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十一“取保候审”释放
由于警方对我的审问没有捞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我一直耽心他们设好圈套来套我。所以一直比较强硬，而不愿屈服。会见家人之前，我一直跟警方僵持着。
后来因为一次争执，我很恼火，我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心胸坦荡地跟你们交谈。而你们始终不告诉我你们姓什么？什么名字？是那个部门的？今天审问我可以，请你们先把警官证件摆到我面前，让我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跟你们这样一群无名无姓的人讲话，就像跟鬼说话一样。”
那名主办案件的李（赵）警官，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说，“你不要打听这些好啦！知道了这一切，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听我的话，没有错。”
……
有一天，那位说我进看守所是休养的警官，再次坐上审问的地方，想对我审问。我因为反感他，就对他说：“如果我的头颅可以成为你往上爬的阶梯，我愿意奉送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一腔热血，可以染红你的红顶子，我愿意奉献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赤胆忠心，可以作为你雕刻记功碑的材料，我也愿意贡献出来，成全你们……”
“最近我常常在我主面前默默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我主赦免你的罪恶。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还不知道。我相信我主的仁慈博爱，我也相信我主的赏罚分明。如果你们继续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算我天天为你们祷告，也没有用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死于非命、不得善终的。我真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为了共产党的一党之私，而继续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不信的话，你们就等着我的话得到验证的那一天！”
“请你把我这些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你怎么不把我的这些话不记下来呀？”……
后来，审问我的警官和他们的头头终于告诉我说，“明天让你会见家人。家人劝你时，你可不要像对我们这样发火哦！”
近一个月没见着家人，我很想念家人，也很耽心母亲的健康状况。我曾想写信给妻子，告诉她不用为我着急。信写好了，却要遇上释放的人偷偷藏好，才能带出去，然后送到家人的手上。不是要好和机灵的人，一般也不会冒险带这种信。所以一直无法带出去。
那封2007年12月18日就写好的信，我一直藏在身上。它躲过一次野蛮的武警查笼，直到2008年元月9日，才托一个出狱的年轻人送到妻子的手上。给她转信的同事劝我妻子要坚强些，但她自己却禁不住哭了起来……
会见那天，他们只让妻子和家兄进去看我。妻子一见到我，就搂着我的右手，泪如雨下。她告诉我，母亲后来知道了我的事情后，就病倒了。正在打针。而家里的一切，孩子的教育，单靠她一个女人家来打理，她说她实在撑持不下去了。这些日子里，她吃不下，睡不好……并反复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家兄也劝我不要跟警方硬杠下去了。说：“警方确实是在真心帮你的。我们都在为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了……起码要给经办的人一个理由，以便向上级争取释放你出来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点头答应了妻子和家兄的要求。于是警方感叹说，“看来亲情对于他来说要有用的多！我们二十多天磨破嘴皮，还不如亲人的几个小时！”
他们要我写一个悔过书，我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如果一定要写悔过书，那我只好选择继续坐牢。于是他们就让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写作抨击时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并要我承认那篇论文触及了刑法105条等字样。但我坚持在“保证书”的后面加上“愿今后多做历史、哲学等研究”的字样。
写下保证书之后，我感到很屈辱。笼子里的狱友看到我闷闷不乐，于是问我，我说写了一份屈辱的保证书，感到很后悔难过。他们说：“嗨！只要能放出去，就算让我写一万份保证书，满世界贴上，我也乐意！你脑袋里哪根筋出了问题……”
第二天，我声言在这种诱惑胁迫下所写的保证书无效，要收回昨天的保证书。愿意继续坐牢。
