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芬奇利之路（上）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１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4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1957年和1958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问题会更直接了当：我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够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照顾小孩的同时承担一个议员的工作。
我觉得选拔委员会完全有权问这些问题。我介绍了我家庭的情况，说我已有一个一流的保姆帮助我。我也常常解释说，我觉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时间，在做一个母亲的同时做一个职业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气愤的是我察觉到一些批评意见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妇女应该去的地方。固然选拔委员会的一些先生们可能有这种偏见，但那时及以后我均发现几乎公开表达出这种偏见的却是妇女。这证明左翼关于“性别歧视”的过分简单的概念又一次错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并很失望。他们的攻击不仅是对想作一名候选人的我的攻击，而且是对一个妻子、母亲的攻击。但我绝不会因此而退缩。我相信我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我知道我从政之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很希望我进入议会。另外，最重要的是邓尼斯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他总是安慰我、支持我。
1958年4月，我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了即将选拔候选人的选区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作为一个妇女遇到的来自选拔委员会的困难。遗憾的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聪明的男性朋友也难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见。不过，唐纳德•凯伯里倒还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应该穿得萧洒，但不应太华丽。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他想我当时穿着的带棕色饰边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适。他在服饰上的鉴赏力将很快得到检验，因为伦敦北部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将不再参选，这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选区，我报了名，将于7月参加面试。
对芬奇利不是特别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跃跃欲试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开始去了解我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下决心我要像了解奥尔平顿的旧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样去了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利。一个城市席位特别是伦敦的席位具有一种有利条件。因为你知道当地最典型的问题与全国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农村或外地的席位却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国一样，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争议的。移民问题也刚刚开始成为政治上的热点——就在几个星期后，移民问题引发了首次诺丁山骚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芬奇利，经济状况及哪个党将更有可能继续提高生活水准、改善服务，肯定会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是大约150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
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邓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邓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7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邓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邓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著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３5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34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46和43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邓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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