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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退党有奖征文

【九评退党征文】毛泽东政治上四角人际关系(中)

——解读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凌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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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1日讯】

十七、最大的牺牲品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打倒、揪斗,进而全面升级是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采取了扣留、揪斗王光美。其次批判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对影片《清宫秘史》的大批判。再有就是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定罪。进而达到煽动广大群众对刘的直接面对面的批斗大会。

在一次批斗刘的大会结束后被押回办公室时,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国家法律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可以视同儿戏。而一个国家主席竟没有人权与资格,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而遭受非人道的凌辱与迫害。更遑谈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一切都是中共红色帝国暴力与谎言的产物,无出其右。也为以后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一九九九年七月镇压破害法轮功开了先河。

“指责刘是‘无产阶级的叛徒’的论断由《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首先提出,该文发表于1967年6月8日,是毛本人审阅并修改的。”当刘少奇在弥留之际从广播中听到中央开会将他定为叛徒、工贼、内奸、特务、反革命并永远 开除出当时,他的精神彻底的崩溃、垮掉了。当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一天天被神化与抬高的时候,正是踩着昔日的战友的倒下的身躯与尸骨,一步步登上了共产邪灵给毛本人安排的权力之巅与领袖的位置的,并散发着教主神化而又迷人的光圈的。刘对毛来说,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牺牲品,但刘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第一个被党祭旗的冤死鬼。

毛最后一个最大的祭品是林彪。而刘的前面祭品应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建党以来,被批判的一系列党内走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等。这一长串共党分子的首领,都是共党邪灵为了保证共产体系的不变色,邪劲十足而进行的体系内部的清洗运动。可以说共产体系的构架就是一部庞大的人肉绞肉机,无论其敌与我,外部与内部,只要被定为异己分子,一视同仁,绝对不留情面,可谓心狠手辣,残忍至极。这是因为,它将自己的邪恶生存与否,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其余一切生命均可以忽略不计。

十八、造神运动的发起者

林彪作为共产党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也是一员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虎将。与国民党军队对垒的三大著名战役,其中有两个战役是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打赢的。可以说他是从国民党手里武装夺得中国大陆政权的第一号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与绝对权威,达到造神运动的顶峰,跟林彪极力推崇与鼓吹的“个人崇拜”是分不开的。这种鼓吹“个人崇拜”的做法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运作。一九五九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反其道而行之,大赞特赞毛泽东,并在他领导的军队内大力提倡学毛选活动。编撰《毛主席语录》并推广到社会民众中去。

林彪在运用吹捧的语言文字上,可谓言简意赅,登峰造极,夸张过度,假大空高。对毛的造神运动,林彪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但决不是始作俑者。最早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恰恰是自作自受的刘少奇本人。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刘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了党章、党纲。林彪只是政治嗅觉灵敏罢了。但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任何在人世间对有权有势者的吹捧与顶礼膜拜,都将是独裁统治,暴政暴虐的温床,必将被相生相克的二律背反的规律所湮灭。因为这就是天理,天意不可违。

十九、顶峰论的寓意

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将邪恶的狂热,肉麻的吹捧与语文的修辞推到了极致。例如“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就是一个孙子辈在哄骗毛老爷子穷开心。这是在光天化日底下,在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对最高独裁统治者的献媚表忠心的行径。

林彪在攀附毛这棵巨藤往上爬。但也有拦路虎,绊脚石,需要林彪将其搬掉才是。罗瑞卿就是最早反对林彪造神运动的人物之一。林彪将毛泽东思想吹嘘成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观点,罗极力反驳。这样就同时得罪了毛和林。 遂使罗本人最早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枪打出头鸟的悲惨人物。

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林彪这类人物的出现,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畸形怪胎从一个极端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产物。林彪鼓吹的“顶峰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就是当时天意的昭示,共产邪灵自出世以来,到毛这个时期就是达到了邪恶之极的顶峰,已经无出其右了。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东欧共产势力的解体分化,共产邪恶体系仅存中共这张皮囊而已。

二十、上升的政治明星

林彪在对毛的造神运动中,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副统帅。但是如果说共产邪灵视毛为人这个层面的代理人的话。那么,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提拔林彪就是作为毛在这次运动的代理人,并且还有将要接班的可能性。这也是林彪本人所希望见到的现实。林彪将文化大革命运动视做战场,“战场战争可以停止,思想战线不能停止。——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打下去,打到底。”这正是共产邪恶思想的体现。将人们的思想搞乱,没有善恶标准,使人亵渎、堕落,直至毁灭。正如毛说的那样,七、八年来上一次运动,如出一辙。

再有,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战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而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正是林本人向上爬到第二号人物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毛泽东心性尺度与心胸容量的两个人物作为参照系的极值。意即林彪为最大最大最大值,刘少奇为最小最小最小值。这仅仅是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角度的定性公式。也就是说,如果林与刘分别在人间逝去,都将意味着毛在政治生涯上的崩溃与突然猝死。这种以一生为之奋斗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瞬间成为泡影的尴尬与痛苦的事实,令毛再有钢铁般的神经与意志,也要受到这巨大的心理冲击与致命的打击。

