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9日讯】只要有机会，共产党总是不忘信誓旦旦地向世人表白，自己和人民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果真如此，它倒也真称得上“光荣伟大正确”了。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物质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政府本身从来都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不过，政府虽不创造财富，但却是财富的获取者之一，更是财富的分配和使用者之一。政府获取多少财富，特别是如何分配和使用它所获取的财富，让谁受益，再直接再充分不过地体现了政府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益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数据。那么，就让我们来算笔账，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像它一贯表白的那样，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确实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且不论取得这些财富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为之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付出这样的代价究竟是否值得，单就它们的归属来说，大家共同关心的是：哪个群体从中得到的财富最多？谁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现今的中国社会主要包括三大群体：政府(包括中央、省以及地方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如果以1995年的100为基数，到2007年中国的财政税收总体增长了5.7倍，达到670，平均每年上升1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增长了1.6倍，平均每年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倍，年均增长6.2%。可见，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所谓国家财政税收，或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政府获取的物质财富，。如果我们把国家的物质财富看成一个“大饼”，那么一个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远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从这个“大饼”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多，而城乡居民获取的份额则越来越少。换句话说，财富越来越多地流进了政府的腰包，而不是老百姓的口袋，“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政府。经济学家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国富民穷”。而在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的中国，所谓政府，其实也就是党。所以说到底，“国富民穷”实际上也就是“党富民穷”。
二.
相对于装进政府口袋里的财政收入，政府花出去的钱则叫财政支出。共产党为谁服务，为谁谋幸福，不仅要看它获取了多少财富，更要看它是怎么分配和使用这部分财富的，也就是要看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看政府是怎么花钱的。
按照民主社会的准则，政府财政支出最基本和最应该优先保证的部分，理应是对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在内的公共福利的投入，而不是政府花在自己身上的那部分钱，即政府自身运转所需要的行政管理费（又叫行政成本）。在西方国家，这一点早已成为现实。中国则相反，政府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投入公共福利的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具体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支出普遍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70%-80%，而中国只占25%。相反，在行政开支方面中国却是全球最高的。如2006年中国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若加上预算外支出，估计中国的实际行政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 3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增长了36倍，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昇到了76倍。因此有专家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与之构成正反对照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的测算，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的贫穷国家还要低。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是以纳税人为本位的民生财政，而中国的财政则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官员财政，重心截然相反。
三.
那么，在这种政府本位的财政体制下，中国政府对公共福利的低投入究竟又低到何等程度呢？我们先来看教育。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据联合国统计，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 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人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人国家已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高达7%～8%左右。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各国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公共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例至今一直徘徊在2%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历年的情况来看，1970年占1.2%， 1985年占2.8%，1995年～1997降至 1.8%，2003 3.1%， 2005年占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由于公共教育投入长期落后于 GDP的增长，中国的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计算，2003年为290元，仅35美元，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7%。
四.
我们再来看医疗卫生。
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明显低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且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 0.4%～0.5%之间，并呈历年下降趋势。更严重的是，就是这部分很少的投入大多也都用在了公务员身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中国政府每年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都是花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其他13亿人只分到20%。
再从政府投入占医疗卫生费用的比例来看，以2000年为例，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3％，新兴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而中国政府只负担了39.4％。
1998年前，拥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编制的人，才能享有公费医疗的权利，其他人都是自费医疗人群。现行的医保方案虽然是全民医保，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公，只有公务员才由财政兜底，平均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90%以上；而城镇职工这一比例是70%～80%，城镇居民(俗称一老一小，指没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只有50%左右，到了农村则只有30%，甚至更低。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中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有近九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救助，处于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境地。很多家庭往往因为一个亲人身患恶疾就倾家荡产，更多的农村老人有病只能抗着忍着，根本不敢去医院。媒体经常报导无名病患者孤独地坐在药店边或躺在路边死去的消息。
五.
那么，在政府本位的财政体制下，中国政府昂贵的行政管理费用究竟又高到何等程度呢？公务员的收入和党政官员的职务消费向来是行政管理费用的主体，就这两者而言，它们无一不与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构形成了悬殊的反差。
我们先来看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实际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3倍。至于这期间公务员的收入增长情况，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官方发布的数据，但有资料表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幅高达140倍，而且近年来年均增长达23％。既然2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了140倍，远远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6倍多的增幅，而公务员的收入又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据此不难推断，这期间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肯定也要远远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而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也是一致的。
前不久，有位网民描述自家的情况说，他母亲2004年从国有企业退休，经过三次企业养老金上调，退休金才刚过1000元。退休以后，到一民营企业当了名仓库验料员，工资700元，父亲与母亲同在一家单位，内退后每月只开工资1000元。为了改善一下家庭收入，也去打了份工，工资800元。他自己2004年大专毕业，现在在一私人企业负责行政后勤，这几个月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工资降至1100元左右。全家人五份工作，总收入才4600元。而他的的大姨夫，原是市政府一部门的一个小头头，退休金高达4700元，据说还要涨。他感叹说，“爸妈和我五份工作的工资总和还赶不上一个公务员的退休金，想想寒心啊！”这篇题为《五份工作赶不上一个公务员的退休金》的帖子，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大陆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之大！
六.
消费方面的反差同样惊人。
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今天中国民间消费水平稀有地低。1951年，中国的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相比较而言，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陈志武认为，“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78年实际提高7．2倍。而在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则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至2005年的24％，增幅接近l／4。
什么是职务消费？通俗地说，一个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所以，职务消费说到底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
“三公消费”（即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的急剧膨胀是大陆党政官员职务消费高速增长中最惹眼的风景。据官方媒体披露，目前全国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尽管每年中共“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依然过着远算不上富裕的日子，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还没摆脱贫困，但自称是“公仆”的党政官员们却拿着纳税人的血汗在肆意挥霍，尽情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私欲。
由于官方的封锁，目前我们还无法掌握全部统计资料。尽管如此，凭以上所列举的一系列公开数据，我们也已完全足以对共产党究竟为谁服务，为谁谋幸福的问题做出应有的判断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共产党从社会财富的总盘子中拿走的份额越来越多，而创造这些财富的劳动者拿到的部分则越来越少。当然，如果拿走这些巨额财富后，共产党能把其中的主要部分用来改善民生，那也是件好事。但实际上被它用于改善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财富都被它拿去满足自身的私欲，挥霍掉了。换句话说，“公仆”的花费，远远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样的党究竟是在为人民还是在为自己服务，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谋幸福，那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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