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运动——一九五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父亲随彭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和东欧访问。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欣赏，说这是老毛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好的讲话，是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东西。三月一日，毛泽东主席作总结讲话。父亲那几日精神欠佳，本想不去，后民盟中央来电话，说是毛泽东主席要讲话，父亲马上更衣，钻进“吉姆”车，直奔会场。还好，讲话刚刚起头。
会议结束，父亲回到家中，见他气色极好。不是中午还觉得“身体不适”吗？气色好原来是听报告听好的！是什么让父亲气色转好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毛氏不但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还做了极其明确的说明。啥叫“长期”？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啥叫“监督”？就是“批评和建议”。多么甜的口号，多么棒的解释。八个字方针一出口，就立马解决了民主党派多年以来的存亡问题。
别的党派不说，一九四九年后单是民盟成员就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持怀疑态度。年寿有尽，花开有时。民主党派的年寿也到了“尽数”。为了对付“取消论”，担负组织工作的父亲会上会下，不知说了多少好话。现在好了，民主党派非但要“长期”了，还要“监督”中共了。无论是民盟还是农工，作为一个政党作用终于可以兑现、实施了。章伯钧、罗隆基是文人，但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他们搞得是政党，而非“幕业”。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绝非他们的政治抱负。你说，他们能不激动吗？
毛泽东的讲话又是中共党内整风的动员令，老人家还要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帮助党整风——这从未有过的。从前只有共产党整别人或关门整自己。应该说，是那时国际与国内的紧张形势，让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他觉得只有用批评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那时，毛泽东不怕批评，怕的是中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失去执政的绝对优势。于是，他要以内外结合的新形式开展党内整风。
由于这个决定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阻碍，毛泽东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搧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在三月中旬到五月，也在四处搧风，八方点火，搞思想动员，搞组织发展。要说野心，父亲是有的，罗隆基也是有的。野心不是为自己在往上爬，而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政党，民盟也好，农工也罢，真正起点作用的时候到了。
三月十二日，父亲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瑞升吃饭。目的很明显，联络感情以调动其参与政治、参与盟务的积极性。席间，父亲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接着，又谈到两院制问题，说：“政协要起上院的作用。”钱瑞升听了，很佩服，感到父亲“真的是抓住了形势”。
三月十八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就贯彻“二百”方针和加重政协工作任务问题，发表这样的意见：“我希望在百家开始争鸣的今日，大家要有宽容的心情，不要急于以”卫道者“自居，对于那些求进步或勉强求进步的多数知识分子，开始发言的时候就给他们拦头一棒，以阻塞鸣路，这是不妥当的。旧的文化遗产中，有好的成分，让他们鸣，让他们放，教条主义或修正观点也就显露出来。
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政协的任务和工作将要日益加重起来，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要日趋完善和充实。我认为可以考虑从第三届起给以更多的政治任务，如协商、建议和监督三方面权力是可以加强起来的。从实践政治生活中，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一环。”
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三月二十一日的预备会议和三月二十七日的大会上讲话。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本要求，是进一步地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三月下旬四月初，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分别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
三月二十八日，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做党的工作报告时，说：“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好像孩子大了，保姆还要啰嗦他，那就要家庭革命。民主党派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在组织上全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是需要的，不是这样就搞不起来。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我们党内的工作，就是要当家作主、就是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搞。统战部的大衙门是不会管民间的事了。老实说，过去统战部对农工党的一些是非问题就搞得不好。“你们还记得统战部总派一些小辫子来和我们这些部长来谈问题，她们懂得多少？今天不来了吧？你们没有看到那些小辫子了吧。过去，什么事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常要跑统战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特务，我曾在民盟建议以后由我、罗隆基、史良等轮流来做这种特务。”
后来，整理这份讲话记录的人告诉我：“当你父亲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顿时全场气氛紧张。”我想，那时父亲心中恐怕已经没有任何警戒线了。
三月三十日，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第七小组会上，父亲发言说：“我是主张大发展的，我们应当以六亿人口来想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党派的队伍小了是不行的。只要不是为个人打算可以好好发展一下组织，太保守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些人事相宜发展组织作为政治资本的。过去民主党派一切都由党包下来，什么都依赖党。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谁都包不干的。国家大，事情多，要包也包不了。要民主党派自己独立自主，发挥积极性。我个人看法，将来会发展到贤者当道，不好的就会被淘汰，谁也不能包谁。民主党派被轻视、冷视的情况会很快改变。以后我们的责任大了，共产党不包，我们不能坐在保险柜里过生活了。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利还要大的。”
四月二日，章伯钧、罗隆基召集“民盟地方负责干部座谈会”。晚上，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副主席在和平宾馆八楼东客厅,举行与地方盟员见面座谈会。与会者都非常高兴，说：“这次座谈会似于大家庭，很亲切。吐出苦衷，也获得收获。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父亲最后讲话，说：“今晚我觉得很愉快，真正表现出民盟同志的友谊和民主党派的新气氛。我们中常会对同志们所批评的意见，都会全部整理出来。对应该办的，就办。可能办的，就拟办。有些不可能办的，也向同志们有个交代，中央不该敷衍塞责的态度。中央研究机构方面要加强起来拟建一个政法研究会，其次，再搞一个财经研究会，再次文教委员会，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可以这样做，干部政策方面，我们中央很对不起大家，目前还不能具备建立专门的人事机构的条件。今后民主党派的干部由民主党派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会慢慢健全起来，对地方干部要加强培养提拔，配以职称。宣传方面，五七、五八年主要以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为中心工作。另外，盟务、简报的工作也都要做好。总之，靠中央力量不够，则靠地方协助；地方不够处，中央要大力支持。我们要向地方学习，把太平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搞出名堂！”
罗隆基也讲了话，说：“我们的会，温暖够，批评不够。我们的民盟的进步是有的，进步从哪里来？进步是因为有了从下而上的批评。”
四月三日上午，在和平宾馆一楼后厅召开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会，罗隆基主持，父亲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一、中央工作有些进步，从去年确立领导，四个副主席加上秘书长，成为一个小组。我们几个基本一致，有过同当，有功同赏。每周开几次会。去年试验搞检查，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当然，这样做还是不够，以后要加强。二、全国的盟员增加了九千多，地方同志很辛苦。我们表示感谢！三、有些问题是理论性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存在，它不止关系到我们少数人的政治生活前途或是三万盟员问题，而是联系到中国人民政治生活问题。现在的中国有三样新东西，一是农业合作化，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再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中国的民主党派，除了民盟、农工民主党，其他党派的成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发起的。成立民主建国会时，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几个人去。解放后，中共全面领导，政治、组织领导，交叉干部、兼职干部等问题都产生了。去年，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也是民主党派的任务，也是中国民主生活方式之一。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实际已经发展，而思想还停滞在过去。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有很多话没讲，很多问题是历史潮流推动出来的，而历史的彻底改变，要一个长的时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美的。我们民主党派的产生、性质和发展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要知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也有斗争。不少人怀疑，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搞不通。民盟盟员多，影响大，多大知识分子，尤其要加强思想认识。今天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干部问题，兼职问题，交叉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过去有问题找统战部，今天请示我们的民盟中央。大事要共同研究，什么马都骑就会弄成五马分尸。民盟的代表性人物要统筹安排，但要准备新的人物代替。民主党派没有太子，也没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所以，我们的人事安排是个不断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中国有三大落后，落后之一就是文化落后。而向科学进军就能解决文化落后。民盟面对知识分子，包括大知识分子，今年我们和文教部门合作，做出成绩来，五八年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是搞文化科学的一部分，重点突破。把工作做好了，组织发展也就不成问题。”
