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43年前的那个红色恐怖的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殉难者进入了历史，她的名字无法掩没。
1966年8月5日晚上，北京师大女附中通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校长卞仲耘受伤。他当即带着孩子赶往医院，看到的却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头部肿得很大，全部呈乌青色。
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王晶垚坚决不让解剖尸体。第二天，他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妻子的最后照片。
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双腿大面积淤伤浮肿。黑白照片上，尸体的大片血斑伤痕清晰可见。他还拍下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哀戚面容，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
另外，王晶垚还拍下了从大门外贴到屋里的大字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闯进他们家里的“杰作”。什么“漏网的大右派，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 “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卞狐狸精、母夜叉!”等等， 这些照片保存至今。
王晶垚把妻子被打死时的衣物都保留了下来。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打倒”二字；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卞仲耘被打得失禁；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还有家人用来擦拭尸体血污的纱布包和手绢；一块金属表带扭裂了的手表，指针永远停摆在1966年8月5日3点40分……
长女回忆，母亲死后，父亲极度悲痛，好几天半夜都咬着床上的凉席抑制悲声，以至于席子被啃烂了一大洞。
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
那天，卞仲耘从下午两点被折磨到六点钟。红卫兵们个个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铜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手持木棍或木枪，全副武装。
校长和主任们脸上涂满墨汁，被红卫兵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死！”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
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另一个猛踩她手背，卞仲耘倒在地上。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反复践踏。红卫兵们高喊：“砸烂她的狗头，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军用铜头皮带和板凳腿殴打，劈头盖脸地打，罚下跪，罚挑土，又被罚去扫厕所。卞仲耘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挪动，白墙上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红卫兵骂她装死，兜头向她泼了一盆凉水。
她挣扎着爬起来，刚蹬上宿舍楼的第三层台阶，就一头栽了下去。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林莽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
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北师大附中的校长，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校园里被她的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毛释放出的红卫兵暴力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使这些花季少女如此残忍暴虐，变成杀人恶魔？
多年来党文化的灌输洗脑发了酵，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无比崇拜，对一切沦为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残酷无情。甚至跟父母也要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人性在专制暴政中极度扭曲变异，连基本常识、人味儿都没了，却以为这才是最正确、最革命的。
1966年夏，毛泽东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学生为主体，……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就红红火火起来了。在革命的名义下一切都变得正当，打砸抢、草菅人命都是堂而皇之地行使正义，文革狂飙激发出丧心病狂的魔性。
卞仲耘死于红八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教导说：“不好，要武嘛！”
于是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师大女附中改名“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
毛点了一把火，烧疯了亿万青少年。之后的40天里，仅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红八月刮起血雨腥风、席卷全国的武斗狂潮。数百万中国人死去，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摧毁了无可取代的文化瑰宝和优秀传统。
卞仲耘就是在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下惨遭杀害的。
2008年11月，美国迈阿密的一位专门负责谋杀案的检察官，找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问他谁应该对卞仲耘之死负责，王晶尧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毛泽东。
掩埋与还原历史
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中国最高法院，但都没有结果。对于这一人类史上令人发指的事件，居然没有立案，没有破案。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 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拍摄了剪辑成66分钟的记录片《我虽死去》。
85岁的王晶尧在镜头前，一点一点地讲述家庭的灾难，从箱子里拿出包裹，展开已经变黑、发硬的血衣。老人时常沉默，眼里含泪。
王晶垚说：“我这40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击者之一，曾在校图书室工作的92岁的林莽先生做了见证。但当年参与打人的学生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向受害者道歉，共同掩盖着集体犯罪的事实。
当年给王晶垚写信陈述目击经过的女教师，也不愿在片中露面，她说：“时候未到。” 因为她的学生今天可能都是领导。
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多半是高干家庭出身，其中有政治局委员的女儿、侄女或孙女，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宋彬彬是中共元老宋任穷的女儿。
反思文革仍是官方禁忌，影片在大陆被禁演，中国人远未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毛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尸体躺在纪念堂里供人膜拜，阴魂不散。
从宋彬彬看从上到下的不忏悔心态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荣誉校友，在操场竖起宋彬彬的大型展板，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前任校长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在美国拿了博士、做了官员的宋彬彬衣锦返校，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歉疚和悔意。
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借校庆之际，将宋彬彬再度作为受人追棒的榜样，将红卫兵暴力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的亵渎。如此误导年轻学生，罪不可恕。
宋彬彬唯一通过媒体对那段历史做出反应，是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面部被马赛克模糊处理的方式在片中出镜。她说，破四旧呀，抄家呀，一次都没参加过。没动手打过人，到处是谣言，觉得特别委屈，当时很天真……
像用橡皮擦掉错字一样简单，否认辩解，就可以把沾满血污的手洗干净了？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带过吗？卞仲耘等人被毒打时，在场的宋彬彬并没有阻止，还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人是可以犯错，但不可以没有良心，尤其年近六旬还不知反省？
a.年轻不是借口
希特勒最后3年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在晚年羞愧地反思道：集中营的杀戮细节给了我强烈的冲击，我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年纪越大，越感到负罪感的重负。专制制度操纵人的思想，自己逐渐卷入，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一天，经过索菲‧肖尔纪念碑，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散发传单被处以死刑的年轻女孩。她和我同样年龄，我深切意识到，年轻不是借口。
这样坦诚深入的反省和忏悔，宋彬彬、宋要武们望尘莫及。
b.专制体制必须根除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事实上，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认过错。作恶而不忏悔，不断用谎言掩埋、暴力压制，接下来就是更肆无忌惮的持续作恶，从反右、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一直如此。
从上到下，社会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以一再重蹈覆辙。暴君独裁者固然是元凶，底下盲从的奴隶才使暴虐得以具体实施。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罪恶辩护。这种个体人格的萎缩，是对罪恶的纵容，也是罪恶泛滥的温床。
纽伦堡大审判，很多辩护自己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命令的纳粹军官最终被判死罪。人，毕竟不是机器，独立思考、良知底线是不可欠缺的抵御犯罪的重要素质。
让成千上万的人被虐杀、让成千上万的人协同犯罪的专制体制必须根除。
王友琴 、王容芬的呼吁
卞仲耘之死，给同样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王友琴强烈的震撼，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荒谬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她采访了数千人，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她在扉页上献辞，阐明著书的宗旨：“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而成为永远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43年前，因为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无期徒刑的王容芬博士，8月5日表示，文化大革命罪行的残酷和规模，可以和希特勒惨杀犹太人相比。王容芬博士呼吁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正视并追查红卫兵的罪行。
当年纳粹追杀犹太人，现在，国际社会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捉拿归案。在德国，哪怕出现一个纳粹符号，马上就要诉诸法律，纳粹战犯即使现在已经98岁，也要被送上法庭。
红色高棉在世的5名高官相继被送上种族灭绝罪行的国际法庭，这迟来的正义是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意义重大。
二战64周年，日本天皇和首相向亚洲人民表示深切的忏悔和哀悼。有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兵，到中国谢罪，长跪不起。在大陆，不少警察默默地帮助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良知发现，发自内心的愧疚忏悔，都是自救的开始。
深刻地反思，真诚地悔过。正视历史，清算罪恶，不让悲剧一再重演，是真正对国家民族、子孙后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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