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清流澳洲悉尼报导)到7月20日，中共集团对法轮功的公开迫害已持续了整整10年，法轮功学员坚韧的反迫害也进行了10年，中共“在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的口号看来已经完全破灭。虽经连宵风雨，法轮功依然是法轮功，他已经洪传了世界多个国家,看来“真善忍”理念给世界以希望与光明。
法轮功学员这坚韧的、创造这人间奇迹的力量究竟源自何处？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心境，这群身处巨难的人，为什么要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坚强地抵制着那来自中共的强大的迫害,去向世人把真相讲清？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悟、那些寻常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与背后的风风雨雨。
童年
四十多岁的章翠英，祖籍温州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她小时候酷爱学画，有一天，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她还在画呀画呀。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熬夜，就把电闸拉了。她就搬一张小桌子，一个小凳子，在街边的路灯底下去画。冬天家中很冷，没有取暖的设备。妈妈就在她旁边生一个小煤炭炉子，在上面放一铝锅水，用这种办法取暖。但过一段时间要记得往铝锅里加点水。父母上班很累，就先睡了。他们睡了之后她还在画呀画呀，什么都不记得了，结果就烧穿了不少铝锅。她经常一画一通宵，第二天照样背着书包去上学。她走路也在想画画，乘车也在想画画，有时经常走错了地方，要不就乘车搞反了方向，闹出些笑话。
她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绘画天赋，家中买不起宣纸，她就想出一种土办法，用普通的纸，在水中浸泡放干后压平，画了幅所谓‘国画’，晕染效果很好。
教她绘画的老师沈子丞先生是上海著名的国画家，尤其擅长仕女、山水，兼作花卉、蔬果等。他的画风“清润高逸而不泥古，笔墨苍浑而有天趣”。改革开放后老画家的画都很值钱了，但他依然故我，不执著于钱。他决不了了几笔，敷衍塞责。
就这样法轮功学员章翠英从小潜心磨励，不断进取，对人物、山水画的微妙微肖，渐渐的她走上了艺术之路。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的艺术生涯日趋向上时，她突然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整个人半身不遂，处于半瘫痪状态。整天在床上躺着,西医、中医都看了，没用。年青的她十分绝望，曾经想到过用‘安乐死’的方法结束生命。
修炼“真、善、忍”使得章翠英的严重类风湿关节炎不药而愈。（章翠英提供）
新生
一九九七年三月，就在她病入膏肓，自觉无望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先生兴冲冲地跑回家说： “你有救了！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办免费的九讲教功学习班，有人以前不能走路，学了法轮功后走路像飞一样”。 她听后便去了学习班,当她看到《转法轮》书中“真、善、忍”三个字时，那种感觉不可言表。她心里在琢磨：这难道就是最高的精神追求吗？
她从此练了法轮功，并按照法轮功师父的要求做好人,不断的做更好的人,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事情。她的病真的很快就好了，从此她的父母亲、公公婆婆看到她的变化后全部都学了法轮大法。奇迹在她亲人的身上也一一展现，她的婆婆五十多年的不眠症听了法轮功创史人李洪志大师的一次九讲讲法就好了，更奇怪的是她婆婆不识字，竟然拿起《转法轮》能读了。她公公的高血压也好了。她母亲的结石、血少斑、关节炎、骨子增生等等都好了，法轮大法不但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还给她们全家人的幸福和快乐。她觉得她应该要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是她每天早晨到附近的公园里去晨炼,风雨无阻。她不再迷茫，找到了回归的路是那样的安稳而幸福。生命的活力在她身上又从新展现，让她又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这一切的美好都被原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指挥的对法轮功血腥的镇压搅乱了，她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天天打打着横幅去中国领事馆门前静坐抗议。澳洲的阳光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因此也是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她们脸上、手臂上的皮肤一层一层地晒焦，翘皮之后慢慢往下掉，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肉体上这么一小点点的伤痛。她们是痛在心灵的深处。
