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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退党征文】毛泽东政治上四角人际关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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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9日讯】

目录 前言并序诗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因
二、双轨构陷论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四、大兴文字狱
五、踢开党委闹革命
六、短命的工作组
七、毛泽东从后台走向前台
八、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九、新的造神运动
十、造反诸行动
十一、政治标准的确立
十二、毛向刘摊牌
十三、血统论与出身论
十四、“联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十五、最大的保皇派
十六、清洗军队
十七、最大的牺牲品
十八、造神运动的发起者
十九、顶峰论的寓意
二十、上升的政治明星
二十一、接班人的问题
二十二、一场邪恶的比赛
二十三、清理阶级队伍
二十四、军队的作用
二十五、天马行空
二十六、中共的焦点——庐山
二十七、文攻武卫
二十八、毛泽东的追随者们
二十九、大革文化命的背后
三十、红都女皇
三十一、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
三十二、周恩来的继任者
三十三、“四人帮”的由来
三十四、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
三十五、文化大革命与中共党史的关系
三十六、《推背图》中的预言 后记并跋诗

***

前言并序诗:

序诗
昨夜风雨歌与哀,
但闻心事触伤怀。
赤祸惨淡整十载,
多少悲秋苦中挨。
伤痕一梦命难料,
空费青春才与财。
怎奈应声变魍魉,
山河破碎待重来。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因

中共组织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自我宣称正式建国,并胜利的夺取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样,在世界的版图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块实验田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自从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岛以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大陆从此就进入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时期。

但是与此同时,中共在战争时期打败对手的三大法宝,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策略,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而得到巩固与加强。红色恐怖由此在整个华夏大地弥漫开来。作为中共领袖权威的毛泽东,可以说他是一个战争巨人与狂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出自毛之口。但是在和平年代,搞经济建设他俨然成为了一个外行,文盲甚至是白痴。他就像一个幼稚的小学生,在一张并不算白的白纸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大同社会,以自我意志与自我可能理解的方式,试图涂抹一张中国式的理想蓝图。于是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便依次展开。例如,土改,工商界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恨不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结果事与愿违,国家经济建设被搞得一塌糟。毛泽东领袖权威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党内的质疑、批评与挑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并有刘少奇接任。与此同时,自建国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在思想、政治与组织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各种运动。例如,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等等。瓜分了地主的田地;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同时,每次运动也都杀了一批所谓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与个人崇拜非但没有建立,相反,反被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集体领导所制肘与取而代之了。由此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最大的当权者走资派,从而受到毛泽东领导的群众运动最为猛烈的抨击与批判。

“毛头脑中有一个新颖的大计划,为了这项计划,中国的大众将再次成为摆设。”还有同时“为了构筑他急于完成的错误的思想体系大夏,他还有一块更加教条的基石:国内新生的敌人还在与国外新生的敌人互相勾结。”所以,刘少奇作为最大的牺牲品也就必然被毛抛了出来。在毛认为“成功改变了毛泽东领导的性质,让人左右为难的是,由于党控制了中国,毛泽东发现控制党更难了。”而刘少奇作为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成为了必须打倒的对象。可以说,“文化革命只是一次大检阅,它并没有产生新的组织结构。……毛泽东把文化革命称之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这也就是说,在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同时,利用和发动群众运动,以此控制并钳制国人的一言一行与头脑思想。进而使广大的群众沦为共产党的犬儒、奴性与愚昧无知的工具。

二、双轨构陷论

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有其自身的生命存在。共党邪灵就是操控它的主谋。这个西来幽灵,自打一输入中国大地,便被激进与狂热的分子所信奉和吹捧。作为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剂猛药,被中共党组织所采纳与服用。在认真实施暴力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再加上毛泽东发明的三大法宝,欺骗广大的中国人民投身到党编织的美丽的花环与前景上来。结果,中共最终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夺取了国家政权。这剂马列主义猛药带来了明显的药效,但其巨大的副作用,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同样伴随着连绵不断的赤祸现象,令人始料不及,饱受熬煎与蹂躏。但从历史研究来看,这一因素与现象的持续出现,将是肯定的与必然的。其实这是有其共产党在它诞生之日起的遗传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性格所注定的。这种局面将随着中共的夺取国家执政权而变得愈演愈烈、有恃无恐。以至推向其高潮。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善恶二元结构对立中,必然会出现善恶两股势力的代表生命形象。代表光明与未来的绝对的善,便是以普度众生,拯救整个人类的佛道神的伟大形象;代表黑暗与毁灭的绝对的恶,利用残酷暴力,摧毁道德构建与人性良知,进而对人类实施彻底的毁灭。共产党所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组织就是一支宇宙中最邪恶的力量。其性质就是反天、反地、反人民、反宇宙的。

