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报导】五四人物在台足迹专题报导(2)（中央社记者陈舜协台北3日电）1919年大陆发生五四运动，台湾则在1895年成为日本殖民地，两地相差何只千里，但“德先生”带着“我手写我口”思潮，不远千里而来，今天台湾文学多元、民主制度扎根，五四运动思潮功不可没。
五四运动为何能引发震动全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甚至影响至今？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说，五四运动表面上是反对北洋政府签署日本提出屈辱的“二十一条”要求的爱国运动，实际却是让原本只在上层知识份子流动的“新文化运动”找到宣泄出口，像泄洪般流向一般大众。
“新文化运动”较为人知的刊物是“新青年”杂志，北大青年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即为文提倡引进“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批评尊孔复古想法。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应“不避俗字俗语”、“不仿古人”等八不主义，大力推广白话文运动。
王晓波说，虽然陈独秀、胡适、鲁迅、罗家伦等五四青年在“新青年”上力推民主、科学思想及白话文运动，但“新青年”的发行量每刊仅约1000份，而且是借钱来办杂志，纯粹只是在北京上流知识圈的议论、交流而已，五四运动让民众真正体认中国积弱不振的严重性，新文化运动才得以进入言论发皇时期。
不过，对当时的台湾而言，中国已是故国，且多数从事农、工的台湾人不识字，五四思潮如何影响台湾？
研究五四运动甚深的民间史学家秦贤次表示，虽然当时台湾被日本殖民，但海峡两岸仍能相互往来，有些举家迁往大陆，如散文作家许地山；有些则是来来去去，如赖和、张我军等。这些人会说国语、台语，甚至日文，都以白话文写作，成了五四思潮进入台湾的重要桥梁。
台湾光复后，大量滞留中国、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台籍留学生返台，对台湾人民思想的启迪也起了很大作用，秦贤次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宋斐如。
宋斐如是在1921年时到北京读书，同年主编“少年台湾”，1942年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身份返台，1945年创办“人民导报”，向人民宣传新文化运动及自由主义思想，因报导坚持“人民第一”，不见容于当道，228事件时被便衣宪兵带走而音讯全无。
除台籍菁英外，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不见容于中国共产党的五四健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苏雪林等也陆续抵达台湾。
胡适位居要津，久任中研院院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为中研院做学问的态度；傅斯年力求“大学自治”，确保校园学术自由带动台湾多元文化发展；罗家伦“新人生观”、苏雪林“秃的梧桐”文章被选入教科书，影响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民。
国家图书馆馆长顾敏说，“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奠基于五四青年”，雷震、傅正、殷海光等人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平台，宣传民主思想、自由主义，掷地有声，甚至筹组新党，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所谓的“党外”及“美丽岛”杂志，甚至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自焚事件。
五四运动90周年，影响仍在发酵中，不只是胡适国小、胡适公园、傅钟、赖和纪念馆等有形纪念而已，更重要的是，靠着“我手写我口”，型塑台湾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至今未停。不过，“德先生”虽已长住台湾，种下的树苗却饱受风雨，如何让树苗茁壮，还要政府和全民一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