父亲讲完话，史良紧接着说：“章副主席对民主党派工作有专门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刚才的讲话值得大家研究。”
四月四日上午，父亲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做“访问东欧六国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生活是存在很多困难，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有文化生活，思想生活就会提高，自由、民主就来了，人的尊严问题就来了，这都是问题。要做到真正民主不是容易的，民主生活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还要创造。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民盟是知识分子的集团，都是有学问的人，有权威的人，在我们力量所及，应担负起这个任务，在学术方面搞起一个高潮来。”
当晚，民盟全国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由胡愈之主持。当大家议论发展组织工作问题时，父亲说：“从全国看，我们的发展是合乎民主党派发展规律的。在肃反以前几个大运动，如果发展太多，那一定有很多头痛和麻烦的问题。今天情况变了，多做些发展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我过去就是主张积极发展的，我还主张发展青年，但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
当胡愈之谈到大家对中心工作意见很多，要求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进去的问题时，父亲说：“今天我们是练习民主，过去认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不大吃香，自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民主党派又吃香了。民主是不简单的，民主要能听别人的话。为什么民盟的中心工作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三方面的情况：一、互相监督是双方面的，我们还有些困难和不习惯。二、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这也是困难的一面。三、如果民盟大喊监督，各民主党派都大提倡互相监督，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抵触，这将产生很多困难和问题。”
四月五日上午，父亲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现在讲民主还不习惯。因为我们中国是由封建专制一下子就跳到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文明的，比封建阶级的野蛮专政进了一大步。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所以在这一段讲民主就很难讲得起来。昨晚民盟争论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说民盟是大知识分子集体，应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重点工作，一部分人同意；但另一部分的意见主张把‘互相监督’也作为工作重点，我不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的工作是中共展开民主运动的一个措施。我们如以此作为重点贯彻，不然会影响目前整个政治生活。因为共产党内高级干部中对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思想不通……今后发扬民主是稳步的，要在中共内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改变了时，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我们要保卫民主，使民主健全地发展，不致受波动，受损害。某地一个人来找我，他在肃反运动中搞了十一个月，被打的遍体鳞伤，来京申冤。我呢，我只能请他吃餐饭，安慰他一番。”讲到国际形式的时候，父亲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浅薄无聊。日本、德国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是有活力的！”
后来，父亲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钱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说过，中国（指中华民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问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四月八日，父亲主持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并致开幕词。他说：“民主生活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在摸索，还在创造。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各有他的民主生活内容。但我们不能完全照他们的办法。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党派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长期间发展起来的；第二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很复杂，许多具体情况与波兰、捷克等国家不同。
我们的政治生活在不断变化，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民主生活更日新月异，组织和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密切关系，有许多共产党员一开始就交叉了民主党派，往后民主党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参加了共产党，现在由于新的方针的提出，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经撤回。这是一种趋势，我们首先要对此有所认识，要有对策。我之所以一再提出，是要大家用当家做主的精神办好党的工作，把责任担负起来，意思就在这里。”
父亲还在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报》第十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平凡之谈》的短文，他写道：“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我党的历史是较长的。它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贡献。但它也有很多弱点，需要我们用力克服。我们已经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要为党增加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的领导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京的农工党中央举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父亲又作长篇讲话。他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常说很多国家伸手向美国要美金。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伸手向苏联要卢布呀！老实说，哪个国家都是很现实的，没有钱，谁跟你跑？象东德、波兰、捷克。
还不是在那里向苏联伸手，但苏联哪有这么多卢布给他们？于是，中国的责任就更加重了。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我看中国儒家那套‘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是有用的，不过要加上新的内容。我看马列主义还是少说一点，因为马列主义不能吃，也不能穿。二、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帝王就是如此，革命就是大杀。不狠当不了英雄！
大家查查历史，刘邦一得到天下，把那些武官都砍了。朱元璋更凶，一得天下，不但武官砍了，文官也砍，因为武官会造反，文人还可以给武人出主意。斯大林也是这样，等到他一掌握大权后，把过去的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杀了。今天看起来，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些人，当时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例如对富农的问题。一个要消灭富农，一个是要暂时对富农让步。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三、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
“很多共产党看不起民主党派，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么多人呀！所以，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了。但都是理发店，都是为人民服务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很多共产党员就不懂这个道理。老实说，我们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员的。”
