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5日讯】不久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古斯特罗夫号》，被称为德国的铁达尼号。都是讲灾难沉船。一个是触及冰山；一个是遭俄国潜水艇攻击而沉。九千人死于攻击而船沉。前此，尚有《德国女人》一片公演。也是讲俄国人之罪行。这些书籍电影的问世，带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人民，对于罪恶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做出牺牲和死于非命。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当罪恶政权取得优势，胜利和扩张的时候，人民，作为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没有上街游行，欢呼，陶醉之权利——就像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以后，日人举国欢庆——实在是欢庆他们未来的死亡，原子弹和大废墟。这是一种政权与人民之间负面间性关系的悖论。
在中国，人民问题如出一辙。1949年，1966年，或者邓，邓后时代，如奥运会时期，这样胜利的人民欢庆又适时出现了；甚至将西方媒体一向以来独立思索者也迷惑了。他们不知道这个运动会和汉城，和柏林运动会之大区隔。他们不能免俗地说，看啊！人民是在拥护这个盛会的。但是，这些西方人忘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提示。当拿破仑面对欢迎他的群众的时候说，我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欢呼。不止到拿破仑。反右时期，学生领袖林希翎也说，我在广场讲话，万众欢呼；我被批判，亦如此——她表示十分不解。我们看到，文革时期，拥护毛文革，万众欢呼；打倒毛人帮，四人帮，亦如此。
人们觉得十分奇特。用民主论解释，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民多数意志的表达——用极权论解释，这叫做无社会结构的人人反对人人之个人迷信。这是一种人民至大，也至小的政治政权领袖意志和喀里斯马主义的表现。这个表现的核心结构，就是列宁主义之群众，政党，领袖——就是研讨极权主义理论家的政治无结构论。这些理论反映在现实中，多少激发一点人们的想像力，但是，政权为之之想像力绝对超过独立人士的说教。他们利用铺天盖地的媒体实行一统宣传，效果究竟如何？效果不如以前。因为，科技发展嵌入了武器的批判——使得批判的武器漏水。于是，现在，网络博弈，对于人民整体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人民之一半或者一多半，还是要为“珍珠港胜利”而欢呼的，就像中国人会为一个政权胜利而欢呼。
反之，当其失败，人民又成为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严格讲，这个受难开始于胜利之初——二战德国，犹太人处境相反）——直到他们为失败者和胜利者付出双重代价。胜利者德国人和胜利者苏联人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我们说的那艘德国船，严格讲是一民用客船，他理应受到国际航海规则之保护——但是，人们不要忘记了，德国船，德国乘客，德国海域，在苏联人看来皆为敌人。于是，开炮击沉之，至少在胜利者的历史中是不受指责的。就像德国女人被胜利的苏联士兵强奸，在大方向上不受追究。这是世界道德律被战争改变的显着例证。
之所以抬出若干历史背景，是要说明人民性质的解读，往往是在胜利者和优势方。这是不知保护少数民族和异议群体之极权主义人民观的最为一般的描述。直接来讲，人民的思维就是统治者的思维——虽然，他们中杰出者反对这种人云亦云。但是，异议者能不能改变这个基本态势，我们认为看法并不乐观。于是，改变，只能看少数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是能够做到政权的更迭和转换。（一般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取代李卜克内西的独立党，走上参予和左右议会从而执政之路，正是所谓社民主义取胜之捷径。）只有在这个改变到来以后，多数人民才会随之进行改变和认同。在此意义上，人民又成为政权的呼应者。他们回到原点，多数成为民主政府之拥戴者。所以，我们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看待新疆问题或者西藏问题。
这里多了一个民族事项。其实，这个事项只要稍加转换，即可复回我们上述理解的框架之中。简单说，当政权一方，优势民族在政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倾向，就是上述胜利者之倾向，统治者之观点，多数人之偏见。于是，维族或者藏族人士，在整体主义的统制结构里，或许处在少数和异议（文化宗教习俗）之地位中。汉族人一般性享受胜利者和统治者的所谓优势，利益均霑之——请注意，我们不是从本来的意义上言及此事，而是从极权和专制的政治理念上言及之——也就是说，一如毛政权把无产阶级当作优势阶级一样，其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政无产阶级（托洛茨基说）；而在正统方向，汉族认同了这个“民族无产阶级”说——一如希特勒反而作之，是要把列宁，毛的阶级问题，转换成为种族问题。于是，在以汉族为主导的政治结构里，维藏回等等民族，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问题究竟何在？