安全喽，我们特别安全。”窗外，几个持枪军人正一步迈上公车，要检查公车里穿曲巴（藏装）的人，包括老人和妇人，要检查公车里所有看上去像藏人的人︱︱不是我恰巧看见这场景，而是这几个月来，每天有许多时候，在拉萨，都在发生类似的事。
我继续问他：“三一四那天你在哪里？”“还能在哪？当然是在拉萨喽，”他颇为兴奋的样子，“就那天，一天我挣了一千多块钱！”“怎么会？”这倒是我闻所未闻。他有点不满地回头瞥了我一眼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哦，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有几次，那些藏独分子的石头差点打到玻璃上，我硬是躲脱了，就这个样子，我拉个人多要个几十块钱，不算为过吧？并且，我告诉你，还有哥们比我挣得多呢，那天。狗日他瓜娃子硬是要钱不要命！嗨，在拉萨挣钱不容易哦，简直是提着脑壳在挣钱哦。”我忍不住笑了，就说：“那你何必还在拉萨呢？回自己的老家去挣钱嘛。”“你说得轻巧，”他又不满了，“就因为老家一分钱都挣不到，才跑到这里来的嘛。再说，这个地方要是没得藏独分子的话，还是比我老家安逸，空气好，水干净，我回去都不习惯喽。”
他可真够坦率，但说实话，令我烦忧。北京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过自己的民族：汉人就像水母，只要在哪片水域出现，就会以疯狂的速度繁殖，瞬间蔓延大片水域，污染水不说，还让其他水生资源一概枯竭。此刻忆起，诚如斯言。
一个向晚时分，我与先生散步到宗角鲁康看布达拉宫夜景。走过全副武装的武警驻守的巴尔库路口，仰首望去，布达拉宫的上空竟有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在飞旋。那是什么呢？银白色的鸟儿？还是银白色的飞机？不可能是飞机，因为实在太多，但如果是鸟儿，为何单单会在布达拉宫的上空飞啊飞？但很快，我对天上的兴趣，被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拉回到地面：“……嗨！这下子，满街都是汉人了哦。”
凤凰记者与高音喇叭的语言
听上去，非常兴奋、非常开心，我注意到说这话的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汉人，就跟充斥拉萨的许多来自汉地的农民工一样。他身边的男男女女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悠闲地走着，大声地聊着，其中一个妇女还向武警露出一副送温暖的笑容，而平素对藏人横眉冷对、持枪相向的武警也作颔首微笑状，这可是我这回第一次看见这些凶面的国家机器突然会笑了，突然变得有人性了，哦不，准确地说，分明是有选择性的专门针对汉人的人性流露了。这让我想起“三一四”之后的第五天，如同央视海外版的香港凤凰电视台，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可是那个站在街头的凤凰记者，她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她显然也是有选择性的，她的眼中没有生活在拉萨的博巴，似乎被她采访的这些人才是拉萨的原住民。
布达拉宫的上空本来漆黑一片，但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还在不停地飞旋，显得格外地奇异，而且凄厉。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像飞蛾扑火一般，单单在布达拉宫上空飞旋的是什么。
在拉萨的七个早上，总是把我从睡眠中扰醒的是一个孩童尖叫的普通话：“……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外婆……”恍然间，时光一下子回到以前的许多个此时，我总是被这尖锐的童声扰醒。
