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当贡噶扎西先生朝我走来时，我还没有准备出适当的问题。那时，我既没有录音机，也没有一支运用自如的笔。这次见面，对我来说，突如其来。其实，我到维斯康辛的全部目的，是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经和为我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寻找民俗细节。
可是，我的朋友彻底地把我看成了一件新产品，到处推销。“现在，”她又说话了，“你就站在这里，别走开啊，有个会汉语的人，马上来见你。”
她解脱了，留下我在休息大厅里东张西望，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人，多大年龄，性别如何？喧哗渐渐地落去，人们都坐下，吃起了午饭，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着，可是，我必须一本正经地等着。
他来了，面无表情，似乎在审视我的身份。“我叫朱瑞，在西藏工作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勉强开场了，为了完成朋友塞给我的使命。
“可以。”他礼貌地说着，递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叫贡噶扎西，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
我向走廊的两边看去，还好，发现了不远处两个靠着窗子的红色折叠椅，就都朝那里走去，坐下了。我随意地问着我们谈到中共在西藏的文化灭绝，他说，“现在差不多每四个蒙古人中，有两个已被汉化了，我们不想重复蒙古的悲剧。”
“事实上，每四个蒙古人中，差不多有三个，或者三个半已被汉化了，过不了多久，蒙古族也会像满族一样，在这个世界消失，我是说内蒙。”我说。
他沉默着，对不能确定的事，坚持着不妄加评论。我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狡诈、粗俗的官僚相，也没有流行的焦躁，他显得平和，安静，甚至温文尔雅，尤其是声音，很低，怕惊扰别人似的。
“您见过达赖喇嘛吗？”他的声音更低了，有如展开稀世的祖传珍宝，骄傲而谨慎。
“没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单独晋见。
他转移了视线，也转移了话题：“如果我的回答有不清晰的地方，或者需要进一步探讨，请随时打电话，即使很小的问题，也没关系。”
访谈稿整理出来后，我首先寄给了他。因为擅自发表我们的对话，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尤其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媒体的多年歪曲，已使汉民族，可悲地对西藏问题差不多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误解，我不想雪上加霜。事实上，三月西藏的和平抗暴，本是中国民众从二千多年的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契机，是1989年以来，平反“六四”的第一线曙光，如果大家在这时同心协力地声援藏民族，抗议中共暴政，中国民主运动，很可能出现转机，汉民族，也会从堕落、孤立的环境中走出来，看见一个干净的，新鲜的，全球化的世界。说到底，藏、汉两个民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极权制度下的受害者。
再说贡噶扎西先生，他在那篇访谈稿中我提出的“3‧14”后面，加了一行红字：“我不同意这个说法，难道3月10日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吗？”短短的一句话，说出了我对西藏现代史和藏民族苦难的熟视无睹。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木偶，被中共的红色宣传所牵制。人，有时是多么容易被影响，失去独立思索的意识啊！按照贡噶扎西先生的改动，我发表了那篇稿子：《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这以后，我经常把写好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寄给他。他总是很快地读完，并清晰地用红字注明与我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字未动时，我仍能觉察出他阅读的痕迹。对于一个藏人，这不容易，毕竟，汉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尤其是我的一些较长篇幅的文章，需要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我甚至说，“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发表吧？”
“对你有帮助就行了。”他说。
我珍视这种交流。离开西藏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倾听西藏的呼吸。现在，我甚至可以触摸西藏了。
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贡噶扎西先生的信，是征求我参加十一月的波士顿会议。然而，我是一个对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敏感的人，连骑马都会晕马，更不要说飞机了。想来想去，推辞了。
不久，他寄来了今年九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尽管没说什么，但我知道那欲言又止的希望。同时，中共毫无顾忌的谎言和杀气腾腾地向一个民族挑衅，也让我，作为一个汉人，无地自容。我有责任让人们知道，中国人的眼睛还没有全部失明。
听说我在写回应白皮书的文章，贡噶扎西先生打来电话，说，“十一月，你有时间吗？”
