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前日，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莲花河畔景苑”有一栋楼连根折断了，十三层的大楼就像美国大片中的情节一样轰一下的趴在了地上，很多第一次看现场照片的人都以为是相机拍照时转了90度。事后还有某旅行社以次开发新旅游路线——塌楼游。
不过所幸没有太大的人员伤亡。事发后在该小区置业的其他业主纷纷找开放商退房，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而政府方面表现得似乎也很积极，主动牵头为业主与开发商举行沟通、商定赔偿的会议。
至于楼塌的原因，政府找来的专家考证说是当地挖土、堆土造成的压力差造成了连根折断，所以设计与质量都没有问题，而是意外因素导致。不过业主普遍不接受这个理由，而在网络的热评中，很多了解建筑专业的人都在从各种角度驳斥专家们压力差的理由。
古人云：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既然我们可以从普普通通的一片落叶得知秋日的到来，那么连根折断的楼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必然意味着更为深刻的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把深入了解一下这个小区的背景。就会发现“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公司梅都地产公司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得更直白一点，该公司的前几大股东分别在梅陇镇征地事务所、闵行区梅陇镇政府、国家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司工作。换句话说，梅都地产公司可不是个简单的民营公司。
而且，进一步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莲花河畔景苑”的土地在6年前获得时的地价为604元/平方米（仅为当时公开出让土地出让金的1/3）。而到去年开始建楼时，该小区的销售合同均价已升至 14297元/平方米——虽然是上海的房子，可也是够贵的。这利润与成本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从这角度看，说梅都地产公司牟取暴利并不为过。
且不论梅都地产公司与政府工作人员官商勾结——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中国太普遍了。但是中国房子贵也是个共识，很多人辛劳一年，只能买一平方米房子—— 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呢？固然这里面的因素很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除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之外（其实是村干部所有），其他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有使用权。而中国的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只能依赖于土地开发与转让的税费，因此土地开发的越多、建起的楼盘越多，土地的价格被推得越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就越多，当然，其中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也就越多，更何况梅都地产公司这样官商一体的小利益集团。而且当代中国的房地产业，其税收已经是政府维持开支的三大支柱。
但是大楼的确不应该如此容易的“折断”，要建好一栋楼，设计中要考虑的各种外力因素实在太多了。其实用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楼倒绝非压力差这么简单的原因：因为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需要建筑物能够抵抗大风以及一定地震烈度的。如果具体算起来的话，强风对楼体地基造成的力矩，以及地震对楼体强度的要求，远高于所谓“地基旁边的两堆土”造成的压力差[2]。如果这栋楼能被两堆土的压力差搞倒的话，那一阵大风或是不太大的地震就会带来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壮观景象。换句话说，这栋楼的设计、勘探，或者是施工、建材甚至包括开发、验收这些方面至少有一个出了大问题，当然，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也并非不可能。
可是政府仍然咬定“压力差”这个荒诞的理由不松口，宁可公信力受损失也要坚持楼盘的质量不存在严重问题。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要尽力消弭任何影响到房地产业销售额的因素，维持政府的税收与官员们的灰色收入。
而专家们非要说“压力差”，却不承认建筑存在质量问题，甚至搭上自己的学术声誉也不在乎是什么原因呢？显然，这是因为专家为房地产业背书可以获得各种利益 ——来自于政府或者是房地产集团，当然这也需要他们认为自己的学术人格的价值比不上这些利益。透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中国能公开发声的专家没有独立见解，却跟政府与企业结成了利益同盟，成了为权势、利益而非真理发声的吹鼓手。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这是当代中国腐败现象远超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确很残酷，但完成原始积累后这些资本家就开始把财富回馈社会，并积极的参与、影响政治，而非中国当代这样弄了钱就跑出国，也不敢去触及政治、改善制度；而西方的知识份子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很多人甚至以靠近政府、企业为耻，这些人从各种角度监督、制约着政府与企业的运行，而非中国当代这些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知识份子，成为政府、财团利益的代言人。这个政治、经济、知识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以中共为核心，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特权阶级。
其次，承认了这栋楼能倒得这么干脆，就是承认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多个环节都出了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房地产业从审批、开发、设计、信贷、建设、材料、验收、发售中都存在着权钱交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现象。这些行为都违背了中国现行的行业规范，但却没有受到有效的惩罚与公正的处理 ——这个现象说明了腐败已经广泛存在于这个行业的每个环节，也全面腐蚀了政府制定、监督、维护行业规范的能力——维护社会各行业、领域的正常运作，保护民众正常生活的必要能力。