中共领事馆的官员用各种方式驱赶她们。有一次还以洗车为由往她们身上冲水，恰巧一辆警车路过此处，警察就进去找领事馆的人。当时还有一个路过那儿的西人女士主动留下电话号码愿意作证。那位女士说：“今天我亲眼目睹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这样对待和平请愿的人。这还是在澳洲的国土上，我已领略到在中国那边政府对待法轮功学员会是多么的不公正。
章翠英对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语：‘受人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何况我受的是救命之恩”。所以她决定回国上访。
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早，她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时来了三个便衣警察将她拖到警车上去，劈头盖脑地打。然后抓入公安局受审，警察说，你以为我想打你呀？自从打了法轮功学员，我浑身是病，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一大清早公安局已抓了五、六十个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农村妇女和老人，警察罚他们站着，朝他们头上猛打。当他们知道章翠英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打她的那几个警察就跑掉了。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中共召开‘人大’两会期间，她又回国上访讲真相。她叙述道：我把银行卡、医疗卡和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丈夫，请他好好照顾年少的女儿，我可能回不来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她含着泪对女儿说：‘对不起，妈妈又得离开你了！’想到恩师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于是她咬咬牙，抬着万斤重的腿再次踏上回国护法之路。
当她走到深圳刚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被边防士兵拦住搜查，发现她的包里有给江泽民、朱镕基的信及法轮功的书籍后，便大打出手，一记耳光掴打的她头晕眼花，以后好几天耳朵都嗡嗡的听不清声音。她说：他们把我押解到部队，近百个士兵都传看了我带去的录像带，有法轮功的真实故事和悉尼大法学员游行等内容，还传看了我们澳大利亚学员办的报纸等材料。他们还让我举着我做的横幅拍了很多录像和照片。能有机会在部队这样洪法和讲清真相，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虽然万里迢迢，花了很多钱，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白来。尽管他们折磨我二十多个小时，我也不感觉困倦。
以下是章女士的回忆：《绝食和戴脚镣》
他们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把我关押在深圳市上梅林第一拘留所，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中共对付法轮功学员的刑具多达上百种，集古今中外之大全，远远超过国民党的‘渣滓洞’和古代的‘酷吏’。我对警察说：‘你们把我们真、善、忍的好人都关起来，这是什么世道？’他们说没有办法，这是江泽民的命令，杀人放火都顾不上抓，就抓法轮功。在狱中我为了争取看《转法轮》的权利，曾经绝食进行抗议。当时我整天处于昏迷状态，发高烧，抽筋等。我进来时是一个体重六十公斤的小胖子，这时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三十多公斤了。以前我都是半夜起来偷偷摸摸地炼功，有一天悟到这么伟大的法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于是我就堂堂正正地在白天炼功，在摄像机的监视下炼功，为此遭到警察和被唆使的犯人的毒打。我一炼功他们就打我、骂我、揪我的头发、用水泼我、用饭盒扔我，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晚上疼得不能入睡。所长恶狠狠地对我说：‘再炼就给你戴上手铐、脚镣挂在窗户上，让你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然后写份材料把你往死里整。’后来他们给我铐上了十几斤重的脚镣。这种脚镣是给死刑犯戴的。戴上脚镣之后，两脚间距仅一尺多，走路很不方便，完全不能洗澡，只能擦擦身。因为铐过又脏又銹的铁镣，造成脚颈局部腐烂，一年多过去了，戴过脚镣的地方还有溃疡。我说：‘我本来是一个瘫在床上的类风湿病人，是法轮功使我恢复了健康，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炼功又不影响别人，为什么不能炼？’管教听罢疯狂大叫：‘我叫所长去，看在所长面前你还敢不敢炼？’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炼！别说一个所长，就是江泽民站在这里我也敢炼！’这一下，把管教气得发疯，她歇斯底里地喊道：‘就这一句话，要判你三年！’我从容地回答她：‘那我就在这里炼三年功！’大法弟子‘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洪吟无存》，任何威胁恐吓在我们面前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无论他们怎么折磨我，我还是坚持炼功来证实大法。