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赶紧说：“你就不要为难我们嘛！这让我们怎么做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上下左右为你跑。一会儿飞机，一会儿火车，马不停蹄，腿都跑断了。我在上面拍了胸脯的。你再这么搞，我就要用你说过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话来指责你啦！这太不够弟兄们的意思啦……”
2008年元月12日，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坐在看守所办公室里等待当班警官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我要求警方赔偿我被破坏掉的衣服。我认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看守所马指导跟我解释说，把那些玩意拆下来，是为了保护嫌疑犯人。是怕犯人用那些玩意自杀或伤害他人……
全州国保的郑警官马上说，“嗨！那是小事情啦！拉链纽扣有地方修复的。明天我带你去。几块钱就搞定了……”
我说，写那份保证书，是我极不情愿的。起码在政治环境宽松时，我仍然要写作抨击时弊的文章的。因为抨击时弊，是我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全州国保科来接我的郑警官说：“安～老弟呀！你今天终于聪明起来了！到那时，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才懒得管你呢。这段时间，上级领导长驻全州，等着结案。光接待工作，都把我们快累死了……”
在等待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过程中，文副所长一边为我办手续一边跟我说：“王德佳，你想把天翻过来吗？”
我说：“嗨！我哪能翻什么天哦！我只是想做一个公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别人愿意做奴隶，而我不愿做奴隶，而愿意做一个公民罢了……”
文副所长说：“你想做公民，却把自己做进了看守所啦！你又没有掌权，想那些问题有什么用？回去就不要想这些问题啦！这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思考的问题嘛……”
我说：“嗨！如果把社会比作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一艘巨轮，我虽然不是船长，没有驾驶这艘巨轮的权力。但我愿意时时站在船头，警惕地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看到漩涡和暗礁，我就呐喊示警。以免这艘巨轮陷入灾难之中。我虽然没有掌权，我愿意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造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文副所长又说：“你应该到中央去吧，给胡锦涛当高参！”
我玩笑着说：“嗨！我曾经写了一篇《荆楚给胡温诸君上课来了》的文章，并用几篇讲稿给他们上了好几堂课……但他们的考试成绩太差，就像当年的张铁生一样交了白卷……虽然他们搞阴谋的本领很强，但关于政治文明、自由、民主、宪政的学识水平太低。胡锦涛想做我的学生，他还不够格呢……”
这时，“取保候审”的手续办完，南宁、桂林和全州国保的警察就催我走。说：“走啦走啦！出去以后有的是时间，你再来跟文所长慢慢扯板筋（桂林方言，“扯板筋”是侃大山闲聊的意思）吧！”
我被释放那天，全州国保的郑警官、王警官，很热情地帮着我提拿被服行李，并开车把我送到家门口。
还没有进屋，妻子就准备了洗好的衣服叫我换上，并让弟弟把我拉去理发，说“剪得越短越好”。
我本来想把自己从看守所释放出来时“头发长长，胡子也长长”的照片拍摄下来，留个纪念。但想到妻子这些日子担惊受怕受煎熬，就依了她。
理完发回来，妻子再在家门口烧上一盆大火，要我从火苗上跨过，说是烧去晦气云云。我只好依着她。但弄得我哭笑不得……
十二、取保候审后的一些情况
1、妻子的执著抗争
我被拘押在看守所中，由于音讯隔绝，妻子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生活情况。很是着急上火。后来小妹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二嫂整天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好。走起路来，像一片树叶一样轻飘飘的。看到她很可怜，看了都想哭……”
尽管这样，她却硬撑着，上班下班，里里外外，买菜做饭，招待看望和帮忙的亲友。还想方设法找亲友托关系，期待减轻对我的折磨。然后又请家兄上北京，通过我在北京的朋友的介绍，去协商聘请律师。