二十一、接班人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毛为了减轻他所负担的工作,宣布要辞去政府职务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同时,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刘被称为毛的‘最亲密战友’。……一九六一年毛会见蒙哥马利勋爵,在答复他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是,毛回答说这已明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刘少奇。

这也就是说“刘与毛曾因利害一致,共同反对留苏学生集团,这个集团曾一度控制了党的领导。”“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为了获得刘少奇的支持,作出了某些让步,同情刘所遭遇的某些挫折,接受他的许多主张,并给予刘以政治委员的地位。刘则努力树立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形象,以作为回报。一九四0年开始,刘就在会议报告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并于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到毛泽东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刘参与起草的修改的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处于同等地位,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每一个党员都必需认真学习它。

刘少奇的妻子曾私下向她的女儿说: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这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建立了崇高的威望。”但是“毛把自己如此紧密的栓在大跃进上,因而大跃进的失败就是导致他那神化的领袖权威的幻灭。”这样毛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可以说在不情愿的情况小,辞去了国家主席之职。“刘少奇在一九五九年担任国家主席后,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公众知名度。”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官员都是刘的追随者。“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刘主席’这一称号与‘毛主席’两驾马车,同时并列。两位主席的肖像也并排出现。”刘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度再版。全国经济秩序逐步复苏且步入正轨。这一再说明,刘的影响上升,而毛的威信在下降。

再有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召开的会议制止了对毛的迷信与崇拜。“一九四五年的党章规定,中共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一九五六年的党章删掉了这句话。当然,这次大会受到了七个月前赫鲁晓夫贬低斯大林的影响。——刘少奇不动声色的解释了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删去。他说,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确立的,即使我们现在不说毛泽东思想,大家仍然会知道它。刘少奇又补充道:此外,如果人们总是重复人民已熟知的东西,反而达不到任何目的。”

可以说,大权旁落的毛在文化大革命前,虽说还保留着党魁的位置,但在全党与全国人民面前,其形象已大幅缩水,其心情倍感愤怒与凄凉。毛的性格一贯好斗,色厉内荏。他是决不会甘拜下风的。哪怕是拿这个国家与人民做赌注也在所不惜。毛为了个人的嫉妒心,嫉妒刘在各个方面已然超过自己。毛决定甩开党中央,另辟蹊径,到上海组成了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一批文人形成的写作班子,掀起红卫兵群众运动。力将以刘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彻底打倒。从而共产邪灵与毛泽东又互相利用,将共产邪恶体系更加充实与加强。从此十年浩劫应劫而生,山河破碎,民生涂炭。刘也因此从接班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为阶下囚,党的死敌,人民的公敌。刘自己亲自参与制订的国家宪法,没能保护他这个国家主席的人格、自由与人权的权利。接受红卫兵群众大会的批斗,受尽百般凌辱,备受奚落,实属人生的悲哀,国家之不幸,及对党徒之莫大的讽刺。

毛将刘“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之后,必然会再立一个接班人的。毛选择了林彪。因为林握有军权。可以为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中共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把林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与角色。成了由党章制定的接班人。林也不负毛的期望,在吹捧毛的个人崇拜上不遗余力,有目共睹。同时在打击毛的敌手与对立面上也痛下杀手,决不手软。同时林也为自己扩大势力,扩充地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俨然以胜利者自居。物极必反,与毛共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毛在看到自己的目的达到后,也看到林通过攀爬党的权力顶巅又要跟毛本人并驾齐驱时,决定将林做掉。而林的野心并非毛想象的那样,林只不过想通过权力的顶峰从而达到自己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自由境地。但是林也失算了。毛十足的邪恶,必将林毁于一旦。又一个接班人——政治明星猝然陨落了。因为毛害怕身后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危机是巨大的,而且代价极高。

在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中有三分之一纷纷落马,成为‘党的敌人’。有史以来,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经历了象1971年至1972年那样一场大分化、大震动和大清洗。一些高级军官逃亡苏联,大约二十个中级军官企图逃往香港,这对人民解放军军委主席毛泽东来说,是个严峻的情况。”可以说,“枪、亲信、个人忠诚和血统关系变得比宪法或其他任何法规都更为重要了。”

二十二、一场邪恶的比赛

林彪在造神运动的同时,走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排除异己,扫除障碍。在打倒一大批老帅上,应该说是毛的主意,毛是主谋。林只是被毛利用了而已。这是林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承认的。但也正符合他当时的心理及野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拒绝将苏联与美国等同对待。他认为,毛泽东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又扔掉了军事常识。罗瑞卿激动的谈到了苏联红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希望。为了越南的缘故,他极力主张{共同行动}。毛泽东的一系列策略导致倒罗事件的出现。罗瑞卿从楼窗户中跳了下来(有人说是被人推下)。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级干部中第一个受害者。