我们说，汉族胜利者和优势者，是不是永远会因为政治因素而保持于之？一般而言，汉族和政权，是不是可以保持某种永恒统制之态势？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作者对于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和巴以战乱，撰述很多。其中，他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基本层面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民族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何以如此？从难点说。如，巴、以问题。西方价值观无法解决之。为什么？因为两头都是真理。以色列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等待建国不是等待一二百年，而是等待了两千年！（梅厄）。他们从历史和宗教层面讲，是对的；而他们占领的土地，本来是英国人控制之巴勒斯坦地域。他们于是冒犯英国，更加冒犯了阿拉伯人，却受到美国庇护和支持。于是，做成难民问题。难道是上帝让他们这样做法？起码，圣经上没有说——圣经上只是说过，要惩罚犹太人和索多玛——希特勒是上帝的鞭子？所以，二元正确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南斯拉夫解体，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双向正确，是一项选择。因为，正如我们所言，铁托也好，赫鲁晓夫，或者谁，也好。他们不是这些民族的正确选项了；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没有正统性了——就像日本人不再欢呼于珍珠港之胜利——他们要死难于广岛和长琦，玉碎不能，只能弃玉重建，他们的正确和正统完蛋了。苏联解体阐释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苏联民族依附于俄罗斯民族之正确性正统性和人民性，一朝完蛋，万劫不复。于是，中国人的问题，正在从这个逻辑中延伸着：他们认为，中国（汉族）正统性尚未截止，他们正在以经济发展，证明于之。
所以，他们把维族人和藏族人推于边缘而绝对不会自省。因为，经济利益趋使之，政治优势偏向之，文化统一遮蔽之。于是，我们看见类似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民族大团结之假相——即便发生了事变，死了人，遭了劫，遇了难，他们还是毫无反悔地如是说 ——而美国之华裔政客忙不迭跑来于之商谈、贸易、勾结。他们说，很简单，我们还是要维护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之市场的；为汉族，为官僚，为某姓某氏，某利益之大格局。所以，汉人也好，官方也好，看不出有什么临界点不临界点之危机。
于是，在政治风向尚未彻底转变以前，一切如旧；官方照样在枪口底下实行西部开发，占据那里的土地，劫持那里的资源——美欧一帮政客和资本家，照样往还于北京或者乌鲁木齐——一切和谐，一切WTO。那么，问题何在？就像苏联之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业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之情形一样，如果中国一旦变化，正统和优势一旦如苏崩解，新疆事情，西藏事情等等，就会起而效法南国，苏东。他们的人民（民族）认同，就会天地翻覆，不再如前。就是拿破仑说的，欢呼胜利和欢呼失败，没有什么不同！其间，民主原则或许不能战胜民族原则，即便民主，台湾是不是回归，问题仍在。为什么？前车之鉴，殷鉴不远，苏联，南斯拉夫民族独立说摆着——而不同于早就民主之魁北克甚至爱尔兰——这是印、巴，印尼、东帝汶，俄，车臣和其他国家少数民族所以要独立之一般性因素。民主了，就独立了。这个判断式，有点残酷，却是一般性事实。
民族问题何以超越或者不能超越政治问题，其间，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悖论。这个悖论和“人民”悖论一样，使得中国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产生不同的诠释甚至过度诠释。这个悖论就是，西方自由国家与其原驻民和保留地的争夺，抗争和同化。这里有两个政治前提，一个是，如，美国对于前印地安居民的镇压和同化（他们保留的一点异族色彩，只备旅游意义）；再一个是，英联邦主义下，各个成员国的前殖民主义色彩；最后，则是西方人对于原殖民主义的有限反思和部分忏悔；加上美国反对英国之老化殖民主义的新政策：支持以色列，开通苏伊士运河，退出菲律宾。等等。
问题是，如果自由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民主宪政同化原住民和少数民族，那么，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合法性的汉化政策，其走向，究竟会导致何种结局？历史是无法假定的。我们从历史的走向，欲判中国新疆西藏前途，也并不是一定能够确定其前景。但是，其间，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美欧国家变种或者异化其殖民政策，是缘于百分之百的民主宪政理念——也就是是说，他们完成主流社会和主流民族的同化政策，是以民主主义和自治主义为其框架的——虽然，这个自治主义，其实作业于白人种族之中。