家兄去北京，去到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聘请了滕彪大律师，并咨询了一些问题。他们让家兄象征性交纳了一笔费用（6000块钱）后，说打算为我启动法律援助基金为我辩护，并号召从业律师为我捐款……妻子也表示，哪怕卖掉原来的那套旧房，也要在法律上讨个说法。在此，我要向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聘请律师的手续还没有完成时，我就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了。
在我被拘押期间，全州的国保警察看到我妻子心急火燎、六神无主的样子，就笑着对她说：“你急什么，他在里面的心态好得很，潇洒得很哩！我们七八张嘴，都不是他的对手……”
2、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由于在我被拘押期间，妻子上下活动，托熟人找关系，预交律师费，家兄的往来机票车费等，花掉了我手头上的仅有的一点积蓄。
作为一名将电脑当笔用的写作者，我原来使用的电脑，又被桂林警方扣押着，颇感不便。而想购置一台新电脑，却因为当时正陷入经济上的困窘局面，颇感吃力。故在那段时间里，我只好偶尔去网吧上网，看看国内外的时事新闻。朋友们看到我冒泡了，很高兴，纷纷过来询问。我就把当时的困窘情形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了说。
不料，却在朋友或读者之中传开了。不少朋友很为我没写作工具耽心。有好几位我还不认识的读者，想赶过来，帮我解决电脑问题。当时正遇上湘桂两省的大雪灾，交通梗阻。且在我获知这些朋友并不宽裕后，乃一一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毕竟常去网吧上网颇感不便。于是就想将那台购置于1998年的、已经闲置下来好几年了的旧电脑装上，将就着用。我颇费精力和时间弄好后，虽然勉强可以用了。但毕竟配置太陈旧了，无法运行目前的主流软件。经常被卡住或死机，很影响工作效率。因电脑使用不畅，心中很冒火，于是屡次向桂林警方讨要电脑……
过了一个多月，山西侯马的张辉先生从朋友的渠道获知我的情况后，声言他手上有一台闲置着的电脑，配置还行，要给我寄过来。要我告诉他地址后。过了不久，他就寄来了CPU、主板、硬盘、内存这四大件。我买回机箱电源光驱等装上，性能上还过得去。目前使用的这台电脑，就是张辉先生寄来的。
3、屡向警方索要电脑不果
在我承诺“封笔”后几天，就被“取保候审”释放了出来。起初我想，既然当局不许我写作，我就利用这种空闲，多看点书，好好地给自己充充电。以便在国内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推进中国民主、文明、进步奉献一份绵力。
但桂林警方却一再警告和敲打我说：“眼下几年，我劝你不要存在这种想法啦！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你再在海外发表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进去的！到那时，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啦！”
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就答应把电脑还给我嘛！至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还是不见任何动静。既然你们说话不算数，那我对你们的承诺也不算数了。我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写作点东西，拿点稿酬购置一台新电脑。我虽然不愿去坐牢，但我也不怕坐牢的。那台电脑如果被你们扣押几年，就没有使用价值了。我很珍惜保存在里面的文稿和收集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你们千万要保存好了。万一毁损掉，我会向你们提出上百万的索赔的。因为那是我十多年心血的结晶……”
他说：“资料安全你就放心好了。你买电脑不容易，把电脑还给你的手续，我正在办嘛！需要上级的批准的。电脑是作案工具。哪能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想拿回来就拿回来的。”
当我听到“是作案工具”的说法后，就责问他：“作案工具！作你个大头鬼！你说我作了什么案？我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是强奸了？还是抢劫了？”……
经过多次索要电脑未果之后，我的心也就渐渐地淡了。反正跟他们交往，他们是能骗则骗，能拖就拖，而没有诚实的时候。自这以后，我就懒得搭理他们了。除非被迫叫去“喝茶”。
4、“喝茶”
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警方要我断绝与海外朋友的一切通讯联系。我说：“我从来不管对方的政治立场如何，朋友就是朋友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他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他的社交圈。要我断绝朋友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等于把人置于真空中，这不是精神谋杀嘛？我不能答应……”