如果把眼光从房地产这一个行业放广，我们可以看到“毒奶粉”，汶川学校,论文抄袭，从食品到建筑，再到学术这些领域中中都大量存在着假冒伪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些不健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背后则是政府规范能力的全面弱化与失效化。
由于规范能力是政府司法能力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具体化。从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弱化甚至失效的规范能力背后自然是中国法制能力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回想起日常生活中经常听说的警察滥权、法官受贿等现象，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司法领域中人员的平均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二倍有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法制能力事实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回首中共执政的六十年，并考虑到其中频繁、全面的政治运动，就可以注意到中共虽然一直号称要建立法制国家，但中共本身的所作所为就常常违背自己制定的宪法。毛时代抛开法制的批斗、运动就已经成为常态；邓时代艰难进行的法制建设与政治改革随着六四而烟消云散；江时代对法轮功的镇压指导方针“打死算自杀”、“不准判无罪”，并且有立法《反邪教法》来证明“合法性”，更带来了执法、司法、立法的大步倒退。
虽然不公的司法与不当的执法现象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下，而且执政者带头并屡次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现象也不鲜见，但是以制定恶法的方式来破坏法制的政权却为数不多，作过这种事情的如秦始皇、罗马尼禄等政权寿命普遍不长。而在近现代宪政国家中，敢于并能够无视宪法的执政者更如凤毛麟角般。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治下，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从政党的特点：在宪法规范下以议会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执政的政治团体来看，中共并非一般意义上所指的政党。那么，中共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政府的外部监督，转向行业内的生态环境，我们就可以想到：如果违背行业标准的业者没有受到惩罚，大部分业者自然都不遵守这个规范，少数坚持认真做事的业者也被逐渐排挤出了这个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充斥在这个行业中，面对血拼价位的业者不偷工减料就很难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而当代中国百姓常常考虑的食品问题，比如：比如是否货真价实？是否不缺斤少两？是否卫生？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甚至是否无毒？等等。这些递进的问题本身就凸现了食品业者的底线在日渐降低，而事实上有些业者的竞争就是在互相比较谁更没有底线。这远不同于西方商场中那种有规则限制、有法律监督、有文化修正的有序良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体现的是从业者的流氓化，因为只有流氓才会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不守信义。
现在西方国家当然也存在这种造假以及腐败的现象，但是在有效的法律、舆论监督下，以及一个有信仰的健康文化中，政府与业者腐败的成本很高，而且确立了游戏规范的行业腐败现象也不会太出格，更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成为常态的现象。相反中国当代的很多行业在没有确立游戏规则的时候及已经被社会上的污秽所包围，很难健康发展。
如果把视角从行业、工程转向到承载经济发展的中国劳工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矿业中大量存在的残疾包身工、少女性奴、儿童奴工，以及高污染企业、高工作强度企业、高危矿井中没有任何权益保障的工人，这些群体的存在并非简单的黑心企业主、场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以及中共治下失效的舆论监督、极度沦丧的社会道德水平共同孽生的恶果。
回头看看那栋连根倒的楼，其背后的房地产业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着暴利与腐败，监督者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从业者抱着“我不黑别人也黑”的心态，更可悲的事很多民众的心态也是“你在那位置你也那样”,痛骂腐败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国当今社会流氓化的最好写照。人大开会谈诚信，高考作文写责任，可是现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缺乏的就是诚信与责任感。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全民流氓化的大背景——欺诈成风、贪腐遍地、假货泛滥，洁身自好的人面对流氓行也被麻木的不羞不恼。
那么，这种全社会的流氓化从何而来呢？
流氓之所以为流氓，是因为流氓没有诚信，也就是不遵守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源于传统信仰，从这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流氓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缺失。换句话说，信仰真空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自然什么都敢干。毒奶粉、婴儿汤、活摘器官这些现象就来自于现代中国人对善恶有报的无视。而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恶果。
另一方面，我们从国内的新闻中就可以看到，因反腐败而落马的少数官员们无不是在台上大讲特讲反腐败的重要性，而台下大肆贪污腐败。而更多的腐败官员却依然逍遥自在，相反真正想为民做事的官员却得不到升迁或重用。这种两面三刀、逆向淘汰的体制也严重的拉动着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下滑。
