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邓玉娇杀淫官案，判决结果是不是公平？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高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刚才我们谈到审判的问题，很多人就说邓玉娇的幸运并不是我们的幸运，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王先生。
王军涛：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邓玉娇的案件其实也不是邓玉娇个人的幸运，我们刚才讲了，在法庭上的判决书中间，文昭先生讲说“有伏笔”，我们也讲了她出去之后还会面临到贪官污吏的威胁，他们之前在打记者时已经威胁过了，其实邓玉娇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获得了胜利。
另一方面，广大的网民其实对维护邓玉娇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大家从这些年的经历中已经感到中国政府滥用暴力、警察滥用暴力已经威胁到很多人的安全，所以大家保护邓玉娇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大家也知道，只要制度上就像文昭先生说的，不从制度上、法律上真正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这些问题还会发生在每个公民身上，所以大家不认为邓玉娇案件的胜利就是每个网民的胜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破空先生讲说就在这两天，全国各地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至动用了上千警力。我们也知道现在如果关心中国的文章，看看《大纪元》报纸，都知道说在中国首都北京，在国家规定合法上访的这些地方，每天都在发生各地警察袭击访民的事件，绑架访民，违背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把访民关押，限制人身自由，还不要提到说在各地对法轮功学员无法无天的迫害。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表明说，邓玉娇个人虽然在这个案件上，没有在法庭上受到贪官污吏的惩罚，但是每个中国的公民已经受到迫害，或者每个公民可能都还会继续受到来自非法的、恶势力掌握权力的，包括用黑社会的方式，包括假借司法形式的这种迫害。
主持人：那我们看到中国各地都有这种抗暴的风波，好像已经连成一片了。比如最近发生的在江西省南康市有上万民众抗议苛捐杂税，那么在他们抗议的第二天，当局就取消了新的税收征管办法。原来最近说要强制安装的“绿坝”过滤软件来封网，那么现在也改成说自愿安装；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东北的一个法庭上，法庭宣布法轮功学员是无罪，虽然现在还不敢放人，说要请示上面才敢这么做。但是有很多的迹象表明，像这种用暴力来抗暴的事件愈来愈多，那这是不是表明中共它对这种局势的控制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呢？
陈破空：再补充一件事，就是除了你刚才列举的这一系列事件以外，今天发生在湖北省石首市的一件事情，说当地警方想抢走一名受害女性尸体的时候，有数万名群众起来跟警方抗争，警方调集了上千的警察，包括外地增援的武警。由于他上千人，但是民众更多，所以实际上是民众把警察、武警打跑了。因为民众把汽车掀翻了，把酒店也点了起火，事态还在发展中。而当局从外地荆州调去的一千武警去镇压这些民众，由于民众人多势大、群情激愤，也把武警给打跑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证明了民间力量的一种成长和觉醒，对社会的这种糜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笑贫不笑娼，认钱不认人的这种社会风气的痛恨，就说普遍的仇富、仇官的心态。因为为官不仁，为富不仁，已经聚起社会巨大的仇恨，所以这种仇官仇富是从官场和奸商印证到老百姓的身上。这些事情发生越来越多，而官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我想有的让步可能是来自于中共高层所谓六四左右敏感期不要惹事，这么一个想法。而有的让步可能是地方上的一个力量发生了一个对比，一个变化。就是当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而政府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些民间力量的时候，出现一些暂时性的退却，或者是战略性的败退，像邓玉娇这个案件这样，政府很明显是一个策略性或战略性的败退。同样在其它一些事情上，但是刚才你提到“绿坝”的事情，它未必是一个败退。因为早在“绿坝”这个事情发生时，这个说来话长。
主持人：一会儿我们再来谈“绿霸”的事情。那么您认为，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是不是中共现在已经面临一种“管控”的危机呢？
王军涛：我觉得管控危机它们在之前是感觉到的。因为前年在新西兰的时候，我是研究中国政府在89后是怎么控制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在全球华人市场竞争和信息出来，怎么控制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
