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现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显示出它在全民动员和鼓舞士气方面的巨大能量，由此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到了19世纪，欧洲的国家概念逐渐从君主国家转移到民族国家，民族的概念日益趋向艺术化、理想化和神圣化。这些我们都能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明显地感受到。
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民族战争，随着加里波第和俾斯麦先后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统一了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在欧洲，尤其以上这两个国家狂飙猛进，并最终在20世纪走向极端，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上了历史舞台。
1914年，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由此点燃了残酷、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这场战争导致约一千万人丧生，约两千万人受伤，以及约一千七百亿美元（当时货币）的严重经济损失。在这场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建议。在该建议中，以理想主义而著称的威尔逊总统首次正式提出了“民族自决”。
由于当时欧洲的主要战胜国英国和法国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战败国中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是疆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对手，在引发中国五四运动的那场著名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上，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肢解了，而“民族自决”也由此而荣列《凡尔赛和约》所确认的国际政治原则之一。
奥匈帝国被分割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帝国原先于中欧广阔的疆土上，根据民族分布状况重新划分了各国的边界，由此出现了七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南斯拉夫。当然作为战胜国，英法也不会忘记在以文明与和平的名义肢解对手的同时捞上一票，《凡尔赛和约》从奥斯曼帝国中分割出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国联托管地交给法国管辖。根据同样的原则，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成了英国的囊中之物。
当时在英法盛行的自由民族主义认为，所有民族一旦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国际冲突将不再发生。《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当时的西方社会普遍对前景感到乐观，认为《凡尔赛和约》及其所确认的民族自决原则能够给欧洲带来永久的和平。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和约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不仅为中欧地区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仇恨与民族冲突，而且在中东和亚洲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烈火。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祸根在《凡尔赛和约》签订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被埋下了。十年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二十年之后，更血腥、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战争导致约七千两百多万人死亡（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约3.71%），财产损失约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法西斯在扩张的过程中，正是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吞并了同属日耳曼民族的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多数的苏台德地区。《慕尼黑协定》的出台并非仅仅是纳粹德国武力恫吓的结果，它也是英、法两国政府向捷克施压，要求他们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解决苏台德问题的结果。同样是以“民族自决”的名义，1931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后制造了伪满洲国；1944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挑起所谓的“三区革命”，扶植民族分裂势力制造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5年，在苏军的武装干涉下，“东突”叛乱分子攻陷伊宁，随即对汉族群众展开了血腥的大规模屠杀，遇害人数高达二万至七万人。然而，同为苏联人傀儡的中共，却对“三区革命”给予很高评价，日后当面向日本政客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大汉奸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给“东突”头目阿合买提江写信表示感谢，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12月20日，曾经屠杀数万汉族同胞的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五军。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每个民族自身的特点，与重视人类共性的普世主义是相对立的。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认为，人类天然地分为民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品质。他认为，为了表达民族认同和保证自由，一个民族应该组成一个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具有狂热性、排他性和攻击性。在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民族精神祇是世界精神的一部分，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从属于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将最终占据优势，并为个体民族精神发现自我并获得自由提供背景。然而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那些弥合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消失了，民族国家间的暴力竞争被认为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
推崇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后，民族主义中的狂热性、排他性和攻击性受此影响而变得更为强烈。达尔文主义认为，生存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种自然规律，不适应者将被灭绝，适应者将生存下去，正是生存斗争推动了社会进化。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把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国家之间是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发生关系的，竞争是赤裸裸的和绝对的，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能生存下来，不适应者将被征服。海克尔的同事拉采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存空间”的概念，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生命体，随着国民素质和能力的变化，国家的疆界将不断扩大或缩小。这些学说对日后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将动物世界的规则堂皇地施加于人类社会，这究竟是人性的完善还是兽性的变异？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野蛮的倒退？
在达尔文主义的催化下，民族主义狂热在20世纪的前半期日益膨胀并引发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在当时，德日意轴心三国都自认为是优秀民族，也都嫌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太小。在达尔文式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德国向欧洲大陆扩张，意大利向非洲大陆扩张，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这种只图扩大本民族生存空间而不顾其他民族死活的兽性冲动不可避免地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苏军的卡廷大屠杀以及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一例外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兽性。