从四月份起，从国家体制，即科学研究和高等院校两个领域的问题入手，民盟中央开始进入了帮助中共整风的实干阶段。四月八日，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招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二人特地邀请盟外科学家钱学森、李宗恩参加。座谈会的问题如下：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力量，如何利用与安排。地方是否也需要科学研究机构？二、中央各部门质之间力量如何摆的问题，如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重。四、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设置科学基金问题。
章伯钧、罗隆基决定通过《争鸣》月刊展开科学体制、高校党委负责制问题进行讨论。先后于四月九日和二十四日发出征稿通知，对象主要是科学家，教授，专家。许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发表在第五期、六期的《争鸣》（十余名撰稿人后被划为右派）。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对于非共产党员有如下指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自由退出。”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涉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些话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党外呼声。它们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能证明中共是践行政治诺言的。讲到“有职有权”问题，毛泽东展现出开国君王的宽大襟怀，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许德珩（时任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问：“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
如此一问，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不等马、许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语：“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高校，毛泽东说：“大学校的管理机构应如何办？可以找一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工矿、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
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单位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另外，毛泽东还坦言中共缺乏学习，对治理国家是没有经验。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不懂就学，长时期的学，不懂要懂，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得为止。”再如毛泽东也道出民主人士的思想状态，说他们“都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但“都相信民主主义，都要求民主、自由。”
不佩服毛泽东不行，一番话能把个中国搅得春意盎然，满城飞花。知识分子个个攘臂轩眉，精神意气自是不同了。五月五日父亲决定以风的速度，在民盟中央举行的座谈会上，传达这个讲话。他认为毛泽东这次是“治病治到根儿，说话说到点儿”上了。
自五月八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征求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十三次座谈会。十一日，李维汉部长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民主党派搞不搞整风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五月八日下午，李维汉邀请章伯钧（代表民盟）、罗隆基（代表民盟）、许德珩（代表九三）、章乃器（代表民建）枢（代表民革）等人举行座谈会。请大家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中共整风问题提出意见。父亲第一个发言[31]，他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中常委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这次会上，有人说某机关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虑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因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很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父亲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什么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他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都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准备的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一九五0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只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民盟中央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不够。民盟中央是‘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
五月八日上午，父亲邀集北京市部分著名中西医和科学文化专家学者座谈如何学习和帮助中共整风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叶恭绰、张申府、李宗恩、赵树屏、陈邦贤、沈谦、李克鸿、吴朝仁、刘士豪、傅一诚、王雪涛、汪慎生、周太玄等工民主党成员。会上，父亲号召农工民主党成员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帮助中共整风和加强自我改造、参加体力劳动、向科学进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贯彻上述任务，他倡议先在北京就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文化艺术、科学教育这六个方面，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分别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不仅要敞开思想，大胆揭露错误和缺点，还要提出正确处理问题、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意见和方法。与会同志一致同意这种做法，决定成立六个工作组开展工作。会上还确定学习讨论的内容应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 关于贯彻“二百”方针的问题；二、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三、 关于农工民主党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发展组织、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会后，上述六个工作组在北京市主委李伯球的布置下，召开了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六个方面共二十一次五百多人参加的帮助中共整风、贯彻“鸣放”方针的座谈会。
五月十三日，父亲和罗隆基二人以民盟中央的名义，邀集了教育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教授举行会议。会上父亲首先宣布开会的企图是动员全国的盟员争鸣，组织大家座谈党委制、科学体制问题。会议首先研究了民盟北京市委为推动鸣放而召开的十四个座谈会的计划。针对现实的急迫需要，父亲提议在民盟中央成立“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罗隆基提出“有职无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共四个工作组。
用两个月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搞这四个问题，以响应和配合毛泽东的倡议。父亲提议“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由黄药眠、陶大镛、储圣麟等人参加，罗隆基建议增加吴超和费孝通，父亲同意，这个组以黄药眠为召集人。父亲提议“科学体制规划”组的人选是曾昭抡（化学家）、钱伟长（力学家）、华罗庚（数学家）千家驹（经济学家）、童弟周（生物学家）等组成，由曾昭抡召集。章罗当面商定：罗直接抓“有职无权”工作组，由父亲直接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但首先展开“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的工作。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章罗两人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父亲说“以前民主党派是被动的，今后要变被动为主动。”
在四个组里，“科学体制俎”实力最强，最积极。这个组，于五月十七、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科学体制问题。二十四日的会，是以五个副主席的名义，约请参加科学院学部会议的全体盟员来讨论的。很快，五人起草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附件二]。在这份文件里提出应该保护科学家，培养新生力量，改善科学研究领导，协调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其他业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经费、设备等问题，针对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批评。
五月二十八日，《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分送民盟中委、候补中委，科学院学部委员（盟员），征求意见。六月五日民盟通过。六月九日，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反响极其强烈。发表后父亲立马获得许多消息，一直称赞他和罗隆基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做了件大好事。