换言之，原住民之所以进步，同化和边缘化：就是“被和谐”，实在是因为他们并无比起英美更加强大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这个文明其实是血与火加上自由、民主之历史进程使然——正如一二百年前，约翰.，穆勒雄心勃勃地论证英国殖民印度之文明高级论优势，以辩护他们统治印度那样。所以，一言蔽之，民主，战胜了各民族文化。接之，我们要问，中国文明，中国价值观，是不是可以比同欧美文明，产生血火与自由之双料货色，以图对于疆藏人民或者文化实行欧美式同化呢？同样是一种杀戮，手段目的之异同，是不是产生中国模式，王震模式和西方屠戮政策，牛仔政策迥然不同之前途呢？
大而言之，正如前此马克思主义者持论所言，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印度和中国，是不是要在他们完成了西方整体全球化以后，才产生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对于这个观点的反驳，带来的社会主义不是民主而是独立的历史，是不是业已完结？亨廷顿和基辛格们，对于中国改革持论肯定，乃至发展到对于毛、周之赞美，究竟是塔列朗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世界历史上宗教战争之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是不是都写在民族独立或者不独立之史书上，尚未定论？有没有宗教和经济的协同论，抑或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一切是一团乱麻，还是一种“星系”；人们从中可以找到规律，还是为规律所罔？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同化的历史，如，康斯坦丁之大和解政策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唯一可以为专制主义找到借口的佛教文化，和专制中华文化之结合容通，是不是产生新一种共产党之文化，对于疆藏文化之融蚀可能性呢？这个问题在经验出来以前，是不是可以做某种价值判断和前景预判呢？西方人以其主流文化剥蚀异族文化的同时，其拥戴达赖喇嘛和热比娅之用心，究竟如何达成其与中国整体文化的同一性呢？其政治价值观，是不是倒影一种西方前殖民主义文化，对于其本土、异族文化消灭之反省呢？这个未来主义对于历史主义之比对，究竟如何定位呢？
我们说，一般规律本身，就是历史发生论的闾尾之泻；当人们奢谈历史规律的时候，往往发现历史业已被改变，被遮蔽。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西方国家和中国对于疆藏问题的关键分歧究竟何在？这个分歧，就在于他们对于现实的考量和分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再辟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或者半合法性，以苟全他们自身历史上的不合法性，和以后的合法性之间性关系。直白而言，西方的历史翻过去了，但是，他们允许中国制造新一轮如此这般之历史乎！他们“以后”的自由宪政现状，是不是要求中国“现在”如此作为，抑或，实行双重标准？于是，他们说，中国现在要改变疆藏问题的僵硬性质，放软身段，灵活应变；他们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只是维护政权一统便可，以期慢慢实行同化——就像我们当年汲取的教训和经验一样；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改变无效性为有效性，一切好说！这是美国政府眼下的新疆政策。这个政策，其实就是中美合舟共济。故此，一切回到“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老生常谈上去了，而枉顾了任何什么价值论。
我们却说，强大政权下面之潜流，比强大政权强大一百倍或者九十九倍。这是一般性原理；另外一个原理是，如果前专制主义政权一朝改变，其过去之整体主义（“各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现状，就会火山爆发起来，变为一种民族独立之诉求；与此相反，经民主上百年控制和同化之西方国家，独立诉求反倒会变成为边缘和异论——这是民主与极权政权对于民族问题最终会产生的两个结局。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自由主义的错误，是可以被上帝谅解的；但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罪，往往没有返还的余地；他们是朝夕生死之菌类的那种生命。
自普鲁士走向统一以后，德国民族的走向和整个欧洲的走向有迹可寻。凡是民主的，走向统一（东西德合并）；凡是专制的，走向分裂？是否如此，一般如此？人们尚可研讨。历史表明，欧洲的分裂在东欧没有完结，如出现科索沃之独立——但是，科索沃还是要加入另外一个欧洲大家庭，就是欧盟——所以，其政治问题尚起作用：对于前苏东（南斯拉夫）国家之分离趋势结合对于整体欧盟的一统——这是问题的结果。欧洲走向欧盟之一统；这和苏联的瓦解反向而持。这个走势说明，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印证的人民优势，种族优势和政权优势，其背后之更加强大的优势，就是天意的优势，历史的优势和民主自由的优势。如果人们只知道一种优势，其实，他就是只知道劣势而已；抱着劣势，以为优势者，很寒惨，很狭隘！所以，我们呼吁，要研究转换之可能。就是有作家提出的，系统要整理，变化和改造。这样，才能不出现拿破仑说的，胜亦是败之悲剧演进。
诸公不可不思也。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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