男楼牢房
为了让我放弃炼功，拘留所强行把我关入男楼牢房长达二个月左右，让我睡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那里空气很不好，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我们洗澡换衣服男警察和男犯人都能看到。我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身上长满了斑状红肿疹块，奇痒难熬，皮肤开始溃烂流脓。澳大利亚领事来看我时，我向领事诉说我受到的折磨，警察从旁阻止我，不准我讲，否则将停止我与领事的谈话。翻译怕警察责难，不敢翻译，领事鼓励翻译讲下去，不要怕。在那又暗又潮湿的房间里终日不见阳光，也不让出去散步，我关在那里七个多月没放过一次风，完全不见天日。最后由于领事的抗议，我才得到放风的机会。领事还责问警察为什么不让我睡在床上。
八个月生不如死的监狱生活不堪回首，不能给亲人写信、不能打电话、几个月不见阳光，没有任何活动。他们将我关进男牢房，我说我是个女人，有权住在女楼牢房。男女犯人分别关押，这本来是常识，在世界各国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在中共的监狱里，法轮功女学员却要去“争取”！后来因为澳洲领事的干涉，警察只得把我换入女楼牢房，同时警告我不能再炼功。可是我更加努力地炼功，还在衣服上写字洪法。警察又一次强行把我押入男楼牢房去。中共监狱竟把对女犯人进行性虐待作为“改造”她们的好方法！
有一天半夜，约十二点多钟，大伙都睡熟了。一个男警察用手电筒来照我的脸，一名公安干警竟然如此下流！我头上忽然发出一道道强光，一下把他击退两米多远，他惊呆了。当他再一次想靠近我时，怎么也拢不来，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无论他们怎样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我，我照样洪法。我用牙膏在深红色的衣服上写道：‘今天镇压法轮功，明天将成为千古罪人’他们提审我，上百位的犯人都看到了我用牙膏在衣服上写的这些字。所长气得要命，还有区里、市里来的人也都看到了。他们粗暴地把我推入牢房，对着男警察监视的闭路电视，粗暴地剥下我仅有的一件上衣，这时我只能用双手护着胸部，尽力护住自己赤裸裸的身体，他们的这种流氓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尽管我人格、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可是我还是善意地和他们评理。我说：‘你们无理关押我八个月，又不让我说话写字写信打电话，剥夺了我所有的基本人权，我只能用牙膏在衣服上写字来表达我的心声。’管教气得大骂：‘你简直不是人！’是啊，我不是人！我要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真正的神！从此以后他们更加严厉地看管我.
铁窗望明月
长时间的迫害和折磨，使我倍加思念我的亲人。狱中所有犯人都可以写信、打电话，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连写信，打电话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警察搜走我丈夫写给我的信，夺走我的笔，连写信也写不成，我思念我的女儿。原先性格活泼的女儿由于我的被关押，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爸爸每天工作忙，她只好自己上学，自己做饭吃。妈妈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她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多少次叫着妈妈从梦中哭醒。她写信请我们澳洲的领事给予帮助，能让妈妈早点回家给她做饭吃，接送她上学。她人这么小心灵就受到这样大的伤害，而我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一个字安慰她！‘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的夜晚我爬在铁窗边，流着泪望着明月写下了一首诗《中秋之夜》：‘铁窗望明月，滴滴断心肠，时时思亲人，何时返故乡？’我到底犯了什么法？难道信仰真善忍就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只到转入深圳第三看守所我才写了两封信。女儿知道了我的音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了笑容。我在信中让她再看一遍《转法轮》，看完我就回来，每天接送她去学校。’她很听话，又看了一遍《转法轮》之后，她决心像爸爸和妈妈那样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走上了修炼的路。很快她的身心变化很大，面色变得白里透红。这给当时里里外外忙得焦头烂额的爸爸带来一丝安慰。
