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新闻提要：本是无冕之王的记者，也顶着烈日在香港中联办请愿，抗议新疆、四川地方政府以“先毒打、后诬陷”等手段，粗暴干预香港记者采访。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第四权”的新闻工作者也得走上维权之路时，也是到了民怨最沸腾的时候。
初秋的香港闷热异常。原本清静的香港中联办前，周日这一天却异常轰动。大批记者云集中联办前，只不过这次他们不是采访，而是去抗议。“可耻！可耻！”、“我们不要生猪肉”、“采访不是煽动”……争取新闻自由的呼声响彻西环。
逾七百位记者、市民齐齐顶着烈日，穿上黑衣裳，参加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外国记者会在九月十三日举办的“新闻界抗议疆官诬蔑大游行”。示威者在中联办门外绕圈请愿，将象征愤怒的红丝带系上铁门，抗议新疆、四川地方政府以“先毒打、后诬陷”、诬蔑记者藏毒等无耻手段，粗暴干预香港记者正常采访。
新闻界愤怒了
引发新闻界愤怒的火头，源于近期一连串香港传媒被中共骚扰、诬蔑、殴打事件。时值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北京已经进入高度紧张的草木皆兵的情况，在大陆前线的香港记者也因此多了很多无妄之灾。
今年七月，《南华早报》记者在乌鲁木齐采访时被公安拘捕；八月十二日，now新闻台记者黄嘉瑜采访四川异见人士谭作人案，被公安以“涉嫌藏毒”为由搜查酒店房间，记者被困七小时；至九月四日，无线电视记者林子豪及摄影记者刘永全、now新闻台摄影记者林振威在乌鲁木齐采访遭武警拳打脚踢，其中无线电视记者林子豪更被武警用枪指吓，其中两人被反绑双手跪在路边。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拍到现场画面，在媒体反复播放，引起全港震惊。
面对各界哗然，新疆新闻办主任八日突发表调查报告，严词指控港记“煽动闹事”、斥责港媒“作不负责任炒作及发表极不负责言论”，事件引起港人高度反感，各界知名人士无论左中右，纷纷向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构表达意见，强烈要求彻查事件、澄清指控，还港媒一个公道。
游行人士中不乏媒体高层。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撰稿员程翔，外传曾因为揭露江卖国被中共诬以“间谍罪”判刑五年，在各界营救下，蹲过三年大牢后，至零八年三月才被释放。出狱后程翔以保释期未满为由，一贯比较低调，但这次也高调参加游行并在游行前发表演说。
他对本刊表示，“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这次是忍无可忍。”
他指责中共当局以所谓“涉嫌煽动”的罪名，加诸记者身上是别有用心：“煽动暴乱在中国的刑法上，是足以判你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用这么高压的罪名对付手无寸铁的记者、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这种指控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心机的指控，所以整个来讲，社会的文明程度是非常落后。”
主办团体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强调，今次新疆当局诬蔑记者并非单一事件：“在这件事之前，甚至在去年都已经有不少记者被人打，只不过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拍到影片，大家没得出声。甚至说希望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可以继续采访，但是这次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不仅打记者而且要歪曲真相。”
中共暴打记者成风
在香港记者被殴打两个星期后，十八日又传出日本三名共同社记者被殴打的新闻。
共同社报导说，共同社记者当时正在临近北京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房间内，采访中共国庆阅兵彩排，但一批自称代表中共当局的人员闯入房间，责骂他们进行采访。
这些人员还用脚踢记者，又打他们的头部，强迫他们跪下，并将他们两部手提电脑扔出走廊外。
与此同时，海外关注相对较少的报导，是关于大陆记者被暴打的新闻。据《广州日报》报导称，八月三十一日该报记者刘满元在虎门金洲社区采访一件命案时，遭到现场公安打伤，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之久才送院。
该报指，这已是两个月内，广东省发生的第三次记者被打事件。上月初，该报记者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大岭山信立农批市场采访时，曾遭到市场管理人员殴打。同月底，该报记者在采访谢岗镇赵林村星联圣诞饰品厂大火时，又与另外两名记者，被该厂保安和工作人员围殴。
北京民间组织德先生研究所创办人张辉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中国，记者采访遭到殴打不是新闻：
“这个事情呢，它和大陆整体的言论管制、言论环境有配套关系，有比例关系的这么一个事情。记者被打，因为采访被打，并不是说一起、二起、三起，如果记者敢于去采访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如果不被打，在目前中国大陆呢，它反而会成为一条新闻。”
报导还列举了一连串，仅东莞发生了多起记者采访被殴打的事件。该报还指出，从去年三月至今，广东已先后发生六宗记者采访时被殴打的事件。大陆报章还曾披露，二零零七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一位工作人员在采访煤矿非法经营情况时被打死。
记者也成弱势群体
原本是无冕之王的记者，何以在大陆境遇变得如此凄惨？甚至连顶着海外光环的外国记者或境外都不能幸免？
最近因为涉及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避难的《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在接受媒体节目采访时，讲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内部故事，原来中共喉舌的记者也许在经济上富裕点，在政治权利上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
邱明伟讲到，在北京奥运期间，报社不准做任何的负面报导，“要求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有负面的问题都不准去了解，不准去调查，更别说发表了。就是说即使你不发表，哪怕我去调查一下，看一下，那也不可以。”甚至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奥运期间交通方面有压力为由，“动员我们说奥运期间就尽量不要外出了。”
在奥运期间，中共为了对国际社会作秀，专门开辟了一个“示威区”。邱明伟说，《人民日报》给员工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说什么呢？说只要谁去了，只要是让监控探头拍下来以后，他说我们按照监控探头来认人，认到谁就开除谁。”中共还给员工洗脑，“单位明确要求我们不要跟国外记者接触，说什么？说国外记者会给你设圈套的，你会上当的。”
邱明伟最终的命运，是逃离了《人民日报》，到海外寻求政治庇护。无论是香港记者被打，还是国内记者被逼出走，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第四权”的新闻工作者也要走上维权之路的时候，也是到了民怨最沸腾的时候。◇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140期【焦点新闻】栏目，标题有改动。（2009/09/24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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