当然后来我发现有四个支柱，其中的一个支柱就是用安全机制。它后来搞了一个叫“紧急状态处理”，如果各地发生紧急状态应该怎么来处理，中间有包括如果发生群体事件。但这个机制在去年的时候严重的遭到挑战，就是有两个事件，一个是“杨佳袭警案”；还有一个就是“瓮安事件”。
这两个事件就给了中共高层一个震动，就是它发现如果它再用警力，就说你只要有事，我就用警力把你压住，但它现在已经发现人民对于这种暴力的仇恨已经到了…公安机关用这种作法已经制造太多的敌人，所以它想限制一下这个。但是限制的结果，就导致老百姓接着在去年下半年，在一系列地方跟所有官兵发生冲突，只要你武警不上，老百姓可以在街头把公安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候周永康又在12月的安全会议上说，公安机关和武警必须在第一时间控制第一现场。可以说跟胡锦涛在瓮安事件之后的这个…而且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破空也在节目前面讲到说，一些被罢官的人又回去任官了，就说明上面又开始重新肯定当初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个东西还在较量。
现在我觉得胡温的态度是这样，各地出事它先不表态，让你去做。你要是做坏了，我罢你的官，你镇压对了你也升；要是镇压激起更大的民愤，那你也得罢官。如果你要是让步，让出更大的事情出来，你也得罢官；如果你让步能缓解，就…它就等于用这样的方法，让地方官有点捉摸不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各地处理事情的模式不太一样。
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我们拿重庆发生的事情和最近江西和湖北发生的事做比较一下，重庆现在任官的是薄熙来，这个人是太子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胡温是惹不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横。但是他做事很巧妙，比如对出租车司机他就让个步，让步之后，他在全国也得到好评。另一方面，全国其它地方的出租车司机想仿效要起来做点事，有多少地方就开枪镇压出租司机。有的地方是开了枪镇压；有的地方就仿效他做个让步。
但是地方官普遍抱怨说，你重庆你有财税，却对出租车司机让步，让一下这个管理费，我们这个地方靠这个吃饭，结果我是让不起这个步。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来，薄熙来任下倒是对打记者、殴打律师这个案件，到现在还强硬，他不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出，他对真正能够在制度上对它进行挑战的，它不让步，而像这个具体上比较能得到人心。薄熙来为什么那么做呢？因为他就把中央给吃透了，他怎么做中央是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出各省的官员，他有比较大的一个回旋余地，如果他在上面的靠山硬，他就混来也可以，他怎么来反正余地是大一点。假如这个官员在上面没有靠山的话，那么他相对来说，就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主持人：听您这样说，也是非常的混乱。那我们再请文昭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文昭：我觉得这个政权对国内和国外的让步，它也不可能是一种永久性的让步，它只表示说它可能今后不再对同一事件提出什么处理。那么第二种就是策略性暂时的让步，不过中共这个政权是比较有意思，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是完全相反的。
大多数国家对内来讲，就是对于民众来讲，它为了力求达成谅解，在当时是采取永久性让步。如果出现一个问题，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那么当权者做出让步时，像我们刚才讲的，它会尽量把这事情法制化、程序化，保证今后同样的冲突，引起社会动荡的事情不再出现，而对外是有很多策略性的让步。
但是中共政权刚好相反，它对外是永久性的让步，比方说它会放弃一些领土主权的一些诉求，对过去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予以无条件承认。比如江泽民就承认了过去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关于中国北方割让的领土，它就放弃了统治的权利。
而对内它基本是策略性的让步，就说它是一种暂时的，它并不把这个东西永久化，并不把它变成程序化、法制化的东西，而是把它完全作为具体个案处理，就是抱着一种“下不为例”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老百姓在跟共产党打交道，面临它让步的时候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这一次的成功，并不意谓着今后会做同样的事，很可能今后还得重新再来一遍。
主持人：好，谢谢文昭。说到官方的永久性让步还是暂时的策略性让步，那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案件中，我觉得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像江西南康上万民众抗税这一个事件，您能不能做一下分析？
陈破空：这个抗税事件就是南康市当地政府要对老百姓加苛捐杂税，老百姓就奋起抗争，抗争之后，应该说可能有高层的指示，就在第二天，就非常快的宣布取消加税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6‧4左右所谓“敏感期”所做出的协调性的东西。另外我还要补充一个事情，作为民间和官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变化。