章翠英在2000年5月26日给丈夫的信中说：“我也有可能回不来了，希望你自己多保重，照顾好我们的女儿周煜。我会用我的亲身的经历向公安人员和犯人洪法讲真相。管教说：‘监狱是改造人的，如不改变就永远坐下去’。我就在警察面前打坐。我感到功在身体周围螺旋式地往上长，身体变得很大很大，好像像到天上去了，感到在天上打坐。这就是奥妙之一。你不要以为我喜欢坐牢，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监狱作为‘修炼的熔炉’，在警察面前打坐，去除我们的许多执着心。
在监狱里警察让我睡在潮湿、冰凉的水泥地上，一头紧挨着厕所，一头紧挨着别人的脚。吃饭要从其它犯人的碗里拨一点点给我。喝水的水桶都不让我碰，我的二千多元钱都被搜走了，上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事琴思岸女士知道后，大热天驱车往返十几小时，从广州到深圳为我送卫生纸。澳大利亚领事曾十次到深圳监狱来探望我，并为改善我的处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没有标榜为人民服务，但随时随地在为人民服务。他们认为，为本国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天职，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中共的贪官污吏只为人民币服务！
紧急救援
一位狱友，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他们这种非人道的迫害实在看不下去，就秘密地给澳洲驻广州领事写匿名信，也给我丈夫写匿名信，揭露他们对我的非人折磨、毒打迫害的真相。给我丈夫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周先生：
您好！我是章翠英女士在牢中的狱友，在牢中我亲眼目赌了章女士被公安残酷毒打，并戴上沉重的铁链，遭受非人折磨的情景。我看见她的惨境真是心如刀绞，只要每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会为之义愤泪下，肝肠寸断，但在某某党统治下中国大陆是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可讲的，我们这些弱人、平凡的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只能用这种方式替章女士求救。周先生，请您收到这封信后，一定尽快通过各种途径将您的妻子救出火坑，我担心迟了章女士会被折磨死的，十万火急！！！我已将章女士在狱中情况告诉了澳洲领事艾瑞德先生，并让他赶快救她。
因法轮功在大陆已定为反革命组织，很多人被杀害，幸好您妻子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否则，也难逃厄运。
顺致
近安！
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2000年7月6日
我丈夫周忠明接到求救信之后，和澳大利亚的同修们展开了紧急救援活动。最后澳大利亚外交部向中国提出要求……我才得以释放。
画个天安门炼功
“拘留所的人知道我会画画，就要我画墙报。我画了一座天安门城楼，城楼前面的天安门广场上全是盛开的牡丹花。所长、管教看了都很喜欢，他们说这幅画画得很好，要永远保存下去。还让所有的犯人都来参观这幅画。其实我的意思是天安门广场终有大法鲜花盛开的春天，也就是师父对《梅花诗》‘一院奇花春终有主’的诗解：‘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前，在中国大陆到处是大法弟子，遍及全国，都配戴法轮功徽章，到处可看到大法法轮图，形如奇花。‘春有主’是指某年的春天，遭到迫害的大法弟子会堂堂正正地与师父相见。’（《解梅花诗后三段》）当时我并不知道师父的诗解，知道这首诗解那是快一年以后的事了，也就是说这幅画暗合师父的诗解。犯人们看画，我就趁机在画旁炼功。犯人们笑我：‘你关在这里，去不了天安门了，就画个天安门，在画的天安门旁边炼功！’”
“对付大法学员用硬的办法不行，管教就换了一套软和手段，给我们大法学员送些糖果、砂糖、奶粉、肥皂、牙膏之类，我给扔了出去。管教说我和共产党作对。我说，我没犯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如果你们真对我好，为什么不把我放出去？”
“在劳教所，有个警察骂大法，读诬蔑大法的材料，还要犯人也这样做。我说，‘你们这样做要下地狱的。’犯人们听了很生气，觉得我在骂他们。后来我和他们讲清了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都知道这是为他们好，犯人和警察就再也不骂大法了。”