《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附件三]由黄药眠亲自执笔，于六月十日脱稿，打印了二十五份，分送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等人。准备召开扩大会议修订。由于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这份《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政风运动原本是按毛泽东思维逻辑和他铺排的轨道进行的。他以为经过七年的一系列运动，中国人都服帖了。治国关键全在执政党自身。当“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共产党有术无学”等说法传到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他希望党外能够帮助中共整风。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把整风转反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五日的时间里变了主意，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毛泽东从大量的民主党派公开座谈会的言论劾同样大量的民主人士内部言论、私人谈话的秘密汇报里，感到事情并非合乎他的判断。中国第三势力的心未死！知识分子并不服气！民主人士的顺从也是表面的，他们的批评、直言、抨击和嘲讽，还赢得了众多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的喝彩。人们不仅要求党改进作风，还要求改变制度，撤销党组、取消党委制，民主党派要政治独立，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
它们是言论，更是呼声。这呼声撼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和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章伯钧早期说的那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言论，尖利无比，直刺他的敏感神经，挑起他的戒备心理，更加剧他的猜忌疑虑。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事情超过了限度，就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更何况他是毛泽东。果然，十日之内，毛泽东的谈话腔调变了，一伸手就把个运动翻了个儿，整风变为反右，花旦改唱铜锤了。毛泽东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快刀斩乱麻，说干就干。十四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常委开会，通过了一份“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现在学界工人它是整风变为反右的标志，因为这个“指示”里出现了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提法。
五月十五日，蒙在鼓里的父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在农工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第十四号）发表《关于一件大事的说明》一文，希望全体党员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运动。同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给党内高干阅读。信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月十六日，开始行动了——以“鸣放”为圈套，“引蛇出洞”，内定右派名单，拉名单上的人参加正在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以网罗罪名。并指示报纸以突出位置刊出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大流氓。”父亲说对了，没冤枉他。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言论的激烈态度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民主党派，也超过了章伯钧、罗隆基。全校性的停课学潮以及罢工事件接踵而至，社会对抗情绪以极快的速度蔓延，蔓延。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用当时担任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在今年五月第一次出现公开批评的时候，支持者（指提出‘鸣放’的毛泽东）就被击倒了。批评是猛烈的，是出人意料的坦白的，提出批评的大多数都是非党人士。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就在这一阶段出了破绽。它失去控制，毫无疑问，北平是知道这一点的。——这无疑坚定了毛泽东反右的决心。”
五月二十一日，父亲“入套”了。头天午夜已过，李维汉亲自打来电话请他出席统战部下午的座谈会。有些腹泻的父亲对李维汉说：自己说的已经很多了，对中央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李维汉就是不放电话，非要他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难却。下午，车行路上，父亲还没有想好说什么。没有话说，也得说话。
以下，就是父亲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第八次座谈会发言摘录：
“学校中的党委治校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因此，认为应该更多的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有人没有把话说完……下面也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今后有关国家政策、方针性的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可以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经验。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进行讨论，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的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仅限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开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还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外的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也可以由大家讨论。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要考虑放上一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该“入套”的都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于六月三日结束。李维汉最后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并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祸要临头，也说得出口。“笑提常向尊前舞，醉解多从醒后赎。”
学潮像洪水爆发，倾泻而下，淹没校园，扑向社会。父亲还真着急了。六月二日晚上七时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会举行座谈会，听取北大、清华、师大、人大、航空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劾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一九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轻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实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对以上讲话，章伯钧是欣赏的，有时还要插话。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讲的话就多了，闵刚侯概括如下几点：一、章伯钧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二、章伯钧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民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章伯钧还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要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三、章伯钧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他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最后章伯钧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章伯钧说，前一天晚上她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要父亲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父亲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明情况严重，大家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总理看了条子后也未置可否。父亲哪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明天。
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风云，恐怕是任何西方星象学家、东方算命高手，都无法预测的。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接着该报于九、十、十一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斗争。
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分别多次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常委扩大会议。民盟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判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开初，把批判会称为座谈会。父亲也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态批判右派的是吴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他说；“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员会，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39]
