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也是有生命的，它就像人类一样，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北京这个城市在康熙辉煌盛世下，见证了生命的高峰，却也在清末战事连连的摧残下，步入老年。
不久后，山海关守卫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李自成不敌败走，大清占领北京，乃至全中国，江山再度易主。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国，初始遭受普遍的抵抗，由于康熙大帝治理有方，清朝不仅得以避开重蹈元朝短命的覆辙，甚至创造出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盛世。
可惜盛世犹如灿烂的烟花，稍纵即逝，绚烂后的天空显得更加黑暗。此时长久积累下来的弊端慢慢浮现，加上在自满与封闭下造成的蛮荒落后，与西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早已默默发生。中央之国，由天朝之尊瞬间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苦难的岁月终于来临。
内忧外患 战事频繁
西元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曝露出中国的虚弱，自此列强不断侵略。西元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再度战败，签下《北京条约》，自此外国使节与传教士得以在北京设立使馆与教堂。在对外战争上，清廷屡战屡败，便不断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战败的代价使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不可避免地引发一连串的暴乱反抗，其中尤以太平天国、捻乱的规模为大，加速着清朝的衰亡。
内忧与外患，当二者处于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时，造成的祸害与破坏，往往是所有人都难以承担的。列强的侵略与压榨造成百姓的仇外情绪不断高涨，引发其无理性的暴力排外，而这种以迫害基督教士或基督徒为主的犯罪行为，又导致列强的进一步侵略，如此循环不已，终至国家覆灭为止。
清朝末年，就是处于这种情况。给风雨飘零的清廷最后一击的，是义和团之乱和其引发的八国联军。义和团属于一种民间的秘密组织，刚开始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西方势力的侵略逐渐加剧后，中西的冲突取代了满汉的矛盾，义和团的口号遂变成了“扶清灭洋”，仇外的心态也从仇视外国人，扩张到只要跟洋人、洋物扯上关系的，都不放过。当时义和团的团民经常在路上拦人搜身，只要被发现身上带有洋物，例如眼镜、纸笔、甚至一根火柴，都会被当场砍杀；碰到外国人或中国籍的基督教徒，更是“一律杀无赦”。
这种情况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诏令维护义和团以后，更为变本加厉。我被大量的团民涌入，他们在城里烧杀掳掠、大肆破坏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慈禧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趁机向各国宣战，她同时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而暴民则已不分中外地到处滥杀无辜。我，成了人间地狱。
八国联军昭示黄金年代的结束
义和团之乱导致八国联军的进攻。我被四万五千名外国士兵围攻，他们在第二天就破墙而入，在城内进行巷战；在第三天我基本上已在联军的控制当中。造成这次浩劫的那个始作俑者——慈禧，在城破之际，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团民，以及来不及逃难的平民百姓被联军大肆屠杀，值钱的物品被掠夺一空。
这场浩劫的另一个惨痛的代价是，中国又被迫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的巨额赔款得分三十九年才能付清。经此一难，不仅国家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更是受到严重伤害。
整起事件对清朝而言，象征着生命的沙漏即将流尽；对我而言，则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昭示着我的黄金年代就此结束。我在战争的双方先后的蹂躏下，受到严重的破坏，再也无法恢复，从此进入日暮西山的老病阶段。
在清朝濒临灭亡之际，有志之士曾数度发起维新运动，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体制内的改革既然无法实现，人们便转而寻找体制外的方法来挽救国家民族，于是武装起义的革命浪潮，逐渐在神州各地蔓延，燎原的星火，开始成为中国的希望。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纷纷响应，二十二个行省中有十七个宣布独立，终于使清廷的统治瓦解。
次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两个月后，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结束清朝两百七十六年的统治，以及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制度。
进入新时代的我，已经老朽而欲倾，不具备新朝应有的新气象，只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内忧与外患，缠绕满身。此时的内忧从暴民变成军阀，外患从远变成近敌、敌人则从看得见的人类变成看不见的思想。民国初创，军阀割据混战、日俄鲸吞蚕食、共产主义散布流传，命运多桀的民国步履蹒跚的往前走着，而我爱莫能助，只能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新生的中国原本定都南京，但由于袁世凯的干预，最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后者随即宣布以我为首都，史称北洋政府。在这段时期，我见识了二次失败的复辟事件，第一次是袁世凯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称帝，前后维持百余日，被讥为“百日皇帝”；另一次是一九一七年溥仪的复辟，溥仪在退位后，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被军阀拥立而重拾帝制，但只维持十二天就因全国上下的反抗而又匆匆下台。（待续）◇
转载 新纪元周刊139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