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5日讯】1989年的民间运动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渴望，是中国民间反抗中共假民主真独裁、试图归向世界近代主流政治——人权、自由和宪政民主——的一次重大努力。
整个运动的基调是和平理性的，要求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对话来改革中国的政治。从运动一开始，学生们就自觉维护秩序，每一次的请愿游行都和平有序，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同情、支持和呼应。在学生们通过绝食来要求与政府对话沟通时，民众的支持达到了高潮，北京连续三天百万各界人士上街游行，表达了反对专制腐败，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渴望。在警察奉命放弃履行职责期间，北京市秩序井然，学生和市民们自动维护起交通和治安，连小偷也很配合，不再作案，社会风气陡转，人与人之间一度表现出罕见的真诚、互助与友善。人们自觉行动起来，阻止军车进京，反对实施戒严，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这个运动中不是没有阴暗面，不是没有浑水摸鱼之人，不是没有希望通过“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来“唤起人民革命”、而自己却选择逃生的领袖人物，不过，这些并不能改变整个运动的主旋律——和平、理性、追求政治公正，朝向人权、自由和宪政。
有一种常见的否定中国人民自由民主诉求的说法，即认为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假设民运成功，民运领袖们得志，中国的政治会比中共的统治“更坏”。此话不然。1989年的民主运动因有良知和政治改革意识的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而引发，迅速发展为以学生为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广泛民间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民运领袖们，其中个别人后来被认为品质不够好、目的不够纯，引起了广泛的非议，可这并不能抹杀中国民间对人权、自由和宪政民主的真诚诉求，更不意味着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了，另一个专制独裁政府将取而代之。看这场运动，不能只看浮现在运动表层的领袖人物，而应该看其中蕴含的民意和民情，中国传统主流政治一向视民意为天意，八九年那场运动表达的民意是：中国民众与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度的民众一样，需要人权、自由，渴望建立宪政民主、公正与廉明的法律政治制度。
如果1989年没有“六四”屠杀而是在政治上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型，中国的现状会很不同。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了，那么自由和宪政民主就能取代极权专制，民众的政治自由可以得到尊重，每个中国人的个体人权而不是共产党集团的特权可以得到保障。一向遵纪守法的和平公民杨佳就不必为了捍卫自由、人权和尊严而舍身抗暴，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同样年轻的邓玉娇也不必因为遭受奸污强暴奋起自卫而被黑白颠倒的所谓“司法”定为“故意杀人”；善于做“俯卧撑”的纨裤子弟们也不能嚣张妄为，在肆意伤害他人人身甚至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之后，仍能逍遥法外，不受制裁。
中共是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暴力革命起家的，如果1989年它能明智地转换思路，不再采取“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暴力路线，而是顺应民意，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上向自由主义转型，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尚有改过自新、脱胎换骨的能力，它的执政还有一定的合法性。
“六四”屠杀期间，王维林只身阻止坦克车队的画面，是民众甘愿牺牲生命也要反抗强权暴政、争取自由的标志。
什么叫做执政的合法和正当？ 那就是，承认中国民众每个个体人的生命、财产、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意志高于一切政治权力和一切党派集团的利益。
如果中国在1989年即开始了政治改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如下的情形：
国家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政府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腐败受到有效的抑制和纠正，不至于在全社会疯狂蔓延滋生。在公民个体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巨大的社会贫富分化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得以纠正，贫困无助者享受到社会救济和基本生活保障，医院不会见死不救，只认金钱，不惜生命。
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他们接受真实的知识，心灵为人类优秀文明和善良道德价值所滋养，和平理性，自爱爱人，而不是狂妄无知，满怀仇恨，只关心私利，盲目效忠党国，却漠视民间疾苦，缺乏社会良知和正义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变成新一代的红卫兵和纳粹党徒。
孩子们不再在危房中学习，基层政府的办公场所也没有胜过美国的白宫；官员们不再吃喝玩乐挥霍掉多少个亿的人民血汗，教育投资也不再靠民间的希望工程；汶川大地震中少死许多孩子，他们的父母亲人也不会如此痛苦悲愤。
人们不会因为强制拆迁而绝望自焚，煤矿少死许许多多的矿工，家庭穷困的孩子们不必成为黑窑的奴工；户籍制度不再保护一部分人的特权，农民不再是劣等公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劳动还需要办理暂住证。
中国社会宽容、人民和平，不同意见和多元文化受到尊重，每个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保护，狂热者不能用“爱国”的名义，宣布不同意见者为“卖国贼”、“叛徒”，不会因为一个女孩的独立思考和理性言论，就要对她进行强奸，扬言要诛杀她的九族，使她的父母有家难回，她已经毕了业的中学竟然荒谬地开除了她的学籍，并且这一切都得到丧失理性的政府的支持认同。
每个中国人都享受着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平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认同，执政党从人民的选票中产生，官员们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将自身和执政集团的利益看得最重。
中国不再每年出现在世界人权劣迹的榜首，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不是病态民族主义膨胀的危险国家。
假冒伪劣、卖淫嫖娼不再盛行，不学有“术”的政府官员们不再能通过权力和“学术”的暗箱交易，轻易换取博士、硕士头衔，大学门口也不再能买到以假乱真的各式文凭；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而不是名利和权势为己任，知识份子仍然履行着代表社会良知的重要功能。
环境破坏和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的天空明朗，空气清新，河水干净，子孙后代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受用。
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和平信仰者、政治异议人士、仗义执言的律师们，都能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发表自己的主张，不会为此饱受歧视摧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被迫接受强制洗脑，被强关精神病院，被强制注射药物。
西藏民众享有真正的自治，能保留自己的文化，奉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大批的藏人不再流浪逃亡，达赖喇嘛也能回到拥戴他的人民之中。
想留在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中国人不再能用政治和宗教迫害作为理由，人们不再普遍向往美国，因为中国也有同样的机会、自由、人权和平等。
……
这些正是“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内涵。民主运动不应该是个别野心家用以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更不是革命家们利用群众争权夺利的血腥卑鄙活动，而是为了争取每个个体的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全体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合理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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