前段时间，我跟朋友们在网上相聚，于是就写作了一些幽默小品，来会会朋友们。不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警觉。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带着桂林的几名国保警察，特地赶来全州，把我叫去谈心和“喝茶”了两天。一再警告我，不得写作那种文字了……
我辩解说：“那种文字，其实算不上文章的。只是一些几百字的幽默小品，或民间段子。是以此来跟朋友们开开心罢了……一个养着400多万党卫军的政权，却如此害怕一个文弱书生的一支秃笔。你们也搞得太夸张了吧！”
他说：“你有很多读者和粉丝。闹不好，上级要我们抓你，我们只好把你抓起来。你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我说：“我只是想说心中的大实话而已，只是言说一些基本常识罢了，读者粉丝有多少，我没有注意。不像你说得那么玄吧……”
“谈心”结束后，桂林警方提出要查看我网上通讯的情况。我当时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我甚至可以把自己鸟鸟捞给他们看。
他们来到我家后，我也没有往深处思考，就打开了两个网络通讯工具。于是他们趁机拷贝走了我的“QQ好友”和“Skype好友”的名单。
抄去好友名单之后，我才醒悟和懊悔不迭。我感到桂林警方这种做法太不地道，像骗子和小偷一样，严重侵犯了我个人隐私，也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感到很对不起朋友们。这让我在朋友们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拷去名单之后，有好几天，我一直深深陷入这种痛苦和懊悔的折磨之中。过了一个多月，朋友们表示理解后，我才从这种懊悔的折磨中跳出来。特请朋友们多多原谅！
5、妻子的感悟
妻子原来对于我从事的这种呕心沥血思考和写作，由于忙碌于工作，她不关心，也感到不解，甚至反感。有时，在我沉湎于阅读、思考或写作、而忘了顾及家务事的时候，她很是埋怨或发火。
自我经历了当局拘押事件之后，妻子对我从事的事情的了解，就多得多了。因而就多了一份体贴和关心。不再像过去那样，时不时受到她的指责。这对于我集中精力解决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大有帮助。也使家庭生活过得和谐了。这确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补。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我要好好感谢当局对我的刑事拘留。
妻子原来自以为，精明强干的女人，会处理好一切。但在我刑事拘留过程中，她遇上很多事情，却没有人帮她拿主张。她感到很无助，精神上也没有个依托。在那段时间里，国内外的电话安慰和鼓励，才使她有信心勇敢面对。
我出狱后，她才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看来男人墩在家里，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过去没有这种感觉，自你不在家时，又遇上那么多事情，我才认识到这一切……
我则玩笑着说：古话不是说了嘛？女人再强干，屙尿也是上不得墙壁的嘛……
6、原谅朋友的过错
我被释放出来后，对于蒋平荣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和友谊，打电话给我，而不告诉我实情。我对此心中耿耿，确实很不舒服。感到他为了警方，而出卖自己的朋友。做得太不地道了。只要他告诉我是谁在找我，就算被捕，我也绝不会责怪他。
因为这种心理芥蒂，有一次，他遇见我，很热情地想跟我聊聊天，我说：“我不认识你！”就走开了。
过了两个多月，有一次，他很诚恳地把我叫住跟我说：“当时遇到那种凶煞煞的情形，我没有经验，被吓着了。”并请求我原谅他。还说：“那天听了你说‘不认识’我之后，我当时就伤心得哭了……
我想了想，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哩！他被警方利用，而失去了十多年的朋友的信任和友谊。
我就温言安慰他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吧。你能剖开心怀，我们还是过去的一样的朋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7、去北门派出所“兴师问罪”
我被释放出来不久，感到北门派出所对我抄家的事情，完全是“葫芦官乱判葫芦案”。加上电脑被他们扣押了去，而没有电脑使用，我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就去找到其指导员阎展明，跟他说：
“你们这样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我可以不看权势看私谊的。你们必须就你们执法犯法、违法乱纪向我赔礼道歉。我给你们一段时间，让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等着你们，根据你们的诚意，我再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阎展明狡辩说：“我听上级的安排，没有错，道歉是不可能的。”