你象对朱德、贺龙、彭德怀、罗瑞卿、陈毅、叶剑英的批斗;揪“军内一小撮”;武汉“七、二0”事件;杨、余、傅事件;砸烂总政,等等。林彪下此狠手,有前嫌报复,亦有对方因林的权力上升太快而不服,遭到清洗的可能。从林彪本人来看,实乃贪心不足蛇吞象。若从客观上讲,正如有美国学者分析的那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林彪便是其真切的注脚。这是从小的局况分析。倘从更大范围来看,老帅们中也不无跟毛先前有更大裂隙的情况,只是假借林与中央文革小组之手,予以诛伐之。

其实在这个共产邪恶体系中所有生存的生命,要想与这个体系共同生存下去,就要将“假恶斗”进行到底,看比谁能量更大,邪劲更足。说明这是一场最高级别的邪恶比赛,邪恶大比拼。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邪灵在中国大陆设下的一个最邪恶的擂台、陷阱与实验田。所以能侥幸存活下来的必定是最具邪恶的强悍者。其实它们都将是共产邪恶体系的牺牲品与陪葬品罢了。

况且再加上毛混乱的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这个虚幻理想的支撑,并为之奋斗。试想以共产党这个流氓无产者宣传的暴力学说与理论,采取阶级斗争的专政与残酷的斗争方式进行的实践运动,若果,最终在地球人类能存活下来的,只能是那些最为凶残贪婪、强暴、最大恶极的家伙们。这与宇宙的规律背道而驰且大逆不道。可见共产党是一支反宇宙的邪恶力量。所以说,在地球上实现共产党人所梦想的共产主义这一命题,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意在集体灭绝,毁灭整个人类罢了。所以说共产邪灵将共产主义作为共产组织的终极目地,纯属乌托邦式的幻想,子虚乌有。

二十三、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时的讲话,同时谈到了“现在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将这些老帅,革命的绊脚石打倒。为他向最高权力冲击制造舆论的同时,全国范围自上而下,各个阶层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始终不断。例如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全国范围使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们遭到了程度不同的审查、打击和迫害。

而所谓“五、一六”就是在北京,存在一个称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很少,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但毛做了保周的批示。致使周与中央文革一伙又有了打击对手的借口与靶子。可以说,如果将文化大革命的台风之眼赋予毛泽东的话,那么毛与刘、林、周和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形成了四角不等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此维护毛本人精心打造起来的这个中共党组织。

清理阶级队伍可以广义的理解,也算是一个专有词汇。它是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辅相成,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迫害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运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甚或灭绝。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

北大、清华的教授、副教授和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乒坛三杰傅其芳、李永宁、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高潮的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自尽身亡的。

再有,大规模兴办的“五、七”干校。就是将“不听话的统统送到干校去劳动”。张志新的苦难就是从“五、七”干校开始加重的,并残害致死的。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活跃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也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有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批示中。都被发配到了全国各地区的农村,偏远山区与边陲去了。将这股当时的巨大的罪孽与邪火自行表面驱散了。同时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巨大阴影也深深的投射到了当时只有十来岁大的孩子们的身心之内。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斗争哲学将会影响每个人的一生。以至对今后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在美国作者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一书中,她所采访的四个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四种类型的性格代表。张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积极分子;邓是文革中务实派积极分子;白是文革中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区是文革中驯服的积极分子。

总之,毛利用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组为其排除异己,巩固党内教主的地位,并自上而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清理、洗脑、集体灭绝运动,大搞红色恐怖,拼命为共产邪灵供氧输血,得以有理由的苟延残喘下去。为其更大的邪恶使命而继续存在下去。

二十四、军队的作用

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起着一种对中共与毛的邪恶支持作用。正是因为有军队的支持与帮助,林彪使毛壮起胆子,大胆启用未谙世事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掀起了打砸抢的革命造反运动。进而发展成为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参与的持不同政见的派性都参加的战斗、冲突与斗争。从而酿成了新一轮的流血牺牲与死亡的恶劣事件。武汉“七、二0事件”正是武汉军队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并予以镇压,才使武汉军队的负责人陈再道等被革职法办的。在上海“一月风暴”夺取上海市委政权以后的全国性的武斗中,在不断升级的各地区的冲突中,军队手中掌握的武器起到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为以后的八九“六、四”事件,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河。

在毛泽东号召党指挥枪的指导下,军队也就成了维护其共产邪恶体系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它也是列宁的革命暴力学说理论的基石、支柱与命脉。不仅是毛,林彪与江青也深知这一点。