当代中国还有这样一句话“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形象地描绘了中共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原来要全球大同，现在却极端民族主义；原来要消灭资本家，现在资本家可以入党，等等。中共这种为了利益阳奉阴违，毫无诚信与原则的做法，更是中国人流氓化的最好榜样。
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执政的六十年时间中，通过解体传统价值观、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逆向淘汰的机制已经把全国上下的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流氓更成了效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是中共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拉动了中国社会的流氓化，也是中共在其体制内聚集了最多的流氓，而且中共还在不断的壮大着这个流氓团队。
那么，这个凌驾法律、不是政党的组织；破坏传统文化、否定普世道德、使全民流氓化的组织——中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被“党”这个伪装所迷惑，从众多现象中还原出中共异常于其他组织、其他党派的异常之处，就会看到：中共其实并非一个在宪政体制下通过选举来实现自己政治诉求的政党——因此中国才没有民主、人权。中共的野心并非仅仅是夺得政权，中共同时附着在、控制着中国社会生产财富的每个最微小单元，如影随形的吸取、剥削着中国人的财富——因此中国人才如此的辛苦而又贫穷。
尽管中共并不承认超越物质空间的高级生命的存在，但是从中共自我标榜的“实践性的政党”这个特点，以及中共强力推行、灌输自己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个组织有信仰，但并非佛陀、上帝、真主等高级生命，而信仰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以及所谓的“共产主义”这样听起来吸引人，做起来吓死人的理论——中共其实是一个宗教。
那么从中共自己的理论阐述，以及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来看，中共所执行、实践、推广的信仰其实是以虚假为智慧、以邪恶为幸福、以斗争为常态的世界观、人生观—— 因此中国社会才会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倾向，才会问“道德多少钱一斤”，才会发出“做人难，做好人更难”的慨叹。中共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有自己的独特信仰，而且还是一个违逆所有传统道德的信仰，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其实是一个邪教。
中共最根本的异常之处在于，中共为了控制政权，控制经济，控制言论，控制思想，为了达到对一切的全面控制，中共系统的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道德，并把道德的核心——信仰连根拔起，因此现在的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保”，也因此什么都不信，也就什么都敢干。
正因为中共是这样一个以政党外衣伪装的邪教，所以才不易被人发现；因为中共是一个附着在中国政府、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之上的最大邪教，所以才不易为人认知；因为中共是沦丧了中国社会道德的邪教，中共才能、才会以倾国之力发动对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的镇压。
尽管“中共是邪教”这个结论并不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前提，回头看看中共治下六十年的中国——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系统破坏；对信仰的连根拔除；对道德的有意拉动下滑，就会明白中国能够出现：造成婴儿夭折的“毒奶粉”、连根折断的“脆脆楼”、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来牟利这些现象，其实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大楼能够连根折断，理由如所谓“个别人的个别行为”根本就是在掩盖事实；而目光只停留在行业内“潜规则”也是有些只见树木的局限；社会道德下滑造成的全民流氓化，以及政府对法制的带头破坏是大楼能够连根折断的深层原因，但中国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非一日之寒，究其根本，中共这个邪教才是始作俑者。
如果中国人不想生活在居住的房子会连根折断的社会中；不想生活在“毒奶粉”、“黑煤窑”、“活摘器官”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中；不想生活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中；不想生活在军队公开屠杀人民的社会中；不想生活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互相防备、互相猜忌、好人难做的人际关系中；不想生活在无辜迫害好人的政府治下；如果中国人不想等待着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的总爆发，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认清中国的人权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体制问题、道德问题的根本源于中共，并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质，那么离弃中共、退出中共、和平解体中共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的社会代价最小，而且也是解体中共最有效的办法。
因此，退出中共，从根本上否定中共这个邪教对中国的统治；摆脱中共对自己头脑的控制；截窒中共对中国道德的沦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楼连根折断的体制原因与文化背景，才能使中国人都可以堂堂正正的作一个好人，才是真正为自己寻求平安的明智之举——从这个角度说，三退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为自己与他人保平安的最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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