六月十日晚，父亲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表态说：“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我在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记忆检查一下，有哪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他又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下午，父亲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只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的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不做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六月十三日，父亲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说明自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父亲说：“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42]父亲对各方面的批判想不通，私下对人说：“我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而且我的政治设计院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来批评我。”
当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的座谈会上，史良、千家驹、胡愈之、罗涵先等人先后发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本人尚在国外)。史良第一个站出来，作长篇发言，狠揭章伯钧，批判储安平，要求罗隆基回国立即检查。胡愈之立即跟进，同意史良的意见，并要求民盟中央向全国人民作严正表示。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所有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刊出史良发言的全文。香港《星岛日报》于十六日发表了《中共清算“民主同盟”》的社论，社论也几乎全文发表了史良的讲话。社论说：“中共很狡猾，他们不亲自出马，却用’民盟’的人去清算，分裂’民盟’。首先出马的是’民盟’的头子史良……一经分裂中共便很容易将之消灭。’民盟’一垮，其他小党派当然命不久矣！中共跟着便建立苏维埃独裁政权。这是短期内必然的事。”
六月十五日，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开始批判章伯钧错误思想和言论。
这段时间，一些学生也在寻求社会帮助，不懂政治的孩子们甚至找刀民盟。十五日下午，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一年级学生黄心峰等四人访问民盟中央，反映高校问题。有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接待。
晚上六时半，父亲接待了一个叫王襄的人，他是农工党员，黄埔军校四期，邓演达的学生。王自我介绍说：一九二七年就见过父亲，现在特地从湖北赶来探望。父亲非常感激，不但请吃，且吐露心曲。父亲向他表示：“现在苦闷得很，想退下来，保留一个政协委员，读读古书。”并说：“你看我的几次发言到底错误在哪里？”脆弱是人性，父亲也是极度不安。遂问：“你听到共产党准备如何对我？”两人一直聊到十时。父亲哪里知道此人竟是统战部派来摸底的暗探。王襄把谈话稿交给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后，十七日乘车返回武汉。
官方的确派了一些眼线，以记者、老友、亲戚的身份到家中探访民主人士。他们分头到了梁思成、陈仁炳、王造时（均为民盟中委）等人家中，做反右动向的摸底工作。教授们把来者当朋友，说不上推心置腹，也算得真诚相待。陈仁柄说：“现在我有空，逛逛公园，逛逛城隍庙，生活很好。我好久没休息了，这次我想休息几个月，。我的民盟副主委和市政协副秘书长，还是拿掉吧……我这次问题不小，头脑发热，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大有在野党的味道。”这些真心话，都以书面形式汇报上去了。在被打探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警惕性的要数马寅初了。他对记者说：“如果毛主席要找我个人谈，我可以说，但也只能适可而止。总之，我不给你谈！”
六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社务会议，检查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在十五日的会议上，父亲首先发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同时要求在座的储安平准备承认错误，并说：“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十六日的会上，父亲再次发言，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自己）……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昨天乃器说我是投降将军，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说，我是两面派，我看不止是两面，还多一面，有资本主义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一面，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一面。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
六月十七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就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错误言论的事情向新华社发表谈话，号召全盟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农工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章伯钧。
六月十八日，在统战部的部署下，胡愈之主持召开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整风对于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会议上，民盟中央通过了号召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和梦内整风的决定。决定具体提出：一、 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二、章伯钧、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应该尽情加以揭发批判；、对犯错误的同志盟组织应当责成他们坦白交待，深入检查；四、 本盟立即开始盟内进行整风。
这个决定，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会上，邓初民做了“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兼斥罗隆基、陈仁柄的谬论”长篇发言，与“决定”一并刊登。邓初民的发言从反动历史到当下罪行，显然是对章罗二人进行彻底清算，它被认为是官方释放出的反右基调。
这时，父亲感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颠覆，剑一样锋利，铅一般沉重。章伯钧明白了：自己已然被推到了毛泽东掀起的政治狂澜的中心。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等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刊出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文。它与毛氏原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差异极大。父亲大怒，把报纸拍得直响，对母亲说：“我没有讲错吧，他是个大流氓。”
对这个修改的“人内”讲话，境外人士是这样分析的：“人内”讲话原来为何不发表？因为它的内容“颇与苏联政策有所抵触，有与苏联分庭抗礼、互为领导之嫌。现在为何又发表？那是由于党外人士的批评，直斥国家制度。这种表面是诤谏，实际是需要更多民主的呼声一扩散开来，会造成比匈牙利革命更重大的事件……中共不得不找寻一个收场的办法，于是公布了订正了的毛泽东演说。”
六月十九日上午，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刘国成等四人访问民盟；下午，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第一组学生任平生等二十三人来访。二十日又有北师大学生访问。
六月二十四日晚，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章伯钧。
六月二十五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指示”中的第五条内容是：“本盟中央即日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及中央整风办公室，领导全盟整风运动。”会议还通过了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和整风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在领导小组的主席团成员里，除了主席沈钧儒，副主席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以外，还有胡愈之，并兼任整风办公室主任。民盟中央开释编发《民盟中央整风简报》。“简报”快速传达盟内反右斗争的动向和成果。第一期的“简报”，就点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是资产阶级右派。当晚，民盟立即举行中常会扩大座谈会，整风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集体登台亮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发章罗反动言论，这也是罗隆基外事访问回国后第一次接受批判。胡愈之还出示了一九五一年罗隆基写给他人的书信，以为反动罪证……心似刀切，身如转蓬。章罗二人当初对民盟付出了多少劳苦，现在就有多少伤痛！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六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学生十二人访问民盟，反映问题，由邓初民接待。