二十五、天马行空

在批林的运动中,借用了林彪生前喜欢的一句话: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林的孤僻、孤傲与桀傲不顺的性格。林在日记中也清醒的写道是毛利用他迫害旧将、战友与老帅们。因为林握有军权。毛也正看上了林的这点。在借力打力中,林也充分运用副统帅,党内第二号人物的煊赫地位,丰满党羽,笼络人心,排除异已,牢牢的抓住权力死也不放,同时也避免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最大冤案与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也是林彪所看到的残酷斗争的现实,给与他自己的本能的自卫与恶性膨胀式的反弹。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最终走向其对立面的,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林的这种权力的迅速升空,大有与毛抢坐或平起平坐中共教主位子的尴尬局面的发生与趋势。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当林彪的潜在权力欲望真正威胁到毛的现行职权范围的时候,林与刘的命运就将殊途同归了。典型的案例,林彪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与毛的意见相左,进而在一九七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派与毛发生龌龊,从而导致毛与林决裂的标志与开始。毛写诗歌看似很豪放,其实心眼很窄,心胸气量很短。毛的心性尺度可以用刘、林这两把现实人物的标尺作为衡量毛的极值标准,应该说以共产邪灵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它大肆杀人的实验田的充分表演来判断,是真实不谬的。应该说林对权力的崇拜与抓牢除了上述的本能自卫之外,他并非像毛那样在其共产体系的金字塔最高处坐稳坐牢。而是要走向山峰,跨越峰巅,像天马一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从某种意义说,林彪是一个淘气可爱的孩子,而毛泽东却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老魔头,仅此而已。

二十六、中共的焦点——庐山

苏轼有一首描绘庐山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毛也有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自然的山峰之险,正在映射着中共夺取政权后,所正经历与触及到的险境。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成了彭德怀的滑铁卢。而一九七0年一月党的庐山会议,同样也成为了林彪败走麦城的标志性的地方。在“设国家主席”上,在向最高权力冲击中,林在毛的一手遮天式的干预下,彻底的败下阵来。而林的儿子林立果制定的“571工程纪要”,建立“联合纵队”,刺杀毛这个B—52,或进入战争割据状态,也许一直处于上层生活的少壮派,当时仅有二十五、六岁的林立果看到并意识到了毛的独裁与暴虐统治是整个中国满目创痍,饱受动乱,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当他父亲人身安全受到毛的威胁时,林立果就要发起真正的行动了。至于官方宣传说林彪知道林立果刺杀毛的行动,跟国外的研究者是截然不同,大相径庭的。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绝对权威人格化的时代,所有中国人都像喝了迷魂汤,对毛的领袖地位搞个人崇拜,头脑发热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在这时,林立果这个无畏的青年有如此冷静的头脑与清醒的理性判断事物与现实的能力,着实令人敬佩。如果他将毛干掉,中国以后的历史将会改写,不至于毛的死尸现在至今还在他的纪念堂里挺着一具僵尸,令中共以死人统治着当今的中国人三十载有余。所谓三十六计之一的借尸还魂计也。真乃可叹、可恨至极。这就是共产邪灵借毛的幽灵,阴魂不散而大作文章。继续“大行其道”,但也是强弩之末了。林彪最后在“九、一三事件”中,飞机空中爆炸,折戟沈沙了。不论是燃油耗尽而自爆,还是被击落,都在昭示着林彪的最后一生的飞黄腾达,到毛泽东的虚幻飘渺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的荒谬而绝妙的讽刺。

可以说,对共产邪灵而言,所有加入其党组织的人都将是它的牺牲品与陪葬品,要么自戕,要么遭天刑,无有例外。

二十七、文攻武卫

“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攻武卫”等,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最时髦、最动人的口号。从具体看,就各地造反派而言,武斗要胜于文斗。而从大局着眼,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文”要算是江青了。从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以破四旧为名,大革文化的命;以文艺旗手自居,大树特树八个样板戏。“这一武”当然要算是林彪了。林握有军权,正是毛所倚重并利用林的关键一点。而上海在“一月风暴”夺权之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二月二十四日根据毛的指示,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这种以造反派夺权的方式而产生的畸形政权,由此遍布全国城乡,实属一文化大革命运动生出的怪胎产物。王洪文从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而后形成了“四人帮”。“据报道,在广西、云南、广东、福建和北京,对立的造反派之间,或者造反派与解放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武斗}。1968年夏天在广东的派性武斗扩大到了56个县市和小城镇,双方都使用了现代化的武器。”

二十八、毛泽东的追随者们

一九七六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审江青时,江曾在法庭上坦言,“我是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黄腾达,江青作为毛的走狗是一方面,但同时作为毛的第三任夫人,就她与毛的这种特殊的关系与身份地位也是分不开的。应该说,她就是毛肚子里的一条蛔虫与附庸。她在极力揣摩毛的意图的同时,也因旧恨、妒嫉、野心与权力欲望等人性负面私心作祟,从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出风头,党同伐异,将毛的敌手一一打倒、斗死的同时,也将自己过去的宿敌旧恨以残酷迫害的方式消灭干净。例如电影导演郑君里,电影演员赵丹等一大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员,都因此被抄家、批斗而受害,甚至是被害死。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就是被江迫害致死的。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以何种方式而死去的个体生命,都是不符合共产邪恶体系标准的生命,而被剔除,从而剥夺其生存的权力,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二十九、大革文化命的背后