就在前不久兰州市所发生的，城管在街上耀武扬威，对那些小贩施暴，把小贩的水果摊打倒，把食物给撒了一地，把这些酒摊给放倒在地上。当地老百姓实在看不过，就群起攻击这个城管，有十几名城管就是一贯作威作福习惯了，但是错在老百姓群起进攻，结果把这个城管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城管队长还跪下来向民众求饶，说承认自己错了，希望大家不要再打了。而民众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你们吃屎长的，你们是不是人？说把这么好的这些物资拿来糟塌。所以这些都显示民间和官府的力量，在发生变化的一个交涉。
不过话说回来，邓玉娇案这个让步啊，这“让步”二字我们还得说得准确一点，应该说这个案子的让步是非常有限的，不要说制度性永久让步完全不存在，就是策略性、阶段性的让步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邓玉娇这个案子跟“杨佳案”比，还有很大的不同。
“杨佳案”是受到各种委屈之后，他长年跟上海警方交涉，得不到结果，上海警方还许愿要跟他经济解决，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最后杨佳是为了雪心头恨，身怀利刃，单刀赴会，身入虎穴龙潭，当那个孤胆英雄，戳死6个恶警，所以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是杨佳采取了主动的报复行为，那么杨佳后来被中共认为这样如果不控制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效尤，所以为了警告社会，为了莫使效法，就把杨佳处以死刑。
但是“邓玉娇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邓玉娇案”是在本身一个良家妇女，一个无辜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平白无故遭到了三名淫官公然暴力的性侵害，而且不光是拿钞票打脸，是暴力的胁迫这种情况下，她奋起自卫。从情节上来说，中共无法从任何情节上来推理，要把邓玉娇拿来处置，而且她自己有先坦白在那里，加上形成强大网民的舆论。所以中共在这个时候做的让步几乎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从情节上来说，你无法对邓玉娇说任何事情，她已经直接受到了胁迫。
以前81年有个案子，当时新疆日喀则地区发生“蒋爱珍杀人案”，一个女子蒋爱珍受到单位3个领导的谣言侮辱、毁谤，她没有受到身体胁迫的情况下，她就是想不通、发怒、愤恨之下，拿了一枝枪枪杀了3个干部，杀死了3个人。而当时又是胡耀邦主政，胡耀邦特别指示这个案子，最后说蒋爱珍是痛恨，她没有受直接暴力的威胁，仅仅受到了谣言侮辱和毁谤，她就可以杀3个人。《人民日报》出了一个社论，当时叫〈蒋爱珍为什么杀人？〉而胡耀邦亲自主事干预，所以在那时候我们看到高层跟基层还可以分开，还有一定开明的领导人可以用良心说话来解决问题。
而20年之后完全没有了，今天的高层跟基层经过20年的发展，上下左右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你要处理了一个政级官员，县里面也不同意，因为县里面有他的保护人；要处理一个县级官员，省上也有人不同意，因为省上有他的保护人；那么要是处理一个省上官员，中央有人不同意，所以这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巨大的网丝，任何官员想做点好事，完全无法下手。以至于到了今天，经过这20年的发展，这种利益关系的密集和交错纵横的，跨地域、跨上下的，使任何法治已经失效了。
法治可以在很多时候失踪，可以隐形，就好像“毒奶粉案”和“大地震案”一样，但是法律在“杨佳案”和“邓玉娇案”这里又出现了。所以这法律它不是一个保护弱势群体的工具，它完全成了官员的一个利器，一个专利，是保护官员本身的一个工具。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接一下明尼苏达州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请讲。
明尼苏达州刘先生：安娜好，陈破空、王军涛、文昭好！我是《唤醒国人》的作者刘蔚。邓玉娇案的判决，说明了中国人民必须起义，中国人民不能起义就是他们缺乏枪支。最近两个月，经过我们的奔波与私人武器人员与军人交流，我们发现人民有两样兵器可以使用，只要能够达到几十米的射程就够了，那就是弹弓（有些叫“传枪”），和弓箭两样。弹弓20元人民币一把，弓箭350元人民币左右，这就把民众赤手空拳只有1米的射程，提高到40米。
这两样都是成人用的，不是小孩用的，成人的弹弓它的橡皮带宽1厘米，从自然程度20厘米拉长到80厘米，它储存的能量相当大，在40米内打到人肯定有杀伤力，打到头会打死人的。民众就是自己在家练习2个月，每天练习1小时，那么一出手在40米内就应该能够放倒人。弹弓它放在包里就是口袋里面，还看不出来。有这两样兵器，中国普通百姓就能够对付共产党的基层人员。
主持人：谢谢刘先生，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听清楚了。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回应一下刘先生的观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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