晚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按签到次序排列）：费振东、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李文宜、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马叙伦、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吴晗、罗子为、梁思成、千家驹、史良、金岳霖、杨明轩、成柏仁、闵刚侯、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闵刚侯（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会上具体研究和布置民盟的反右斗争工作，决定事项如下：一、关于盟内右派分子的组织处分问题：已经撤销盟内职务者，暂不恢复职务。尚未做出处分者，暂不做组织处分。二、定于七月十日晚七时三十分召开整风座谈会，通知章伯钧到会交代：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北戴河的密议、如何策划拉拢知识分子、中共整风中的进攻布置、擅自设立四个工作组问题、全国工作会议中的活动、歪曲传达毛主席讲话问题、在国外的活动问题、与台湾特务的关系问题、六月六日六教授密议问题、搞军事活动问题等。另，章伯钧与杨虎的关系问题由农工民主党责成交代。三、关于江西省委推出已被揭发为罗隆基右派集团中的许德援参加整风小组事，推定周新民同志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联系后，再作处理。四、《争鸣》自七月号起暂时停刊，推进内部检查。检查完毕，再行复刊。五、召集来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地方组负责人在离京前，会商有关整风事项。六、请周新民同志协助中央整风办公室的工作。最后，胡愈之传达周恩来有关整风的讲话。(案：以下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所有会议内容均为会议记录稿，不再标出)。
六月二十九日，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江西小组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参加安徽小组批判。黄绍竑到广西小组。广西代表诉说从前的苦难，斥责他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
六月三十日，民盟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由罗隆基交代问题。由于他的态度恶劣，临时决定晚上继续举行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父亲看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一口断定这社论一定是老毛写的！说：“这次讲话（指统战部座谈会发言）是上了大当。”又说：“共产党真会变哩！除掉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它都会变。”
罗隆基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父亲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回答你。”罗隆基第二次离开我家时，怒气冲冲，用自己的手杖击地，折成两段，拂袖而去。
民盟中央上下都知道，“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毛泽东往知识分子抹了一脸肮脏，你必须说他抹得好，做得对；还要把肮脏保留下来。你无法申辩，也无人替你申辩，其中包括你最棒的同事，最好的朋友，最近的亲戚。一切没有道理，没有原则，更无信仰，而毛泽东又是最标榜“道理”、“原则”、“信仰”的。
七月间，各民主党派内部纷纷进行反右斗争，在一片斥责声、质问声中，被认定的右派分子，陆续作公开检讨。父亲是最早低头的人。其原因我以前的文章里讲过，不再赘述。
七月三日上午，父亲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安徽省代表小组作检查。
下午和晚上，父亲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检查，以下为检查摘要。父亲说：“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发展起来的，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早许多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效仿的地方。从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的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父亲说：“过去同罗隆基在盟内有矛盾，从去年开始合作，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罗过去是反对我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的思想，他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人大开第三次会议，我请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达、沈志远、彭迪先等人吃饭。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他们完全拥护我。后来，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如罗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的建议提出来。再有文化俱乐部的管理上，统战部要收回，罗反对，我支持他。在民盟办刊物上，我们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分工给他办，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在民盟人事安排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在《光明日报》，我也同意。在民盟交换政治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争论了。”
在这次会上，经一些人当场发动，把揭批章伯钧个人的斗争扩大为揭批“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斗争。于是，父亲在两个党派，有了两个阴谋集团。
七月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布置十日责令章伯钧交代并进行批判大会。
七月八日，交通部举行全体职工大会揭发批判章伯钧。在十四人发言中，部长助理孙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发言。孙大光说：“去年五月，我和他商量工作，顺便谈到’长期共存’方针。这时，章伯钧很兴奋，对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我当时就请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章伯钧说：’所谓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教徒是指党员。’其实，章伯钧所说的上帝是指我们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九月北戴河体制会议后，有一次问他体制会议开得如何？章伯钧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少了，上面管的太多，有许多的委，、许多的办。你们党组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实际上也是管不了许多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的只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和办的负责人的人。我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些生病的人还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的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的！”
有意思的是，一个房间里的两人对话，被选为定案材料的罪证。更有意思的是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文件里，保留的五个右派里，章伯钧位列第一。父亲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却单单挑选孙大光的揭发作为唯一的凭证。“文件”宣布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母亲和我到统战部谈话，副部长张执一怀着歉意对我的母亲说：“李大姐，其实，这一条也不能成立。两个人谈话内容，谁能证明？”
交通部举行的批斗大会搞了整整一天，气势威严，穷凶极恶，如飞沙走石，沉雷急雨。每个干部在党组煽动下都变成劣马，乱蹄在“章部长”身上踩踏。父亲身心疲惫，难以支撑。回到家中，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这样搞法，我还能支持三个月。”后来，交通部举行批判章伯钧的大会，父亲都没有出席，估计是李维汉打了招呼。现在，许多期刊报纸上刊登的章伯钧接受批斗的那张照片，会场就在交通部。
七月九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几许布置十日令章伯钧交代和批判大会。
七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作第一次检查交代。
七月十二日晚七点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有刘清扬、李文宜、陆士嘉、童第周、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罗子为、梁思成、史良、杨明轩、成柏仁、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胡愈之。会上决定事项如下：一、暂定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到会交代。二、人大大会开幕后，要求外地负责同志留京两天，（参加十四日批判章伯钧大会），并决定盟中央开会一天，以便商讨盟内整风事宜。留京同志的名单，由周新民同志提出，不得有右派分子在内。
三、同意陕西的成柏仁、韩望尘、任谦、李敷仁、李馥清、马平甫、苏资琛，黑龙江的石增荣，湖北的聂国青，四川的刘芝畦等同志，留京参加盟中央的整风会议。四、要求在中央交代的马哲民、韩兆鹗等，决定责成回原组织交代。五、右派分子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时，应在重点的单位交代。如盟内负责人，则盟内交代为重点。但须与其他有关方面密切配合。
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如收到地方组织的报告和情况，请及时转交或报告中央整风办公室。七、沈主席建议中共中央李维汉部长专门召集民主党派共同商定整风的方针和计划，以指示地方组织。
七月十三日，民盟中央派干部到《光明日报》了解在章伯钧、储安平领导下，该社到大城市点火与民盟各地方组织的关系问题。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民盟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父亲到会继续交代问题。
七月十六日，李维汉部长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座谈。下午两点半至六点半，在文化俱乐部第五次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交代问题，并揭发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七月十九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整风扩大会议，父亲继续交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章黄李等右派集团阴谋活动”。会议由季方、徐彬如主持。会场上的人听了他的交代，认为只说了一些工作关系过程，“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没有谈“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因而引起了一阵严厉的斥责声，高呼口号：“章伯钧不彻底交代，我们要斗争你到底。”第二天，父亲对我们说：“再搞下去，民主党派恐怕要把共产党延安整风的一套办法拿过来了。”
