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有一种技能可让我们超越电脑及其他动物，那必然就是我们辨识高度抽像型态的能力。牛顿从掉落的苹果想到地心引力，达尔文因观察到农夫与园艺家挑选种子以培育出特定的植物特性而推演出进化论，这两个例子正足以说明抽像思考的能力。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依赖这种辨识抽像型态的能力，从复杂的专业任务到最简单不过的小事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上班时该走哪条路线，或是我们整理安排自己柜子的方式。
但是就投资而言，这种能力会让我们变得更没生产力。最简单、也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个人与市场对于股票与债券的定价认知根本纷乱无章：毫无固定型态可言。在这么混乱的世界里，寻找固定型态的想法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还可能是件极度危险的事
。
举例来说，在一九八七年股市崩盘之后，许多报纸都用了大幅财经版面，绘制出各种股票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三年崩盘前的涨跌情形，并与这些股票在一九八二年到八七年的状况相比较。这个作法意味着，由于这两个图表在崩盘前表现得相当一致，因此未来必会再度出现规模可比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局面的疯狂崩盘。
最关键的理由在于，美国联准会处理一九八七年崩盘时的手法远比一九二九年时要来得细腻许多，因此根本就没出现疯狂崩盘的状况。重点在于，股价根本不会重复出现一定的型态。如果真有的话，最有钱的人就应该是坐拥书山的图书馆员。
我并不羡慕财经记者。因为这些愚昧的人必须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提出个新鲜版本，才能让读者天天阅读他们的文章。一般的记者如果没有访问过许多市场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人，绝对写不出这么多文章。
因此，财经版面总是充斥着这样的说法，“我们发现，在过去曾经出现过九次类似的状况，存量高过过去六个月的卖量，这段期间内股价惨跌了二成以上。”当然，这在过去无疑是事实，但问题在于，大量财务与经济数据彼此间的关联性可能只是随机出现，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孟加拉奶油产量与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之间的相关性。
当然还是会有些数据有助于理解未来的经济活动，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以及某些所谓的“领先指标”（leading indicator），例如开工动土的建地数目或一般产业上班时数的长短。问题在于所有的人都能知道、看到、分析及统计这些数字，而计算之后的结果已经反映在股票或债券的价格上。
你认为如果联准会将放宽利率，会有利于股票交易？其他人当然也知道这件事，而股票已经因为这个原因而上涨过了。因此，根据这类资讯而采取动作根本毫无价值可言。请记住财务大师伯纳‧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3] 的名言：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知道的事。
至少，就算是真的能够建立一定的模式，但这些模式还是有可能变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股票与债券股息之间的连动性。一九五八年之前，每当股票股息落后债券利息时，股价就会下跌。
一九五八年之前，每当股票股息落后债券利息时，只要把股票卖掉，然后等到股票股利回升之后再买回，一点也不费力气。到了一九五八年，那年股票股息不仅落后债券利息，而且再也未曾回复。如果那时你把股票卖掉，然后等待买回的机会，那你可得等上好一阵子了。@
摘 自 《投资金律》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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