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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独立评论】(344)

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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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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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2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眼下全球经济危机,中国面临着各种危机,一时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脑下乡,服务下乡,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挽救中国经济。但经济不好,中国的就业也就出了问题,大学生就业也成为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就要求大学生也要下乡。城市经济发冷,农村仿佛一下子成了一块热土。今天我们就谈谈大学生下乡的问题。

草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倒退的年代,中共就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把这个工作当成政治任务。当然,那个时候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担心知识份子没有工作在城市闹事,为了解决问题,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这些都是城市就业困难使然,而当今天中国出现就业危机之时,又在进行历史上的重演。

伍凡: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611万,累积往年没能就业的大学生,失业大学生总数预计达1000万左右。面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严峻现实,中共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放在了突出位置。大学生村官计划,早在十年前就在江苏省推行了。到2004年,浙江、河南、广州等10 个省市相继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6年2月,中组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在五年里,聘用了多达20万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据悉,今后5年,将还有10余万或更多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不可否认,新农村建设,是需要知识份子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社会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必然向工业化的城镇集中,农村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中国仅有64万个乡村,在农村基层,也是人满为患的啊。况且,64万个乡村也无法容纳累计的1000万大学生就业。

草庵: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鼓励大学生下乡,只能缓解一下眼前困难,镇痛麻醉手段而已,是不能治病的。尽管媒体报导一般都是正面的,也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我以为,鼓动大学生下乡只是短期的应急措施,治标不治本的,不能满足大学生和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化和物质利益原则,一般城市里的大学生是不愿意下乡当村官的;下乡,就等于丧失掉现代化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方面的优越条件,算是生活品质的倒退,也不能真正发挥大学生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唯有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较高薪酬、甚至“一定三有”(定职业目标、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的激励保障措施,来鼓励大学生下乡。因此,大学生村官计划实际上并不便宜,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当然,相对丰厚的待遇,在目前就业困难时期能够吸引大学生。然而,村官的合同一般为三年,三年过后,这批应聘大学生又怎么办呢?其实,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得到了缓冲与后延。今年7月,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任期届满,将有2016人面临重新抉择。

伍凡:事实证明:乡镇地方与村民是否真诚欢迎城市的大学生,尚存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大学生与乡村能否有机结合也有待实践检验。而绝大多数大学生,只是把支农扶贫岗位,当作回城的跳板,或实习的历练;就像当年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样,几乎没有真心扎根的。而农民和农村最需要的实用技能与项目,恰恰又是大学生所缺乏的,因为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到了农村根本就解决不了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学生村官,几乎不能发挥其专业能力和作用;乡村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现状,与大学生的专业结构和文化层次很难契合。行政手段绝非治本之道,虽然“养猪也能养出状元”,如果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障碍不彻底解决,大学生下乡计划则不可能持久,因为违反经济社会和人才发展规律。知识份子投身乡村建设理所当然,但必须按照专业需要和利益驱动原则,由市场来调节,更应该建立基础性、制度性保障。实际上,在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与农村基层有关的教育和专业非常的少,毕业生更少,专业不对口本身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从另一方面看,就不要说大学生了,不少工作在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和一些富裕的村官村民,都把自己的家安到城市了啊。

草庵:中国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憧憬与追求。“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农家世代的理想与信念,实际上体现了人本价值观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不幸的是,由于大学生贬值,“读书无用”的情绪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漫延,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这既是教育的危机,也是社会文明的倒退。必须肯定,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城市,因而大学生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城市。在以落后的农业为主体向以先进的工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城镇数量必然增加且规模也将逐步扩大,城市文明不断扩散而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必然增长。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镇化建设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业所占比重将逐步缩小。因而人口的流向是“农转非”而不是“非转农”。在1978年的时候,每1000名中国人有180人生活在城镇;而在2008年,每 1000名中国人有456人生活在城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镇人口的比例还将逐步扩大。很显然,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应该是城市而非农村。数亿的农民进城当工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大量农民工不得不失业返乡的时候,大学生居然去农村抢饭碗,这合适吗?若论当村官,城市的大学生肯定不如乡土人才有优势。如果中国的城市连大学生都吸纳不了,又如何消化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如何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性转型呢?

伍凡:应该坦率承认,大量农民工返乡和大学生下乡,属于中共政府的无奈之举;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了前进中的困难,并发生着暂时性倒退。失业,属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经阵痛,市场经济嘛,有周期性波动,这很正常。任何社会,并不是没有挫折与困难。需要中共正视现实、反省自己的政策和制度、隐忍自强、改善社会体制,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共克时艰,争取早日走出低谷;而更用不着以技术性催眠或暂时性麻醉来安抚人心。毕竟,大学生的青春和生命只燃烧一次,应予以尊重。解决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只能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切实改革体制机制,为扎实启动内需奠定制度性基础。再也不能头痛医头甚至头痛医脚了。

草庵:要求大学生“去西部”、“下基层”、“转变就业观念”、甚至“民工化就业”等等,相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没有太大的错,但这需要整个社会处于公平的时候,有自身的价值选择自由进行。然而,一个不恭的客观事实是:所有要求大学生“放下身段”的鼓动与举措,都针对着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已经下乡的20万大学生,大概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事实上,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权贵的子女在身体力行,现如今的状况是,有权势的子女都在利用各种权利和金钱进入政府部门,获取更多的独裁政权的利益。

伍凡:相比之下,而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在做表率,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女大多数也的都不情愿地上山下乡过。而今天的状况是高干子女在发大财,农民进城做农民工,城市无权无势的子女却要上山下乡。由此可见,中共官员已经无耻到了极点。连过去还存在的一点点遮羞布都不要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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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4 10: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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