从一九五0年毛在看过《清宫秘史》与《武训传》后,就力主批判之。当他看了全国各报刊发表的大量评论文章后,亲自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从文章所散发的邪恶思想与气息来说,也就不难看出,毛被共产邪灵相中的原因。他的整个思想观念已完全符合共产邪恶体系的标准的建立。毛已经完全继承了马列主义衣钵,不认自己的祖宗,甘愿成了马列的孝子贤孙。

毛着意割裂中华传统文化,完全无视中国历史文明,而信口雌黄,无限上纲,强迫中国人民背叛自己的祖国、祖先与生命的来源,将华夏民族的血脉切断,进而完全信奉从外入侵的马列邪教的东西。其歹心何其毒也。而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其邪恶主张推向了高潮,并且“大行其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国各个角落,冠以封资修、牛鬼蛇神,将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横扫一空、消蚀殆尽。同时将共产邪恶的东西与因素注入这片东方文明的国度以及国人的思想与灵魂内,进行盘剥与奴役,腐蚀与洗脑。祖国河山一片赤红,从而使当代的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赤祸频发的共产邪恶时期。

共产邪灵利用毛将人性的恶阐释的淋漓尽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文化思想与精神上将祖先流传下来的血脉割断开来,遂使中国的下一代都将成为无根无宗的沙漠上无知的流浪孩儿。从而使人们退回到野蛮人的国度与时代。就是至今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下,共产党的九大恶习特点:“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剧毒基因,都能在每一个共产邪党党徒的身上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暴露出来。这种被共产党所灌输与兜售的邪恶的党文化的流毒,已真正的在戕害着当代中国同胞。而一幕幕的悲剧与不幸也正在时刻上演着。

三十、红都女皇

自从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从第一阶段批判刘、邓路线,转到了第二阶段批林批孔阶段。用王洪文的话讲,“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二号人物林的意外变故,也给江青对权力的野心平添了更加强大的觊觎。她自称武则天,想当中国的红都女皇。江在与美国教授维特克的长谈,希望在国外出一本有关她本人的传记。更充分暴露了她的欲望心理。当在北戴河原林彪的住所搜查出了大量孔孟的书籍时,江获得毛的指示,调准枪口,将“批林整风”改为了“批林批孔”运动。声称孔子是反秦始皇的,而“批周公”是因为孔子是拥护周公的。从而在党内的路线与派系斗争中,坚决与周恩来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较量与角斗。

诸如“反击右倾回潮”,“反潮流”,都是江与周之间发生的龌龊与绞杀。再说林彪在孔孟之道上仅存有的那些人性,同时也被无情的历史与残酷的现实的共产邪恶体系的党性原则吞噬殆尽,彻底的湮没了。用共产党的话说,象刘、林这样的两面派人物,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在相生相克的二律背反的作用与影响下,林、江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新兴人物与势力,拼命的打击异己,抓住权力不放,也是其害怕自身生存一旦失去的心理恐慌,跟共产邪灵与毛本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或者干脆说,就是二者意志与主宰的体现和表现形式而已。

由于苏联反斯大林的深刻教训,毛恐怕在他活着与死后,在他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拼命排斥异已,不惜制造冤狱与血腥。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什么的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这就是说,共产党存在的一天与其发展,都是踏着别人的尸骨而建立起来的。江青也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因为她们已经拉上了无数的生命给其垫背了,也算够本儿了。江在为毛甘心利用的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与心理准备。

三十一、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

文化大革命十年,若从生命的时间走向来看,毛与周应该说是“善始善终”者。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因绝症死去;毛在同年九月九日亡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存在,在政治上若以人际关系的架构来予以表达的话,那么,毛应坐落在中心圆点处。刘、林、周、江则分别占据不等边菱形的四个角,且不处于一个水平面上。这个人际关系架构公式,可以说简单明了的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延续十年的存在方式予以概括的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刘被打倒以后,刘占据的一角处于被动与虚拟化的成分了。其角度应在水平面以下。这种四角人际关系的对抗与张力,恰与共产党主张的暴力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相吻合。一切决定于共产邪灵给设定的中心圆点——毛跨下的位置。而其余四个角的四个人物均在自觉或潜意识中有觊觎与攫取中心圆点的欲望与企图。

所谓对共产党组织邪教教主权力位置的生杀予夺。当毛倍感大权旁落时,被共产邪灵设计的这场规模空前的邪恶游戏,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大地上戏剧性的,悲剧般的上演了。刘第一个落败。这是毛蓄谋已久的。用毛自己的话说,他对刘观察了二十一年,结果是彻底的失望了。也难怪刘是第一个被毛与共产邪灵逐出角斗场的。虽说共产党组织已将刘抛弃,开除党籍,但他至死不悟,仍表示没有反对过毛与党。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看,刘就是毛要打倒的真正敌手。

