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我向你尊敬的父母以及姐姐致意。让我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因为我不大可能再有幸见到你。请接受我和我妻子对你和你的亲戚对我的好意致谢。亲爱的姑娘，请公平待我并相信我是你亲切的、忠实的朋友和恭顺的仆人。”
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前一天，6月28日，凯瑟琳写了她焦虑万分的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原谅我写的信，在信里我告诉你，是对你的极大关切使我不能沉默，因为见不到面，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后来，我的三封信（3月3日、31日和4月28日）都没有得到你片纸只字的回复，使我极感不安，动辄落泪。的确，我写了那么多，你却泰然处之视同无物，要不就是没收到我的信，在那些信里，我告诉你了上千件我从不曾让他人知晓的事，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告诉你是万无一失的。我只求有一两行字的回话来和我的那些信相抵。告诉我你很好，并宽恕和爱我哪怕只像我爱你的千分之一，我也就满足了，并保证改过。我极不情愿还没告诉你从我上封信以后的一些重大变化就结束这封信。但我已答应你了，因此，我将祈求上帝降福于你，并且，亲爱的先生，我自认是你最真挚、亲切和忠实的朋友。”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请保重身体并接受这些蜜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照你一向喜欢的那样用糖腌过了。”
但是，这么一封忧思万千的信却在3个月后才被忙于政务的富兰克林收到。9月11日，趁议会休会之机，他给她回了第二封，也是最长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走开一小时吧，公务，让我和我的凯蒂①谈上一小会儿”，然后解释说是“不间断地忙于公事”迫使他疏忽了“私人通信”，接着是：
“你在最后一封信里问我可好和在做什么，是否每一个人都还爱我以及为什么我让他们这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说，感谢上帝，我从不记得我曾像现在这样好过。我仍然享受着一个有节制的男人可以想到的一切生活乐趣，而由于利益，它们又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得承认（你可别妒忌），更多的人比以往更爱我了；因为从我见到你以后，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和军队出了一些一般的力，因而国家和军队都感激我、赞扬我，并说它们爱我。它们说这些如同你以前一样；而如果我想从它们那里索取什么好处，它们或许会一定拒绝我；因此我从被人爱中得不到一点实际的利益，只是令我的心情愉悦。
“现在，从我得知你的一点音讯已有4个月了，但我并未生你的气，因为那是我的错。我欠了你3到4封信，只要我不补上，你就不会再相信我了，你是有理由的。可是相信我，我是诚实的，而且尽管我从来没有与你一样地回信，但你将看到，我会作仔细的叙述。同等地回复我永远办不到，尽管我应该让每趟邮差都带去我的信，因为我从你的一封信中得到的快乐比你从我的两封信中得到的还要多。那些琐碎的新闻，朋友们家中发生的事，你对人刻画出的自然的画面，那些理智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你表达每一件事时那种聊天式的笔调，都增加了我的快乐，这些更使我回忆起了那些时光和里程：我们愉快地交谈，即使是在冬天里的一段行程上，在一条走错的路上，在一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暴雨中，……
“富兰克林夫人对于一位年轻小姐对她年老的丈夫会如此关切而感到自豪。……她相信你是一位理智的姑娘和令人尊敬的家庭主妇，谈起要将我遗赠给你；但我应该希望你能有一位更好的，而希望她活上一百年。因为我们正一块变得年老，如果她有什么缺点，我也已经如此习惯，已经感觉不到了。……的确，我开始感到不怎么像想到你那样想到她，但正因为她愿意我爱你，如同你愿意被我爱那样，还是让我们一道来祝愿这位老夫人长寿和快乐吧。”
然后，他向她致以他妻子的问候，并向她的自己并不认识的父母致意，还附加了一句：“萨丽说：‘爸爸，告诉凯蒂小姐说我爱她。’”