值得警惕的是，时隔半个世纪，这种达尔文式的极端民族主义鬼魂再次现身。这一次是出现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出现在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畅销书中，出现在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已经山穷水尽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共为了抗拒民主化浪潮，刻意向全民灌输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已经将中国异化为一个用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0.4%的人口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正常国家水平，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的亿万富豪中91%是中共权贵子女，仅两千九百多名红色权贵就惊人地拥有两万多亿资产，平均每人6.7亿元。这意味着在当今中国，中共权贵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生存空间，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地搜刮财富和美女，其后果就是99.6%的中国人只能在不到30%的生存空间内展开竞争，中国的社会竞争怎么会不激烈，怎么会不残酷？这样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和谐？
当来自民间的维权抗暴风起云涌，形成燎原之势，这个社会的矛盾即将越过临界点的时候，《中国不高兴》这一达尔文式的极端民族主义之作在中共官方的幕后推动下大张旗鼓地粉墨登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起因令人生疑，解释越描越黑的韶关械斗事件及其所导致的7.5乌鲁木齐流血惨案，难道也是偶然的吗？7.5事件当晚，中共警察对起初和平游行的维族群众大打出手，而当暴徒开始四处行凶，杀人放火的时候，当群众最需要军警出动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大批中共军警怎么反而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呢？为什么要等到死了足够的人，流了足够的血之后中共军警才开始出动，直接向维吾尔人扫射呢？这一切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极端民族主义是恐怖的，然而更恐怖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背后的贪婪和野心！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挑起社会冲突，转移官民矛盾，煽动愤青仇外、排外，甚至在对外扩张侵略中充当炮灰，以众多的生命为代价去维持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体制，去为红色权贵们对外掠夺更多的财富，其用意是何等的险恶，其内心又是何等的贪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中国以前的幼儿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开篇之句。所谓的“性相近”，是指人善良的本性。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整个道德伦理的构架建立在“天人合德”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性源于天性，人道本于天道，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基于天理。因此历来注重修德向善，讲究法天立道，效法天理来确立人类社会的规则。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天”往往不是指天空，而是整个宇宙。
西方有重权利的传统，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倡的“天赋人权”如今已成为普世价值。在我看来，人权是人格的附属品。没有人格，何来人权？没有人性，又何来人格？中国大儒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上天所赋予人类的善良本性的体现，而西方先哲柏拉图所说的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这四大德同样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体现。无论是孟子的“四心”还是柏拉图的“四德”，其背后都都有一个相同的共性，那就是–善。
儒家经典《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说：“善是一种圆满”。而柏拉图认为，善不仅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和行为的高度概括，而且是全部智慧、真理、美德和价值的源泉，是众所依归和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西方文明的早期，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都是注重区分善恶是非，注重人心的去恶向善，主张有教无类，与中国古代“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比较接近。按照西方的标准划分，都是属于普世主义。在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上，民族主义强调“习相远”，而普世主义则重视“性相近”，相信“至善”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最高法则，因此善就是众生万物的共性，也是我们人类的本性。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你是人，上天就赋予了你善的本性，这就是人性。东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一致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有独具之心，能够认知、扩充和完善天赋之理，因此而具备人格，那就是人的价值。一旦人堕落了，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在无知中作恶，那么这些人也就相应降低甚至丧失了人格，在法学中称之为“人格减等”。
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把个人视为国家的细胞，认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应从属于群体权威和群体生存这一首要目标。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体是微不足道的。为使生命体得以生存，“成千上万，甚至成百万的细胞将被牺牲”。正如细胞死亡是为了拯救生命体一样，个人也应为国家这一更大的善而做出牺牲。
如果把个人视为民族或者国家的细胞，那么民族或国家为何就不能视为人类的细胞呢？人类为何不能视为银河系的细胞呢？银河系为何不能视为宇宙的细胞呢？既然宇宙本体的特性是“至善”，那么这个宇宙本体内部大大小小的细胞，从银河系、地球、人类、国家、民族、到个人，都是应该为善而存在的，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宇宙中的任何民族、任何生命，如果背离了善，那么生命也就随之而失去了意义，就成了宇宙中一个异化的细胞，就会在宇宙的新陈代谢中被淘汰。淘汰的形式可能是天灾，也可能是人祸，然而覆亡结局都是一样的。历史上的亚特兰提斯、巴比伦和罗马帝国都曾盛极一时，不可谓不强大，然而都因为社会道德崩溃，背离了善而遭宇宙的法则无情地淘汰，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如果人类继续迷信已经被证实为子虚乌有的进化论，把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当作人类社会的法则，那么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必定层出不穷，且会愈演愈烈，人类的前途将注定黯淡无光，没有任何希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的影响下，人类成了与真实的自我不同的异化物，只有在好的社会即私有财产被废除的社会背景下，人类潜在的理性才能发挥作用，进而把人类社会改造成共产主义天堂。曾几何时，共产党的这一套公有制、共产主义的东西也曾头顶道德的光环，风靡一时，被视为社会的进步，人类发展的方向，令多少人为之痴迷，为之狂热，为之争斗，为之流血！时至今日，全世界真正还在普遍实行公有制的就只剩下北朝鲜这一个国家了。说起北朝鲜这个国家来，地球人都知道，我就不多费口舌了。其实何止北朝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害死了一亿人，其中有七千万是中国人。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想要全面、深刻地了解我们民族这段受难史的，请看《九评共产党》。
“民族自决”之说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和普世主义是相对立的，所以谈不上是普世价值，更没必要加上道德的光环。人性–人类所共有的善良的本性是第一性的，而各民族自身的特性是第二性的。无论是兰花、桂花、菊花还是梅花，你首先是一朵花。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人类共性的前提下，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身的特点，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也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各民族的特点千差万别，所以这个世界才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新奇和乐趣。
社会的剥削源于人类的贪婪，民族的冲突发自内心的仇恨。消灭私有制而不消灭内心的贪婪，采取民族自决而不消除民族间的仇恨，社会的剥削和民族的冲突就会消失吗？不可能的，只是换一种形式而已，没准比原先更厉害。因为这些外在形式的改变都是治表不治本，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剥削与民族冲突，不在形式的改变，而“在明明德”，在于人们内心善良本性的全面复苏，在于人类社会道德的普遍回归。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内而安外》一文中写道：“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存中剑
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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