这又是拉萨实验幼稚园的喇叭在教育孩子们了。自我家于一九九四年在这里盖了房子之后，就跟这个幼稚园成了邻居。其实并不是近邻，之间隔着一条街和许多商店，但它的喇叭之高分贝，除了周末，每天都会响彻周边广大地区，想必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些经年不换的节目。不过，我过去从未像此刻这样意识到，为什么拉萨的幼稚园很少播放西藏歌曲？为什么拉萨的幼稚园总是雷打不动地播放这个用汉语教授亲属称谓的节目？西藏是有自己的儿歌的，我曾在拉萨买到过一盘儿歌磁带，有一首就是教藏语三十个字母。藏人对亲属是有自己的称谓的，如卫藏，父亲的父亲叫“波拉”，母亲的母亲叫“嬷啦”；如康地，父亲的兄弟叫“阿库”，母亲的姐妹叫“阿索”；如安多，儿子叫“希勒”，女儿叫“希姆”。虽然西藏的亲属称谓正如西方英语国家的亲属称谓，没有那么多的叫法，不像有着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七大姑八大爷人人各占其名。
西藏自治区不如改叫西藏省
实验幼稚园是拉萨最好、收费也最贵的幼稚园，不但有藏人儿童，也有汉人儿童，家长一般都是各单位在职干部。我从网上找到该幼稚园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教室前挂着一幅标语，写着“建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显然这个标语解释了为何十多年来，喇叭里总是在教“爷爷、奶奶”，因为只有学会那样的称谓才能规范孩子们的语言。从小事做起，从娃娃抓起，就在不远处的拉鲁小学，○七年九月开学时，我看见这样一条标语横挂在校门口：“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既然如此，实在无需一再颁布什么民族区域自治法了，西藏自治区不如改叫“西藏省”得了。
又一个下午，我和家人去了西郊一家叫“江湖菜”的四川饭馆。这是我的要求，我想看看以汉人居多的那边是如何一个情势。果然，车一过雪新村，往西去就看不见几个持枪站岗的军警了。德吉路上还是饭馆火热，菜肴飘香，不过“赞普宴”倒显得冷清，我曾写过这个饭馆：“据说是拉萨某大贵族的后人所开，因为该贵族是某世达赖喇嘛的家族，穿着紫色锦缎藏裙的领班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得意地介绍：我们老板是王室家族。哈！就这‘赞普宴’，每个包间都用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赞普（藏王）来命名，这间是‘松赞干布’，那间是‘赤松德赞’，所以嘛，食客可以这么打电话来预订包间，喂，给我定‘松赞干布’或者我要‘赤松德赞’”。
北京西路的“百盛超市”还是彩旗飘飘，贴满刘翔、郭晶晶等体育明星代言的商品广告；天海路上更是挨肩接踵的饭馆，中国各地的口味不一而足。似乎什么都不曾减少，博孜（藏历）佛诞月时，博巴最爱放生的泥鳅煮在锅里变成了“扒泥鳅”，连长着奇数蹄子的毛驴都可以红烧或者汤锅；越来越少的“阿不索”（图博卷毛狗）会不会已经变成了案板上的肉馅，被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与本地禁忌相悖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愈增愈多，我为此写过：“仪轨中的禁忌，这是需要了解的。只有了解禁忌，才会知道哪些是‘犯戒’，哪些是‘玷污’与‘被玷污’，哪些是永不可能从头再来。那样的细节：一些不容触犯的禁忌被触犯，一些不容改变的仪轨被改变，一些不容取消的习俗被取消；那么，遭到损害的，甚至终究颠覆的，会是什么呢？比如饮食上的禁忌：不吃口味强烈的蔬菜，不吃水中动物和长着奇数蹄子的动物，等等。我还应该更多地了解。只有了解得越多我才能明白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被瓦解了。那么，遵守以及坚持呢？遵守并且坚持这些禁忌和仪轨，或者恢复已经消失或者残缺的禁忌和仪轨，是不是在重建一个世界呢？”
然而，除了每时每刻在被粉碎的禁忌，别的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在拉萨的西郊，碰到的芸芸众生高谈阔论的都是钱、钱、钱。一个蹲在街边的男人，对着手机正大声地嚷着要包什么工程，对了，他的口音是东北话。我想起在我的博客上结识的藏人阿甚，事变期间恰在拉萨，于是成为难得的见证人，撰写了纪实长文。阿甚对我说过，“三一四”那天，从西郊眺望拉萨激烈而激越的东边，犹如眺望恍如隔世的另一个恐怖世界，黑烟缭绕的那边不属于异常宁静的这边，而将两边隔离开来的并不是空间的距离，说穿了，是族性的距离，更是心的距离。
二○○九年三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