随着刘的过早的铁定出局,菱形四角人际关系,其实已经变成三角抗衡局面。刘少奇作为靶子,已经被虚线处置,名符其实的属于被人唾弃与戏虐的对象。从而被踩在了众人的脚下。而林彪与江青这两角则暂时结盟,跟周所处一角之集团对抗。直至林已察觉毛在利用他,由于观点与态度,立场与行动的不一致,导致林与毛慷慨决裂。

而林的意外出局或死去,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后五年,三角抗衡,变成了占据两点的人物穿越毛这个中心点的直接对抗与对峙阶段,遂使党内的路线斗争,国内的阶级斗争,较文化大革命初期亦有频繁、大爆发的趋势。例如,江一派挑起的对周的直接与间接的批判就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史学;蜗牛事件;“黑画”展览;批判“宰相儒”;“儒法斗争”;风庆轮事件;反对所谓“右倾回潮”;反潮流等等。而周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倒翁的形象,使他在党内的地位与威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他毕竟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毛的一句话,足以使周步刘、林的后尘,身败名裂。

战争年代,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周已多次很好的领教了毛的心狠手辣。一有风吹草动,开展运动,周必定丧失人性与人格,表达效忠毛,跟着毛一路拼杀下来。这也是毛既有时敲打周,又一再任用他,且用的得心应手的原因所在。周就是这副贱骨头。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国外观察家称周为温和派,江为激进派。而江自称造反派,称周为保守派。这种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必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作一主线而顽强的持续下去。

与林、江的永远斗争哲学不同的是,周的折衷主义表现在“抓革命,促生产”。由此曲解着毛的意图,又迎合了毛的心意。不至于使中共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失去其统治地位,被赶下台。毛也因此保住了邪党教主的位子。所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五人的人际关系中,毛、刘、林、江可以作为一条明线、阳线存在着。那么周则是独自支撑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暗线、阴线。可以说,没有周的存在,从中调和,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终将是短命的。苦撑不了三、四年,必将瓦解与散架。应该说周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与所起的作用是复杂而又神秘的,是一个多面多角度的复合体人物。

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学习与批判》上刊出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战——度〈盐铁论〉札记》中,借骂丞相田千秋的机会,将周的为人处事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分毫不差:“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周在晚年做了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在他奄奄一息,快咽气的时候,还至死不忘对毛表忠心,誓不做投降派。这些共产党高层人物都已被完全洗脑,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奴才相。更何况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各行业的广大群众了。一场极端残酷的愚民运动,将国人变成了犬儒与爬虫,麻木的心理与其心被御用的虚荣遍布这个红色帝国的各个角落。

三十二、周恩来的继任者

江青在与周的角斗中,因周的体力不支,再加上江有毛的羽翼的保护,从而周处于下风。经常住院治疗的时候,周想了一条计策,将被打倒的邓小平抬了出来,并推到了前台,还让邓当了第一副总理。用以接替周不在时的空缺,行使权力。江青在梦想当第二个吕后、武则天的时候,周放出的这一招毒计,使江暗暗叫苦不迭。于是,江开始使用惯用的伎俩,文化批判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垮周、邓的挑衅。评论《水浒》,关于影片《创业》和《海霞》,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说他们就是党内的宋江投降派,把晁盖给架空了,晁盖一死,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当时的《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这类语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邓小平。

邓也是个十分复杂且有趣的人物与现象。他作为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批臭。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玩弄“三起三落”。他实是刘的陪斗者、陪绑人。作为周的助手,他是周在文化大革命的延续,与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阴魂不散的体现人物与方式。这表现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学生运动。邓是这场屠杀学生的暴君、主谋与元凶。共产党邪恶的遗传基因,在其身上的瞬时爆发的体现。文化大革命这场共产党内部高层人物之间的争斗与倾轧,是共产邪恶体系从金字塔尖到底部的诠释邪恶至极的真正表演。

三十三、“四人帮”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有批评王、张、江、姚道:“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而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才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道: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江、张、王、姚结成帮派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三年,一直与周、邓路线形成尖锐的对抗关系与局面,并且占据着上风。直至毛逝世后,她们倒台失势,如此喧嚣也才告一段落。

要说张、姚、王都是从上海造反起家的。张、姚是玩文起家,王是动武起家。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混迹上海电影界,也算是一个上海人。毛管她们叫“四人帮”,其实就是上海帮。作为毛的追随者、忠实信徒,她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毛的青睐,另眼看待,并被一手提拔到中央高层任职。这其中肯定有共产邪灵的授意与铺垫。文化大革命是为共产体系的完备而发动的。更是为了今后实施强大的邪恶所进行的预演。由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实为上海帮,从而引出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乃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直接发动镇压迫害法轮功的共产党党魁江泽民,就显得有脉可寻,有迹可查。这就是宇宙旧势力的历史安排。

