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芬奇利之路（下）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
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答大厅内人们提出的３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困难。如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他们给我的欢迎是没说的。但与报纸的报导相反，最后仍有几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为候选人。因此，我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而不是那个神奇的词：一致通过。因此，离开会场时，我既知道我已稳获候选人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是执意要与我为难。
我给当时担任保守党议会督导员的特德•希思写信，告诉他我面临的问题。他曾是达特福德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在我正式当选候选人以后、议会选举之前，我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替我讲话，其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基恩•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尼斯参与我的竞选活动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他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伯蒂•布拉奇一直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过去，人们对芬奇利的选举活动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容许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竞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一个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一样，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努力。从这时起，我一周去选区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争取支持，然后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某人的家里认识一些保守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喝点饮料。
我当上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芬奇利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竟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几年前，在芬奇利，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我们党因为这一丑闻而名誉受到损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
同时，我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党未能争取可能支持保守党的人都来投我们的票。因此，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我们的基层组织，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一些犹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当时我们未能充分地争取潜在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无论会引起多少人的不悦，加强基层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到195９年９月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选区的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已大为改善，我开始感到比较放心。
我也预感保守党将获得大选胜利。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形势好像对保守党取得选举胜利越来越有利。在芬奇利，我们正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实际上，宣布大选时，我和邓尼斯及我们的双胞胎正在怀特岛度假。我们立刻赶回伦敦。虽然在竞选活动中仍会遇到苏伊士问题及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党更可能实现并保持繁荣。
这一直是我与其他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领域。因为，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荣感外，大家也意识到哈乐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美国、苏联或是欧洲大陆问题上，发挥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1959年10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9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195９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邓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
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5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邓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９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邓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13， 437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12,701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柴契尔•玛格丽特•希尔达：29,697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16，260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3500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邓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 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这是第一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