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培刚:中共是这样窃国的

--“光荣的解放战争”幕后真相

蓝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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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5日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8年的对日抗战终于结束,然而在这之后中国的和平并没有到来,由于共军在抗战期间采“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之战略,由初期的数万人的小规模部队发展抗战胜利后已至百万大军;另一方面国军却在抗战中付出了200多名将领及300余万士官兵的伤亡。

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下共军于抗战结束后立即对国军发动总攻击,随后在4年期间中国又付出了近千万条人命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牺牲换不但换来了世界的和平,更改变了自满清以来的积弱不振,但是这场战争,换来了什么?

真的如同世人所说的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本文所介绍的是这场战争中造成最多百姓伤亡的“长春围困战”

一、战前形势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苏俄眼见日本即将战败,遂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以坐收渔人之利,一周内已占领东北。日本60万关东军悉为俘虏,之后苏俄将关东军的装备全数移交共军,至此共军不论是在人员与武器上都以具备与国军分庭抗礼之能力,之后共军开始占领东北各省,全力阻止国军之战后接收。

1946年5月国军开始向东北发动攻势,以孙立人将军所率领的新一军为首对共军展开扇形攻势,一路所向披靡,6月5日已经抵达哈尔滨,就在共军即将被歼灭时,共产党搧动美国居中调停,因此获得喘息机会,之后中共特务刘斐中将以离间之记将孙立人将军调离东北,自此共军开始了夺取东北的作战计划,围困长春之役也因此拉开序幕。

二、冠盖全国

长春城在日军占领期间就不断的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并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城中心的大型建筑大都以花岗岩建造,一班的炮弹无法造成重大损伤,在国军进入后又添筑了许多设施,因此长春的防务有冠盖全国之称。

1948年春,共军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开始计划攻打长春,5月底第1、6纵队发起攻击,然而效果不彰,遂成立党政军民联合围成斗争委员会,由第1兵团司令萧劲光任指挥官进行围城作战,拟订了战略计划:

(一)以营级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

(二)以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控制适当预备队击退出击之敌

(四)严禁燃料及粮食进入敌区

(五)严禁老百姓出城

(六)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作是重要任务,应立即修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于是自6月22日开始由6个独立师及12纵队开始实施围城,6月28日在围成政工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断绝一切生活物资进入长春,并且要将老百姓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上,扩大敌军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

三、固守长春、断食绝粮

当时长春的人口约50万,在加上10万的守城部队,这几十万张嘴巴就成了指挥官郑洞国将军的最大负担,长春城每天正常的耗粮不下10万斤,需要40架次的飞机空投才能满足,但是实际上每天顶多只有10次的空投,天后不佳时甚至一次也没有,然而空投机一到共军就立刻开火,因此也不敢低飞,常在高空投掷,而珍贵的粮食也就时常飘至城外,长春绝粮的情况也日渐危急。

郑洞国将军的战略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再加上长春城“冠盖全国”的防务,希望能苦撑待变,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长春内的军民不是不吃五谷的神仙,长春冠盖全国的工事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6月起每人每天还有1斤5两的高梁、大豆可吃,7月时减至9两、8月初除了少部分的部队能每天吃一次米外,其余的部队已开始发粮代金,而这些钱只够每人买一条黄瓜,9月中部队开始吃糠胚、豆粉、酒糟,官兵们夜盲、腹胀、浮肿的状况层出不穷;10月官兵开始杀战马,杀光了改杀狗、抓猫、抓老鼠、打鸟、一切可送进嘴里的都成了捕杀的对象。

在共军围城之初,长春市长号召全民协助国军守城,喊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所以不许百姓出城,但郑洞国将军见共军围城之势已成便开始疏散居民出城,他打开城南与城西的路口让百姓出城逃生。

四、人间地狱

郑洞国将军开城的举动早在共军的计算之内,共军早已拟定决不让百姓出城的计划,围困长春三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司令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这林彪所说的“卡空”可为之人间炼狱,不断的有人饿死,活着的人也无力收尸,这种景象对于大部分是农民组成的共军士官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响应共产党“穷人翻身”的口号而加入共军,然而此时却因上级的命令而要逼死无辜的百姓,见于军对中不满的情绪日益扩张。

林彪于9月9日进一步向毛泽东报告:“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林彪也建议“酌量”放出难民,但是遭到毛泽东否决。

因此在这种情势下,长春城至此成了“白骨之城”……名符其实的人间炼狱,在著名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中清楚的记载了许多当时幸运活下来的人们回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个挂钟,还“嘀滴答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刘悌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五、突围

10月初长春指挥官郑洞国将军决意发动突围,他指挥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的独立第6师阵地,然而由于共军早已部下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加上国军官兵饥饿太久,体力不继,因此连续打了几天也只前进几里,根本连机场也无法接近,此时的部队已无战力可言只能撤退,到了10月16日郑洞国决议再作2次突围然而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3个师2万6千余人投降,使得另一部守军新7军不得不投降。

此时郑洞国将军仍不肯气馁,亲率2个营亲守中央大楼,到了21日凌晨忽杀声四起,郑洞国将军以为大限将至,遂欲举枪自尽,然而却发现手枪已被卫士藏起,最后遭涌入之共军捉住,长春城失陷,围困长春之役结束。

六、“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役中,让长春这个东北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成了一座死城,50万长春平民的肚皮成了共军破城的得力助手,当时全长春城有1/3的房屋完全遭到破坏,原本充满绿意的街道已成了一片死寂(树木已被当成食物啃食殆尽),50万市民剩不到17万人,在长春围困战结束后,熟人见面实的寒暄由:你吃饭了吗?变成了你家剩几口人?

日后在共军的战史及将领回忆录中对这场战役往往都是避而不谈,而是称:“长春的和平解放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长围久困,兵不血刃解放大城市的先例”或是改称为:“国民党不人道的杀民政策”,或是描写共产党是多么用心的接济出城的灾民,以及难民们是多么的感谢共产党。

至于那些逃出城的群众是因为谁的阻止而出不了城,而终至饿死;或遭共军打骂捆绑以至于开枪射杀而死,则成了中共的文字禁忌。

直至今日这场长春围困战在中共的战史中仍是“光荣的解放战争”与“兵不血刃”的经典之战!

人物小档案


孙立人上将

(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出生于安徽舒城县,抗战时期以一千左右的兵力,击退10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英军,缔造“仁安羌大捷”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丛林之狐”,

而被打败的日军尊称他为“军神”,与麦克阿瑟、巴顿、隆美尔并列,新一军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军”。孙立人将军于东北战场时与共军多次交手,将共军逼至哈尔滨以北,几乎败亡,时共军对于孙立人领导的新一军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可见对其之畏惧。


共军元帅—林彪

(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字阳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46年6月任共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指挥辽沈战役,攻占东北全境,1949年中共建政后,以养病为名长期赋闲在家;文化大革命时期,拥立毛泽东与江青,斗等了许多老干部,之后深得毛泽东信赖,钦定为其接班人。1970年在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自此逐渐开始决裂,之后疑似密谋军事政变,并企图暗杀毛泽东,然而因事迹败露遂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与家人坐飞机出走,最后飞机坠毁于蒙古首府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年64岁。


郑洞国将军

(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中国湖南石门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初期率部在台儿庄大捷中立功,因功升任为第98军军长。1948年5月郑洞国任长春守军总司令,在长春围困战遭数十万共军持续数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而降。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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