再说回来,江、张、姚算文人出身,王是上海某工厂的工人,因武斗造反夺权而闻名。所以,“四人帮”在追随与效忠毛的同时,也拼命在巩固与提升自己的权力、职位与地位,直至继承毛的遗产与衣钵,包括毛党内的核心地位。而军权是最重要的,它是夺取党内桂冠的基础与保障。但军队“四人帮”是涉及不到的。自从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更是堵死了这条门路。于是王洪文开始在上海、北京乃至全国大搞庞大的民兵组织机构,以挑战执行周、邓路线的军队并与之抗衡。而周、邓的追随者们也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攻击“四人帮”搞极左的革命,致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老百姓受穷。这也是毛在八面来风,听取汇报之后,批评“四人帮”,这些毛本人的追随者们而搞得平衡术。

毛深知在他死后,“四人帮”作为少数派,这些为他冲锋陷阵的效忠敢死队的队员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在毛的遗嘱中,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写出了一串名字: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把江青放在了第三位。而毛远新也跟江是一伙的。但这种说法只是民警与国外研究者的提法,中共官方一直讳莫如深。只提华国锋是毛的合法继承人。真应了那句谚语:树倒猢狲散。“四人帮”由于资历浅,而无根性,她们不过是毛的走狗与工具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她/他们攀附毛,而得到直升飞机式的提拔,这也为当今党内年轻人热衷钻营权力者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些被某些领导提拔上来的干部,眼睛只会朝上,不会朝下,眼里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从而导致中共长期脱离群众,继续走着并维护着一条贪污腐败的死路。共产党死亡的蛀虫就在共产党内部,这是肯定的。所谓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时间上恰恰是毁掉了新中国一代的青年人。假、恶、暴、坏、斗的思想与流毒,至今仍在中国几代人身上烙印与蔓延,残存与发酵着。这正是共产邪灵与它的邪恶体系的需要所在。

三十四、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

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也是在当代历史上可谓多灾多难的一年。中共党首的三位巨头纷纷倒下。唐山“七、二八”大地震,死亡人数近三十万之众。批邓路线,“四、五事件”,直到十月粉碎“四人帮”。恰恰是“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运动的结束。

华国锋在叶剑英的协助下,问鼎党首的位置。并在当时的报纸上推出了毛生前对华的评语:“你办事,我放心。”以作为安抚人心的挡箭牌。而林彪与江青作为反党集团在全国进行了公审,从而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股脑的都摊到了这两个派系身上。所谓一步登天,也一步陷入了深渊谷底。在周死后,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为中心圆点的政治上的四角人际关系,已彻底不复存在。邓小平作为周的继承人,只是再一次延续以及阴魂不散罢了。对于江青一派来说,与邓相较已经不在一个级别。所以才又出现批邓的局面的发生。而江派的野心,肆无忌惮业已导致“四人帮”利令智昏,但亦有犯众怒之嫌。这也是毛生前所能预料而常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她们的缘故。

当中心圆点的毛与四角人际关系的三角人物刘、林、周分别故去之后,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政治上的四角人际关系的架构已经瞬间坍塌。文化大革命的架构公式与游戏规则便也就行将结束了。江派作为毛依附的产物与傀儡必然失去文化大革命后时代的发达与升迁的机会。从而走向其对立面,意即让自己的对手赢得权力。毛死后,华国锋继位时,中共决定在北京天安门一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便让世人吊唁、瞻仰。“毛泽东现已安息在水晶柩中,但官方仍呼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明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仍将需要这面旗帜。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不管是谁,想要在今后年代里控制中国这片辽阔的国土,他就需要运用这一象征。真正的毛泽东,已经与中国融为一体了。”这就是中共暴虐统治下的现实——借尸还魂,中华大地至今毛的阴魂久久不能散去。共产邪灵利用死人统治与愚弄活人的卑劣手段,其政权又苟延残喘了三十多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巨大的附体与对民意的强奸,更是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与侮辱。倘若中国历史改写,即江派统治到今天,可以想见也不过是第二个北朝鲜。极左、贫穷加谎言与暴力,可能无出其右。但中国的历史现实的写照是由邓接替了华国锋,邓走了一条用毛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与折衷主义路线。但是共产邪恶体系的暴力基因与倾向确是始终不曾改变的。更何况邓又是从战争走过来的,久经沙场的一介屠夫。与这类屠夫与暴君奢谈自由与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邓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要求共产党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时候,痛下杀手,血染北京城,从而将改革开放,中共所标榜自我的“伟光正”的巨大光环与无耻的画皮,瞬间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撕的粉碎。进而这个撒旦恶魔最终在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的普世标准面前,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共产邪灵与邪党党魁江泽民沆瀣一气,互相利用,全面镇压迫害法轮功的修炼者,藐视上苍,亵渎神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令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它已经深深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天灭中共之际,《九评共产党》的问世与广泛传播之时,让我们再一次回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年空前浩劫与悲惨历史,不能不使我们在这段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去驻足深思,并认清中共最为邪恶的嘴脸与本质。这份沈甸甸的历史,将照亮我们广大正直善良的仁人志士与三退勇士尽快的解体中共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邪恶,而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三十五、文化大革命与中共党史的关系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的斗争以及历次运动的一次总结性质的汇总与表现形式。中共从它1921年7月1日建党以来,历次党的领袖皆因邪劲不足,不符合党的标准而遭清洗,开除出党。例如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等。中共党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斗争史。是党的内部的倾轧与绞杀。其惨烈程度更是空前绝后。“此时,刘的被整肃和中央以前几次大的整肃非常类似,所有的不满都集中到作为象征的‘一两个或几个’领导人物(如彭德怀、陈绍禹、陈独秀)身上,把不好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具体的推到一些人的头上,以便从理论上说明整个组织是好的。”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正在于“共产党的组织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使之相互依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30年代后所看到的中国,在50年代就已具备雏形了。