《人民日报》从七月十五日起，发表了二十篇属于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有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马哲民、黄药眠、叶笃义、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韩兆鹗、谭惕吾、潘大达等人的检讨。曾经喋血沙场的勇士，最终没能造就出光耀历史的伟人。极端权力却轻而易举地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说成是“其源盖出于章罗联盟”因而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仔反右斗争中首当其冲；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民盟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被认为“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章伯钧邀请六教授举行的座谈会，被认为“反党阴谋紧急会议”；这两个党派分别召开部分成员及联系群众提意见的座谈会，被认为向党进攻的“点火会”；前一时期根据党派“重点分工”进行组织发展的工作，被认为“招兵买马恶性大发展”。这两个党派很快地把反右斗争扩大到地方组织，民盟很多地方组织纷纷揭批“章罗联盟”的“分店”和“骨干”。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举行中央领导整风小组第四次会议。刘清扬、李文宜、胡愈之、高崇民、沈钧儒、吴昱恒、许杰、邓初民、周新民、梁思成、史良、杨明轩、萨空了、楚图南、千家驹、吴作人。主席是沈钧儒、高崇民。会上决定如下：一、通过“关于进一步展开反右斗争和盟内整风的指示”。二、通过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各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名单。召集人：沈钧儒、马叙伦、史良、高崇民、胡愈之；地方工作组组长杨明轩；宣传工作组组长邓初民；调查组组长胡愈之；整风办公室主任胡愈之。工作组负责人应尽快提出组员名单，立即开展工作。三、定于本周内（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最迟月底召开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罗隆基交代。四、史良传达李维汉部长于七月十六日对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的报告；胡愈之报告盟内最近整风情况。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关人士研究反右斗争的宣传问题。
八月一日，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办公室的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八月十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在文化俱乐部招待新闻记者。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动言行。
八月十二日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罗隆基初步交代了反苏反共的历史。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主席史良。一、会议通过以邓初民、李文宜、陈翰伯、张毕来、楚图南、萨空了等六人组成《争鸣》月刊检查组，以邓初民为召集人。二、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费振东在华侨失误委员会盟支部被揭发有严重错误言行，责令在盟内彻底交代，并中止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及所兼整风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八月十九日，在政协礼堂举行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
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登出章罗联盟的各地人员名单，列举其“兴风作浪”的事例。该报称“章罗反共联盟”，是全国右派分子的司令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均有“据点”和“首领”。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听取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二时半，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座谈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胡愈之主持，史良在会上说：“虽然对右派的揭发批判仍要彻底，能由右派分子自己交代问题更好。不交代才揭发。罗隆基的会，准备在本周进行两次。”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九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九月三日，十二日，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七、八次会议。主席史良。商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于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决定。看来，别人收拾自己还嫌不够，要自家整自家了。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伟大的反右斗争。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会上，周新民报告民盟地方整风的情况。决议通告要“注意防止右派分子发生自毁事件”，通告“地方整风领导小组彻底贯彻反右方针政策，坚持说理、大辩论方式，避免简单粗暴。”比如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
就在这个月，地方就开始催促中央尽快处理右派。来自重庆的一份内部报告[56]说：“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已反出右派分子三千七百四十四人，估计最后将达到五千人。目前各单位已斗了的右派分子一般都还没有处理，多数单位是斗了就搁在一边。这些被斗过的右派分子不少没有做工作。目前，他们有以下几种表现：一、到处控告、喊冤、进行翻案；二、满不在乎。有些党员高级干部成了右派，表现无所谓。经常逛大街，吃馆子，遇见另一右派分子，常开玩笑，互称：“汪右派”“刘右派”；三、顾虑重重，怕开除后失业，少数问题严重的，怕当反革命惩办。
与此同时，西方也在揣测运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那个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也撰文分析：“中国共产党首脑今天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对批评政权的人，应该怎么办？枪毙他们呢，还是发发慈悲心，对他们’再教育’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共产党本身邀请他们进行自由和坦率的批评的……北平敢让明显的批评者逍遥法外吗？敢把他们枪毙吗？作为对其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的儆戒。意味深长的是共产党对六月间在汉阳发生的暴乱的领导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还有别的枪毙人的消息。这些血腥的清洗是否会扩大到三个’右派’政府内阁成员……”[57]——西方人哪里晓得中国共产党里有个大人物，在处理右派问题上和后来对付青年学生上，表现出富于创造性的、魂悸魄动的天才。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先从高校师生右派的处理意见入手，制定出一个方案。方案拟出，即在人大、北大等高校组织师生传达文件的指示精神，并动员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以内参形式[58]上报。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一种人反应平静，即“事情是你们搞的，处理是你们的事。”一种是抱怀疑态度：“右派分子又没有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什么罪。也恨不起来。”“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论点，不同意对右派学生采取“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而高效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右派言论是否属于犯罪？师生中的左派，当然是“一致拥护中央的原则”。对右派的性质和处理，辩论是短暂的，思考是持久的。时至今日，即使右派骸骨已朽，也未曾停歇。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办公室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主席史良。一、核准“民盟中央十至十二月三个月反右斗争计划要点”及地方工作要点。二、推定闵刚侯同志代表本盟参加各民主党派共同研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机关全体干部到民盟北京市委参加北京市批判右派分子大会。
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三天后，（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一、高崇民报告《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另选杨明轩（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继任社长，陈此生（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任总编辑。周新民提议：代表民盟参加《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曾昭抡应撤销他的职务，另推萨空了继任。二、决议通过月底举行章罗联盟批判大会计划。十一月八日按照：一、根本制度和基本政策问题；二、知识分子问题；三、民主党派问题；四、政治背景阴谋活动等四个方面批判章罗联盟问题，所分四个组分别在下午和晚上在民盟总部开会，准备批判大会的材料。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在民盟中央举行全体干部大会，激发罗隆基和批判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罪行。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决定给予周鲸文撤销盟内一切植物及开除盟籍的处分，建议全国政协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通报全盟并登报公布。此前，父亲从别处已知他去了香港。