我说：“好啊！你的上级利用你们，而你却像个傻卵一样。上级在我面前做好人，想方设法把我释放出来。而你们倒好，尽去做恶人。搞得卵火烫了。我会上检察院控告你们。我启动的诉讼案件，一般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到时候，你的上级只好舍车保帅，而把你抛弃掉。你信不信？你不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送你进去关几年。要不要我试试看？对我公开赔礼道歉了，我可以放过你们。”
阎展明听到我这样说后，只是默不作声。
我看他三锤子也砸不出个闷屁来了，我就甩过一句话：“这段时间我可以等着，不要搞得我卵火烫了。到时候你就没有好果子吃！”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隔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接到桂林国保的李（赵）警官的电话：“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要搞大啦！搞得我为难。当然，被关押了一个月，心里有气，可以理解。我现在以弟兄的名义拜托你，就不要搞大了！好不好？过段时间，我想办法把电脑还给你……”
我告诉他，“我不过要求北门派出所讲句人话而已。只要他们说句人话，我才不想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搞大的……”
十三、后记
1、一个月的审问，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话过程也很冗长。在这里，我只能凭事后回忆，摘取一些较为有趣的对话。因而这篇文字，只是审问对话的一小部分。全部记录下来，会记不胜记的。
2、今天的这个记录，因为在时间上已过去了五个多月，难免遗忘一些具体细节。也有可能打乱了对答过程的前后秩序。也因为当时的舌战辩驳，较为口语化。而将这些口语化的东西转化为文字，就需要在表述上略略变化一下，才利于读者的阅读。
3、审问我的警官一直宣称，他们没有把我当罪犯来看待，而是充分尊重了我的人格，且一再声言我在人格上跟他们是平等的。于是，在我取保候审释放之前，就跟他们索要审问过程的音像资料：“以往记者朋友采访我，会把音像文字资料给我一份。也希望你们复制一份，给我留个纪念。”
审问我的警官马上说：“你要搞清楚耶！这是在审问你，不是接受记者采访的。”
我于是揶揄他们说，“你们不是老是说，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嘛。怎么这时候又不平等了。横竖都是你们有理！因为你们手上有权？”
因此，如果以后弄到这些音像资料，我可以把与实际情形有出入的地方修正过来。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4、这篇记录稿，目前还不能发表。只是传给关心我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因为当局对我取保候审释放出来的条件是，要我在取保候审期间，必须“封笔”。即“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云云。
我虽然知道这种封笔，是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但我想，既然答应了，就不该违背自己的承诺。既然承诺了，不管对谁，都应该一样。
也因为桂林警方要昧着良心听命于上级，才能保住饭碗，也有他们的难言苦衷。我跟他们前世无仇，今生无怨。我不想因为这篇文字，使他们感到为难，或砸了他们的饭碗，或得罪当地的有关人员。
5、对我构陷迫害的最根本原因，我一直在思考和猜测。我想，郭国汀先生的那篇《我为荆楚抗辩》的文章，与我内心所思所想和所见略同。点出了《透过郭飞雄事件看胡锦涛真面目》一文，是我被构陷迫害的要害之处。
也因为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中，提到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频率颇高，却不指出那篇文章的名字。我估计，这是北京给他们定下的调调，以免为那篇文章做免费广告。
郭国汀先生心明如镜，真吾知己也。
6、2007年64前夕，中国人权论坛发起的为六四烈士家属及伤残者捐款的活动，以公开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以给这些人送去一点人道安慰……大伙委托我开设账户接受捐款，由朋友们监督稽核。
在六四前夕，警方冻结了该账户。这次对我抄家和刑事拘留时，警方干脆抄走了那些存折。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我多次跟他们索要，以便对这次捐款活动有一个了解，向朋友们作个交待。但他们一直回避，或声言不便归还。
为此，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感到自责和难过。
写于民国97年6月10日～18日 @
(全文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