舞台的支柱是前后对称的。前台是一些与各种地位和身份相适应的脆弱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后台则是党——它无所不在。”也正因为党及其组织被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领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上去,于是共产邪灵为了将共产邪恶体系做大、做强,决定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自上而下,波及全国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当然这是以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浩劫与巨大的苦痛做为其代价的。而毛好斗与狡诈的性格,“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也正应验了这一点。毛实是一个好斗残忍的大恶魔与狂人。毛本人有着精神分裂官能症的双重人格与特征。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典型是一次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预演与缩影。从文艺界突破与下手,并拿知识分子开刀。进而直接触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的司令部。真可谓一箭双雕。这是共产党的党性原则:暴力与谎言所决定的。

“毛看到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的确善于此道。”“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用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由此美国作者罗斯特里尔总结道:“外国人士总是谈论毛泽东之后可能出现的不安定。殊不知正是毛泽东的存在才引起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安定。而不知道他何时去世,又在中国产生了最后一次不安定。”毛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其实就是文斗与武斗相互使用的隐喻式的说法。邓小平在八、九十年代又充分发挥了毛的这个提法。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邓要求全党要两手都要硬。毛与邓以及这个共产邪灵在对待它的敌手、对立面与全国人民时,不仅脚踢还要拳打。从而为共党的邪恶十足提供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所以说,正是由于毛的邪恶十足,强调阶级斗争、党内斗争,使他确立了党内教主的地位,并且立于不败之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刘、林、周、江等五人在政治上形成的菱形四角人际关系,恰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的图案暗合,意即一颗大星与四颗小星的位置关系。从中肯定有某种天意的昭示。也就是说,这种深层的阐释很可能就是中共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复杂隐线与基本状态。

毛死后的中共统治的现实,不过是他余孽的继续、发挥与阴魂不散罢了。“毛泽东已离开人世,但他的政治继承人由于需要他的威望,是不会允许向遗体作‘最后’告别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存在,就是死人大治活人的最有力的见证。邓鬼、江鬼及其上海帮的出现,也再次让人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牵线木偶与阴影的不停闪烁。党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下去。这是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党自身的遗传基因所必然造就的。有资料显示:“五七年的反右,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主要清洗的对象之一就是各种具有非共产党倾向的知识份子。”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12,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

近日网上有研究者署名李扬的文章,声称林彪是被周恩来害死的,而周又是被毛泽东弄死的。从一种角度解读了周恩来在有意夸大林出逃的事件,意在逼毛认错,从而交权。而毛也在逐步认清周才是真正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后,伺机报复,定要使周死在毛本人之前。党内残酷的斗争,均以使毛与周之间达到了狐疑对方的地步。事实上,双方都盼着对方早死。周更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只是周做事不露声色罢了。所以说,从李扬的文章的叙述中,再看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为中心圆点的四角人际关系,也即毛、刘、林、江为一条阳线之间的张力与对抗;与周这一条阴线形成支撑、平行与抗衡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周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不倒翁。使他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反倒在公众的视线面前不具突出的位置与印象。

在对待刘少奇的问题上,“如果说周制定的政策同刘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似,为什么他既没有取胜(如果他取胜的话,刘等人也许可以得到挽救)又没有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周应该成了反刘势力的牺牲品)呢?一个原因是:虽然周在1967年2月以前似乎多次保护过刘,但他总是不在实质问题上为刘辩护;他虽然反对造反派的斗争策略,但从来没有冒风险去支持刘的政策。”由此看来周的确老奸巨猾。可以说,周是共产邪灵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助推器与保障人。没有周这个“大阴”,不足以有毛这个“大阳”兴风作浪。但阴死阳必去。周因患癌症而痛苦的死去,同样,毛也死抱着文化大革命这个自酿的一枚苦果、一杯苦酒与一颗巨大的毒瘤,不无遗憾的而谢世。也难怪毛生前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毛的岁数正是73岁。中国老话讲:“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到自己去。”此为命坎。晚年的毛看来确是老糊涂了。嫉妒心不能容人与作罢。共产邪灵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邪恶的软肋,从而将共产党的暴力政治推到了权力的顶峰与邪恶之崖巅。

注:九评退党有奖征文延期至11月底,欢迎投稿。详情请见:http://www.epochtimes.com/gb/9/3/18/n2466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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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1 1: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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