“有什么事吗？”
“可以去达兰萨拉吗，亲自看看流亡社区？”
“可以！”
放下电话后，我不停地在房里踱步，吃惊于自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人，有时真是矛盾。怕晕机，我拒绝了近在咫尺的波士顿，却接受了远在南亚次大陆的达兰萨拉。
我从加拿大启程，飞了九个小时到伦敦，又从伦敦起程，飞了九个小时，到德里。从德里坐了十二个小时的夜车，第二天早晨抵达达兰萨拉。汽车上，我自始而终地承受着晕车的痛苦，就像十一年前从格尔木到拉萨一样。那时，我把折磨看成一种资本。现在，我已不再年轻，五脏六腹被掏空的滋味，让我难以坚持。有几次，我冲动地想喊司机停下，步行去达兰萨拉，有如从前，我从加查步行到拉蒙拉措一样。还是忍住了。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着朦胧中的印度群山，用力地吸着气，希望煨桑的熏香雾霭一样飘来，梦寐中的达兰萨拉，尽快地出现在眼前！
天渐渐地亮了，看着掠过的房屋，我想，快了，房顶上就会出现飞扬的五彩经幡，寺院的颇章之上，就会显现暗红色的白玛墙……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都市，任何一片华美的风景，都不会比达兰萨拉更深入骨髓地吸引着我！然而，当有人喊“达兰萨拉到了”的时候，我竟失望了，甚至不想下车。我不得不说，表面看起来，达兰萨拉和印度的任何一座小镇没有太大的差别。
经声环绕而来，细细的，如水。就在我住进尼姑寺的时候，我满足了。继而唢呐声、鼓声、铃声、击掌伴经声……这些在西藏境内越来越弱的声音，却在我的窗前波涛起伏。路边的商店里，尽是唐卡、哈达、佛像，还有松石戒指、手镯、披巾……衰落的帕廓，正在这里繁荣，一切都井然有序。也许只有住下来，才会清晰达兰萨拉的实相，才会看见西藏的文化之核悄然南移，才能真正地体会到法王的荫凉。纯朴的小镇，集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穿着袈裟的老外，屡见不鲜。倒是我这个出生在大陆的中国人，像怪物似的引人注目。
又看见了贡噶扎西先生。依然的宁静，平和，温文尔雅，依然低低的有着足够内涵的声音。当我采访流亡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时，他尽可能地做翻译。那简洁而准确的汉语，让我吃惊。我又一次说，“这篇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写上你的名字吧？”
“对你有帮助就行了。”说着，他补充了一句，“看看流亡社会的真实情况，对你的写作有好处。不过，一定要尊重事实。”
特别会议期间，他打来电话说：“等会议结束后，我会有一些时间，现在，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无聊？我不是为了满足虚荣，或者寻求某种政治援助才到这里的。我是来见证一个被迫离乡背井的古老而纯美的民族，怎样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感召下，重新为人类树起了那独一无二的文化丰碑。我是来向藏民族赎罪，向我的族人，尤其是那些仍然被谎言蒙蔽的人，展示出中共的铁蹄是如何蹂躏了一个民族的事实。
他不理解我，让我有些难过。
我忙着见各种各样的人。有一次，一个满头白发，却依然美丽的老外，走近我：你从哪里来？
加拿大。我看着她，你呢？来这里多久了？
我是瑞士人，在这里十年了。
十年？我想听你的故事！
行啊，我的家在下面。
我的家就在前面，到我的家里坐吧？
她二话没说，跟着我，到了我居住的尼姑寺。夕阳西下，我们坐在阳台上，话题一个接着一个。
人们一见面就是朋友，这是达兰萨拉的特色。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喝茶、吃饭、谈天说地是常事。这里，没有西方的匆忙，也没有西方的冷漠。即使噶厦的官员们也是如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跋热‧达瓦才仁，是特别会议开幕式结束的一瞬间，掠过千万张面容，他向我喊着，“你是朱瑞啊，我看过你的文章！”
我也踮着脚尖捕捉他：“好消息呀，这么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听说你很风流呢！”
“都是茉莉陷害我。”他遥望瑞典，表达着对另一位汉族女人的友情。
后来，我见到了高大的更特东珠，我们谈啊谈啊，谈了一个晚上，话题才刚刚开始。还有才嘉，尽管第一次见面，那种似曾相识之感却挥之不去；还见到了丹增尊珠，我把他搂在怀里，为他不息的奋斗及那些优美却苦涩的诗句而心碎……
尽管贡噶扎西先生说，会议结束，会有一些时间，事实上，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总是礼貌地用“您”称呼我，而我，也以“您”回应他。他似乎很遥远，像一团雾霭，永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然而，我信任他，一如既往地把我的稿子寄给他。这信任从何而来呢？我常问自己。后来，我想到了我和他之间的一次对话，那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答案：
“有些中国人说，藏人对法王的崇敬是愚忠，”我想了想，“写完这篇稿子，我计划采访十个汉、藏学者，请他们谈谈对法王崇敬的原因。先说说您自己吧？”
“那一年，是1982年，”他说：“我为了真正学习一点东西，不是为了赚钱，从拉萨，秘密地翻越雪山到了印度。1983年5月，第一次见到法王，我没有哭。那时，我对法王的辛辛苦苦了解得不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法王的言行。现在，我为流亡政府工作了25年，当我看到法王弯下身子，向各国的支持者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会哭，情不自禁。”
2008年12月完稿于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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