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布拉德洛（H. Leon Bradlow）看来不像革命分子，但他大半辈子都在一般的癌症治疗体系外工作。他已经八十好几，但仍然体力充沛，像极了耶诞老人，他发表过三百多篇论文，其中很多篇讨论到我们早期生活所吃的东西或是受到的暴露，会影响到我们长大后罹患癌症的机会，或者，也会影响癌症治疗后复发的机会。
他研究荷尔蒙，这种微小分子有点像是人体内的交通警察。他的研究显示，从人体处理荷尔蒙的方式可以预测和它们有关的癌症是否会发生。这个世界后来终于赶上他了。英国最近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四十年前的血中某些荷尔蒙新陈代谢率愈高，她们以后罹患乳癌的机会也愈高。美国和苏格兰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另外几项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但没有理由就此认为，在我们血中标记的这种研究代表命运已经决定了。布拉德洛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也同时显示，这些代谢物是可以改变的。妇女所吃的食物中如果含有大量的十字花科植物，像是绿花椰菜、花椰菜、球芽甘蓝和包心菜这类蔬菜，就会产生比较少的坏荷尔蒙、产生较多的好荷尔蒙。
对抗癌症方面，她们的免疫系统表现比较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女性和男性罹患摄护腺癌和乳癌的比例，比工业化国家的男女少了四到五倍，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人口吃的蔬菜量较少。
研究人员已经将这些发现付诸使用。苏格兰已经在试用二基甲烷（diindolylmethane），一种从青花椰菜提炼出来的化合物，来消除子宫颈的癌前状态。
在巴尔的摩，保罗．塔拉雷（Paul Talalay）特别培育一种青花椰菜，它的新芽萃取物含有丰富的萝卜硫素（sulforaphane），看来可以把坏的细胞转变回好的细胞。在纽约，研究小组发现罹患喉部乳突瘤（laryngeal papilloma）的年轻病人（通常，这样的病人需要不断地重复开刀，以便除去喉头长出的小瘤）在喝下很浓的甘蓝菜汁后，就不需要再动手术。
在匹兹堡，奇文德拉．辛甫（Chivendra Singh）和山贾．史里瓦斯塔瓦（Sanja Srivastava）成功消灭了从罹癌的卵巢和摄护腺取出切片里的癌细胞，方法是对它们施用从上面提到这些蔬菜里萃取出来的高浓度化学物质。其他的研究小组也发现，从红酒和巧克力萃取出来的化合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两种食物群），也展现出启动细胞好的特质和关闭不好特质的能力。
这些研究工作开启了对癌症的基本新想法，如同塔克菲和贺伯曼在三十年前的做法。研究人员不再坐着等待意外发生时高科技救护车赶来救人，相反的，他们开始研发新的交通灯号，降低癌症车辆发生车祸的机会。
食物是很合理的研究目标，因为有愈来愈多的资讯显示，良好营养品有能力对抗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疾病，不管这些疾病是因为喝太多酒或是运气不佳引起的。维他命D，不管是来自饮食或是便宜的健康药物，也在这儿扮演某种角色。
每天摄取足量的阳光，如此一来，肝脏才能制造出这种维他命，对于加强人体对抗污染的能力极其重要。从我们住家和工作场所制造出来的微量污染物，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发动攻击，找出法子来减少这样的攻击概率也相当重要。
想办法制造更多的自然杀手细胞，同是这一波新思维运动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动员人体的防卫机制，以及改变可能会助长癌细胞成长的环境。
摩根史东在六十年前担心毒气可能对他病人的健康带来严重伤害，这证明了这种担心是正确的。他怀疑，这些病人长期咳嗽不止，可能代表更严重的后果即将来到。他也担心肺部的长期刺激，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长期健康问题。
我发现美国国防研究体系里竟然没有任何人实际去追踪，摩根史东194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照顾的这些曾在工厂制造毒气的小佃农，他们后来的健康情况。
但其他的研究人员倒是实际检验了，在半个地球外从事类似工作的那些工人的健康记录。1996年，一群研究人员察看了一些工人的健康记录。这些工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奥野岛的毒气资源中心工作。奥野岛就在广岛港内，是日本在大战期间的主要军火生产中心。
盟军在大战期间一直不敢轰炸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工厂，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很靠近盟国一些大企业感兴趣的大经济中心。盟军也很重视洛克菲勒和罗斯福总统的请求，决定不轰炸京都的古老寺庙。但对于广岛则没有这些考虑。广岛有很多工厂一直在全力生产，因此，它和长崎成了1945年世界第一枚具有毁灭性威力原子弹的轰炸目标。
美国很担心日本潜水艇会发射毒气弹攻击美国太平洋沿岸。美国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日本早已经毫无顾忌地在亚洲各处战场上使用毒气攻击敌军，同时也使用毒气处死大量战俘。跟德国一样，日本使用致命毒气并不是一些丧心病狂的个人野蛮行为，而是政府有系统的整体政策。
即使凡尔赛和约明文禁止使用毒气，裕仁天皇还是亲自签署天皇令，准许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攻击多达375次。日本人还有其他暴行，包括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他们也拿敌人作为实验对象，就跟纳粹行径同样野蛮。六十年后，有关于这些惊人恶行的资讯开始出现，其中提到这些罪行造成的长期后果，仍然和今天的癌症治疗有关。
1958年，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吉伯特．毕比（Gilbert Beebe）在研究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攻击中幸存老兵的大量资料后，提出一篇报告说，这些老兵即使在大战结束四十年后，他们罹患肺癌的概率仍然大于一般人。
到了1960年代，另外几篇报告证实，毒气的祸害不仅在战场上造成几千人死亡或永远残废。有关于美国和日本毒气生产工人的一系列报告发现，由于他们工作的关系，罹患肺癌和其他癌症的比例，全都高于一般人。
1996年，日本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在1927年到1945年之间，在毒气工厂充当奴工将近两千人的健康记录。他们比较这些工人与一般人罹患癌症的概率。这些毒气厂工人罹患肺癌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五倍。
毒气对肺脏长期影响的其他证据，则来自于距离现在较近的伊朗。在1986年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中，伊朗军队遭到来自伊拉克一次芥子毒气的大量攻击。在这场战争结束不到十年后，那些侥幸从毒气攻击中生还的伊朗军人肺脏和正常人比起来，变得比较小，容易恶心，复原能力也较差。
据报导，虽然准确数字很难取得，但中东最近几场战争中儿童和旁观老百姓的罹癌比例，也直线上升。在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毒气攻击中生还的人身上发现的癌症种类和肺脏伤害，和摩根史东194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治疗的那些毒气工人，十分相似。如同另外很多工作场所的危险性一样，跟毒气暴露有关系的癌症也一样在好几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
现在已经证实，在二十世纪所有战争中使用的这些毒气，竟然是如此可怕，并且还在那些最初生产它们的人身上留下如此致命的残留。对毒气生产工人和长期接受化学治疗病人的持续研究，证实了我们在别的地方所看到的：不会立即让你死亡的东西，却可能决定你日后的命运。
这个教训，正好呼应了我们今日在控制和减少癌症上的重担。最初用来对抗战争的化学物，半世纪前成为对抗癌症基础，最后则留下长远及致命的遗物。@待续…
摘 自 《医院不肯说的抗癌真相》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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