10月16日，为了回复凯瑟琳6月28日那封忧心忡忡的信，富兰克林写了一封笔调活泼诙谐的信，信的最后说：“……当我再有幸见到你时，会发现你像我的葡萄树结了葡萄串一样，身边围着一些肥胖、水灵、红润，像他们妈妈一样漂亮的小淘气。再见。开会的铃响了。我得到那些严肃的面孔中去谈论政治了。……附言：李子已安全运到，由于你提到的原因，它们很甜，使我很少吃糖了。”
富兰克林和凯瑟琳从1755年1月在一起盘桓过数日后，一直到1763年7月才再次见面，那时，她早已于1758年嫁给了威廉•格林，生了她六个孩子中的两个。富兰克林带着女儿萨拉在去波士顿的途中到他们在沃里克的农庄去访问她和她的丈夫。那以后，他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775年富兰克林往坎布里奇去同华盛顿会晤时的顺访，一次是凯瑟琳偕其丈夫在1776年到费城探望富兰克林。但他们的友谊在相识后的30多年中始终未断，不时有书信往来。富兰克林83岁那一年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我一生的幸福之中，包含着你的友谊。只要我活着，我便会愉快地想起它。”
而在他们友情初建的那一时期，尽管他们都理智地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友情，但显然都感觉到了一些超过友情的东西。
在凯瑟琳这方面，这种情感似乎更加令她难以自持，而富兰克林毕竟是富兰克林，他深情而又冷静、理智的信将他们的关系界定在“友情”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眷恋着他相濡以沫的老妻，眷顾着他的家庭和孩子，他也真正地关心着凯瑟琳，特别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自己和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他的人民和国家。他有着远为广大的世界。
当时，他的人民和国家正处于外部侵略的威胁下，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防御外侵的“公务”中去了。
1755年，边疆离费城已经很近，而且越来越近，不时进行袭扰的俄亥俄的印第安人出没在距费城不到100英里的内地丛林中。城镇尚未受到武力进犯，但一些孤立的偏远的居民点和农场却受到焚掠，常常是一家人全部被杀、剥去头皮，却没有人去保护他们，甚至没有人把他们的死讯带给他人。到了这年秋季，这种袭击越来越频繁，整个边境一片恐慌，城镇中挤满了逃难的人，混乱不堪。州长和议会再不弥合他们的分歧而后采取行动，宾夕法尼亚将永无宁日。
宾州议会通过了拨款6万镑的决议，但要求业主也应纳税。这时，一直顽固不化的业主由于受到伦敦方面一些了解议会、业主之争的人士指责业主破坏殖民地防务、理应剥夺其在殖民地的权益的舆论压力，也命令他们的总管拿出5000镑，以“礼物”的形式捐助宾州的防务。富兰克林劝说州议会接受了这笔捐赠，同时规定了只有议会拥有批准用于“王事”的供给的权利。州长也首肯了。这样，尽管矛盾仍未解决，议会同州长亦即业主暂时达成了妥协。
富兰克林又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国民自卫队的议案，其措辞尽量注意使反对战争的教友会教徒可以接受。11月25日，议案在议会通过。该议案规定，该州的自由人组成联队并选举自己的指挥官，由州长或司令官批准。因此，这一次的国民自卫队与1747年的不同，因为它具有法律地位。议会还指定了一个以富兰克林为首的七人委员会管理军费开支。
这时，边境的风声更紧了。有消息传来，一伙肖尼族印第安人袭击了位于费城西北75英里纳登赫廷，杀死了那里所有没来得及逃入森林的居民，焚毁了那里的房屋。闻讯逃离家园的诺桑普敦县和柏克斯县的农场主们携家带口地涌入费城。加强边防已是刻不容缓。七人委员会命令征召了300人入伍去防守边境或驻守即将修筑的碉堡。为了动员民众，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关于宾夕法尼亚目前局势的三人对话》，登在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文中尽可能提出了一切反对建立国民自卫队的观点，然后逐一地加以反驳。
就在12月18日这一天，富兰克林率领50名骑兵和3辆宽轮大篷车，出发前往摩拉维亚教徒聚居地的中心城市伯利恒。与他同行的有前州长、现任参事会参事的詹姆士•哈密尔顿，议会的计财委员会主席、教友会教徒约瑟夫•福克斯。若论官阶，哈密尔顿是远征队的头儿，他此次出行的目的之一是监视富兰克林的行动，向州长报告。然而，在过了一周左右官衔没有任何意义的跋涉生活后，有才干的人成为真正的负责人，这就是富兰克林，以他的儿子为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