“ 我们在狱中，绰号就叫‘法轮功’。你无论做出什么事情，都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所以在狱中，我时时刻刻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犯人们都不愿意打扫厕所，我就每天把厕所打扫干净。在狱中，她们遇到什么磨难，比如被判重刑哪、思念亲人哪，在她们痛哭流涕时，我总是尽力开导她们，直到她们露出笑容为止。每逢节日，我们什么也没有，我就说些笑话，搞得大家哈哈大笑，造成节日的欢乐气氛，使她们暂时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痛苦。连管教也说我总是笑哈哈的，讨人喜欢。一位新犯人没有被子盖，被冻得晕了过去。我就把我仅有的一床毛毯给她盖，结果我自己在旁边冻得发抖，怎么也睡不着。最后犯人们个个都被感动了，大家终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都是江泽民在造谣。她们都说我很特殊，竟然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我快出狱了，犯人们和管教都有点舍不得我走。她们都说我是修佛的，长得也像个佛似的。临别前我就给她们每人画一座弥勒笑佛，以作永久的纪念。以后谁有了痛苦，看一看就会高兴起来。”
写诗的汗衫
“无论怎么折磨、恐吓和诱惑，我都坚持炼功证实大法。他们把所有的笔都收走。他们哪里知道大法的威力和神奇！每当我需要用笔时，不知怎么手上就有一支笔，有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有从垃圾桶里冒出来的。当我得到笔后就用各种方式来洪法，手臂上、衣服上都写满了字，以此来告诉公安人员和犯人大法的真相。
我很快就要自由了，可是成千上万的大陆功友还在受苦受难。我要用我的遭遇为大法鸣冤，为其他功友鸣冤。在公共场合呐喊是不可能的，想写出来又没有笔。这时不知是谁从外边扔进了一支园珠笔，虽然在24小时监视下，我还是在内衣上写下如下诗句，我在T恤衫上写到：
为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
为此坐牢八个月，历经艰险讨公道。
头可断、血可流，浩气丹心留狱中。
中国镇压法轮功，将成为千古罪人！
为了变得更醒目，我反复地涂描加粗着每一个字。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四日那天，十几个警察把我递解出境。在深圳机场候机室里，我故意脱去外衣，就穿着写了诗的T恤衫，警察们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我被押出牢房时，几个警察曾经让我光着身子，严格而仔细地进行了搜查，（以前还没收过两件写了字的衣服），最后干净得连一片纸屑一个字迹也没有，这才放心地把我押出监狱。我居然穿着他们最怕曝光的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敢像在号子里那样扒掉我的内衣，想勒令我穿上外衣盖住，我又不干，这时警察十分尴尬。过往的旅客都看到了，正义的人发出佩服的微笑，善念犹存的人投来同情的目光，无可奈何的警察在旁边拍照。就连有的警察也有恻隐之心，他不解地问我：“你就为了这几句话而坐牢？”我说：“是啊！坐了四个监狱，被无辜关押二百五十多天。”他带着敬佩的眼光茫然地看着我。”
大法弟子为了洪法护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慈悲善念对待打骂自己的人，把光明带进世界上最最黑暗的地方，把佛法带进世界上最最邪恶的地方。在深圳兵营我曾向上百的士兵洪法。在四个监狱里，我曾向一、二百个所长、管教、警察和几百个犯人洪法。他们之中有的人再也不骂大法了；有的人知道真相后，改变了以前的错误观念，说我以后也要学大法；有的人很后悔，说我要早点知道这些道理，根本就不会被关进来；也有的人说你们师父真伟大，有这么多的弟子不顾自己的一切，敢为大法、为师父讨公道，受尽各种酷刑和折磨，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离境前，公安人员在机场宣布我终生不得进入中国大陆。我说：我的父母兄弟都在国内，难道连探望父母兄弟的权力都没有了？他说，那我不管，这是上面的命令。我说：等法轮功平反时，你们要敲锣打鼓请我回来！世界人民将宣判我无罪，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江泽民祸国殃民，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久的将来我肯定要回到中国，我会看到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末日。
十月三十日澳洲领事专程来狱中探望我，我请他转告我丈夫我所乘坐的飞机航班号。澳洲领事当场叮嘱中国公安人员尽快把航班告诉他。他们故意报一个错的航班给澳洲领事。我的一切物品都被中国公安人员没收了，我的二千多元钱也早被他们抢走了，里面还有港币、澳币等，到了悉尼机场我身无分文，只能向人借了四十仙令打电话，这样才能告诉我丈夫，我回来了！我丈夫从机场的另一角走过来说：同修们从凌晨三时一直等到现在。我们全家含着泪终于于团聚在一起了。“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我捧着同修们送给我的鲜花，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不少同修热泪盈眶，恍如隔世，大家都想这该不是梦吧？
在大陆历尽八个月狱炼归来的澳洲大法弟子章翠英，微笑着从登机口向我们走来，没有一件行李，没有一分钱，唯有身上那件白T恤上描粗了的诗句道出了她金子一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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