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7日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中共当局总是倾向于扩大“国家机密”的使用范围，“国家机密”成了杀伤性的武器，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和某个地区发生的疫情等等，所有让中共觉得尴尬的不希望公众讨论的话题统统成为“国家机密”，所有让中共觉的不爽的人都可以随意以窃取机密的罪名遭到逮捕，这种做法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
在今年的国际铁矿石谈判中，中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 of China，简称：中铝公司）与力拓洽购价值达195亿美元的铁矿石交易，在最后阶段被力拓推翻。外界以为这次中铝与力拓的交易告吹只是一宗商业纠纷，岂料中共突然拘捕力拓4名驻华员工，并准备控以窃取国家机密罪。
众所周知，中共的保密规定模糊不清，随意性太大，《保密法》将“国家机密”分为“秘密、机密、绝密”三个级别，其中《保密法》第七条提到说，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件，需要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进行鉴定的，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工作部门鉴定。
这个值得商榷的条款，为中共政治野蛮创造了条件，力拓员工所拥有的信息是否属于“国家机密”？又属于何种密级？要事后由中共内部来鉴定，说是也行，说不是也行。换句话说，不通过事后鉴定的话，连中共都无法判断信息跟“国家安全”的关联程度。那法律岂不成了手中可以随意拿捏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这种极度荒唐的做法，只会令外商对中国市场的恐惧而敬而远之，和中国企业商贸往来还要时刻担心政治风险，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更令外商无所适从。难道要让外商也和中共体制内的大小官员们一样，学会每时每刻去揣摩，就像去揣摩上级官员的眼神一样，去揣摩长官意志，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为了避免牢狱之灾，个个谨小慎微，三缄其口，莫谈国事。
没有标明密级的资料也会是国家机密，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和某个地区发生的疫情也会成为国家机密，就连中共人民日报官员贾立政说，我和人民日报的劳动合同早就到期（实际上合同是2010年4月份到期）当贾被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质疑时，他居然说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是所谓的国家机密，不能拿出来核证。这成了中共腐败官员撒谎的武器。
力拓事件的发生，外国企业将会重新思考他们面临的变数是否更大了，外国企业接触中国企业的的考虑因素将会增加政治风险评估，中共一直在国际社会上企图打造成一个有企业无关政治而纯属商业化运营实体的形象，力拓事件无疑是中共“撕破脸”的举动。
澳大利亚方面期待直接讨论针对胡士泰的指控，并继续要求中共提供相关信息，即中共自称的力拓的4名员工在价格谈判期间非法从中国钢铁公司获得了国家机密，那么至今，胡士泰和他的同事被控获得了何种信息？到底是有关中共国企谈判策略的信息还是重大国家绝密信息？中共仍在支支吾吾逃避问题，另外三名力拓员工都是中国公民，中共只公布其中一位名为才魁，难道这也是国家机密吗？力拓事件暴露了中共以国家安全之名行政治干预之实，公众看到了隐含在中国国企后面的政治阴影。声明中国国企与政治无关的人无疑于掩耳盗铃，中铝公司与力拓合作失败，令中共当局耿耿于怀，迫不及待祭出国家安全的大旗，国家形象亦被中共糟蹋的一无是处。
中共的“家长制”文化根深蒂固，在省里由官方圈定的省委书记说了算，在基层由官方指派的支部书记说了算，假民主，真独裁，从上到下，莫不如此，只讲权利，不讲法律。你要表达什么观点，都要先考虑政治风险，都要符合长官意志，一切以中共的政治利益为准。
中共当局应当清楚认识到，政治是把双刃剑，这个举措可能给其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正如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国际关系教授坦特（Richard Tanter）所说，这是政府部门采取的政治代价很高的举措。
那么中共当局滥用保密法会给国际商业社会造成怎样的担忧？这种做法又向外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发出了何种信号呢？此前类似案件中，已获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外企华裔管理人员被拘禁、逮捕、判刑的情况尤其严重。纵观历史，在这个一党专政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发生力拓事件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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