父亲吃饭时说：“如果不走，周鲸文一定是右派。”
我说：“走得好！爸，你也走。”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
哦，我忘了：家里也安了眼线（详情另述）。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会议室，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主席史良。一、千家驹汇报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筹备情况。二、大会决定在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天举行。三、沈志远等右派分子的发言一律作书面发言。四、决定在执行主席里增加胡愈之同志。五、决定在大会的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留罗隆基半小时，让他表示态度。六、讨论胡愈之的发言稿。七、推定胡愈之、周新民、千家驹、萨空了、闵刚侯五位同志审阅全部发言稿。
十二月十九日，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主席史良。一、千家驹报告批判罗隆基大会筹备情况及议程。二、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发言稿内容。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主席史良。一、讨论民盟中央中委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及处理程序问题。决议：原则通过五人小组提出的十四个标兵处理意见的材料。所谓“标兵材料”，就是在统战部直接领导下、由各部门联合商议执笔写出的示范性、指导性材料。标兵材料一律呈送邓小平；再由邓小平，呈送毛泽东过目。这十四个标兵是：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沈志远、韩兆鹗、潘大达、马哲民、宋云彬、陶大镛、浦熙修、费振东、彭文应。会上，推举杨明轩、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闵刚侯、罗子为、关世雄等七位同志（全部为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组成小组对中委中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全部处理意见。二、讨论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程序。决议：于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召开中常会或二中全会对中常委中的右派进行处理。三、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时间问题。决议：于一月十日以前举行。四、关于整风领导小组的分工名单：1，右派分子处理方案小组——组长杨明轩，副组长闵刚侯，组员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罗子为、关世雄。2，起草民盟反右工作报告总结小组——组长周新民，组员千家驹、张毕来、陈鼎文。3，继续起草章罗联盟发言稿小组——组长胡愈之，组员沈兹九（胡愈之夫人）、萨空了。
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统战部和民盟已经在研究如何处理右派了。而父亲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在检查、再检查，一次次总不过关；一直在交代、交代，一遍遍总说不行。口头检查交代了，还要书面检查交代。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责令父亲的交代从幼年写起。
“什么名堂？这是清算！要清算我的一生。”父亲自语道。
每次写交代，都是父亲来到洪秘书工作的房间。他口述，洪秘书记录。早已戒掉的烟，重新拾起，一根接一根。在烟雾缭绕中走来走去，或望着窗外两眼发直。口述材料整理出来以后，经父亲修改，再用赵体小楷誊清。我喜欢看洪秘书写字，工整又漂亮，有时一站就是好久。父亲真是从安徽桐城地主家庭说起，说到读私塾，读桐城中学，说到德国留学，说到加入中共，说到脱离中共，说到邓演达，说到第三党……父亲交代最多的，还是与国民党军界的关系。从陈诚开始，名字一排一排，密密实实的。有的姓名，我听都没听说过。
一次，我从洪秘书的房间出来，忍不住对父亲说：“难怪人家要说你是右派，你结交了那么多的国民党。”
“你懂什么。”不过，父亲是笑着说的，即使情绪低落到极点，父亲对家人总是那么和善。仅此一点，我就服他。
父亲坚守中间路线的主张，坚守第三党地盘，被认定是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迁至上海。父亲为制止内战，仆仆于沪宁道上。那时父亲就对农工民主党的朋友说：“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如果是相持局面，第三方面就大有可为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自农工民主党全国第四次干部会议以后，父亲加紧了长江以南的组织活动。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发展成员的同时，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吸收成员，并通过这些人搜集军事情报和弹药物资，为将来时机成熟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做准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解散，农工党立即转入地下。农工党公认为是各民主党派中与国民党斗争最有经验、警惕性最高的政党。在民盟尚未解散前，父亲就主持农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第二号《政治通告》和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提出了“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的策略。十一月，父亲到达香港。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把工作重点几乎全部转移到军事活动方面，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建立起了二、三十支武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千人。父亲还派遣党内许多军人出身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作策反活动。他本人就与李济深合作，促成了吴化文部起义。他与陈诚，杨虎，龙云，卢汉，潘文华，刘文辉，邓锡候，邓宝珊，范绍增，周绍轩，吴奇伟，马师恭，方师岳，李洁之，练剔生，李汉钟等几十位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持联系。父亲的军事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中共，打击老蒋，另一方面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坚持中间路线紧密相关。父亲认为共产党占据华北、西北和东北以后，暂时是不能南下的，即使南下，恐怕也要四、五年的时间。美国也会帮助老蒋保持“南中国”。在这个时段里，中间势力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站住脚，方能与中共鼎足分治。这一年的四月，陈其瑗在香港彭泽民家中见到父亲，大家谈起中共的军队占领了东北、华北等许多地盘。陈其瑗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问父亲怎样看法？父亲说：“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些，还是和好！”
父亲一向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在他第一次与邓演达见面时，就被确立下来。邓演达被杀以后的几十年，父亲对第三党人一再讲：我们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的精神。他指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当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改革大纲，父亲在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就表示反对。他的军事活动为的是能够变二分天下为三分天下，为中间道路挣得一片天，站得一垄地。他和罗隆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一心把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搞成第三大党。你国民党有枪，共产党有枪，老子也搞枪，免得受夹板气。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现实教训出来的；也是邓演达教导出来的。父亲的慷慨大度，父亲的江湖作风，父亲的两面手法，都与他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目的密切关联着。一九四八年农工党在压力下准备清算中间道路，父亲拍桌子，耍家长作风，拒不清算。父亲还对农工党的朋友说：“中国是可以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特别叮嘱秘密前往上海的朋友：“不要再有交叉党员，所以一定不要吸收中共的人参加农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会议。章伯钧与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应邀首批离开香港，乘苏联轮船“宝德华”号北上，抵达哈尔滨。他在东北逗留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这期间，父亲给留港的农工党的中委写信，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62]这封信想必是保存在中央统战部了。若问：章伯钧想回香港干什么？当然是干第三党、走中间路了。
“云山有意，轩裳无计，被西风吹断功名泪。”仰望天空，天是解放区的天，环顾四周，皆为中共人马。父亲在东北一筹莫展，便成天和章乃器一起，宗兄宗弟结伴出入书摊、古董店。真有好东西，价钱又便宜，二人大买特买（后也成二人罪证）。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北京，见到久别的老友季方，父亲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了政治俘虏。[63]”有朋友问及新民主主义与第三党党纲有无区别的问题，父亲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你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催促和压力下，父亲同意批判中间路线，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会议上，承认第三党的历史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