再说作为中共党组织的领袖兼首领,毛泽东只不过是党组织在人间的形象代理人而已。毛作为一个人,有其人性的一面,但作为一名党员,就得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才能坐稳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所以毛在一生的党性实践中,尤其是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毛本人推向了神乎其神的地步。同时也是他人性最邪恶、阴险一面的充分暴露与体现。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毛本人在经济建设中的糟糕表现,使他引咎辞职,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位。但其党内的权力却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始终不放。因为毛深深的知道,党是凌驾于上帝、国家、人民与军队及其一切之上的。党指挥枪,其统治就不会破灭。但是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集体领导,正在一步一步的蚕噬着毛的威信与地位。毛本人有一种大权旁落之感,也正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他要将过去失去的权力与威望从新夺回来。将个人崇拜再次确立起来。于是共产邪灵与毛泽东在互相利用与默契配合下,决定铲掉党内这个异己分子、绊脚石,集体灭绝一批异类。为其共产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誓将红色恐怖进行到底。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早在50年代初,胡风开始抱怨“舆论一律”了。“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碰不得的东西。……《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胡风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对胡风的标准反驳是,舆论象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个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人民允许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反革命份子没有这种自由,”

胡风本人便是这类人。而“毛泽东走得更远。他断言,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敌人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增多了!……这种情况为政治迫害提供了理由。……至于胡风,他已经被搞得面目皆非。胡风怀疑毛泽东的《讲话》也成了他是反革命分子的证据。这位颇具风骨的诗人被发现是一名‘间谍’,这就足以使红色政权把他投进监狱。他在那里精神崩溃了。”

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迅速下降,其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毛决定痛下杀手,反戈一击。于是以文艺、文化舆论为突破口,借以恢复自己往日不可一世的形象与面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认为,该剧“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随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登载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的批评吴含等的历史观。他们的文章得到毛的首肯。毛认为该剧“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作为北京市负责人的彭真,一心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不想让其扩大。毛执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戚本禹泡制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了。同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亲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与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从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当时任副组长。在舆论先行的引导下,在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参与下,报刊已经开始了批判“三家村”的宣传。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它们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毛给与了肯定。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由此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展开了向“三家村”猛烈开火的态势。

这两起文字狱,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索与突破口,先拿下北京市委与彭真这个桥头堡。毛泽东最终要攻陷的是党中央内部的最大当权者刘少奇,借以在全国自上而下的,将“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五月十六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彭真下台,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从1950年以来,毛周期性的发动过对不同文化界各种对象的批判运动,从1950年批判《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同时也批判胡适等人),到1955年批判胡风等等。似乎同样清楚的是,吴含1961年的剧本《海瑞罢官》是用历史的推论对毛进行攻击。”舆论先行的结果,就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思想领域,在人们的头脑与心理上,进行一次强化阶级斗争,残酷的迫害、清洗其观念的洗脑运动。这种彻底的改造世界观的目地在于所有中国人跟党中央的步调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便有灭顶之灾。在“斗批改”的亲历中,丧失良知、泯灭人性,人格的歇斯底里与精神分裂,进而被中共所能利用,从而走向了自我沈沦与毁灭的不归之路。四、大兴文字狱文化大革命发轫是对吴含《海瑞罢官》的批判,接着就是对“三家村”的批判。

毛泽东从文艺界、史学界与哲学界开刀,豁开了一个口子。单一的看问题,也是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它不仅钳制人们的思想与言论,也使知识分子被批倒批臭的同时斯文扫地。负隅顽抗,死不改悔者,就会让其身败名裂,死有余辜,甚至还要株连家庭及九族。用周恩来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其实共产党的邪恶、独裁与暴政的最后一招便是个“灭”字,搞集体灭绝。这是流氓无产者对有修养、有思想阶层的异化过程。文字狱的兴起,将使人性中阴骘与嫉妒的负面泛滥。可以无限上纲,诬陷对方,使文斗与武斗,阴谋与阳谋,在这场运动中随处见到,触目惊心;同时也使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要么处于沉默状态,要么沦为附庸与御用文人。这就是时代造就的悲哀与不幸。

五、踢开党委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署名聂元梓等七人名字的大字报《送硕、鲁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由此而引发了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党委一、二把手靠边站的局面。这种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的做法,具有莫大的讽刺意义。共产党将自己组织的表面形式打烂、毁掉,是为了保证这场运动能够继续的进行下去。这也是它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到一定时期与阶段肯定要来上这么一回。敌我之间的肉搏如此,党组织内部也要随时进行清理异己分子,以保证党永不变色。其实毛利用学生的冲动与狂热在闹事,借以否定刘少奇的集体领导,加强个人崇拜。六、短命的工作组六月三日北京大学开始进驻工作组,以替代党委的空缺与真空。从六月四日开始,北京许多学校纷纷仿效北大,进驻了工作组。但工作组基本上执行的是刘少奇的中央政策,意在压制学生达规模的运动。且与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学生闹事形成的对垒局面。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决定》正式出炉,前后只存在了五十七天。工作组的短命是必然的。它实是被踢开的党委行将就木时的一次回光返照的化身,必死无疑。从而引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真正的较量与摊牌。

七、毛泽东从后台走向前台

从外地长期休假的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声称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表示支持学生闹事。八月五日毛在中南海大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毛与刘的对抗直接公开化了。“那么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似乎是毛在这之前十年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毛要从其中解脱拯救出来。”毛作为当时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这场公开的较量中,胜负的天平早已确定。刘势必被批倒批臭,令其永世不得翻身。他是被毛打倒的,更是被共产邪灵所抛弃的。因为在党性原则与善恶标准面前,刘已经不够格,只得被党组织抛弃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在宿命轮回的天理之下,刘也要经历因果律的果报,这是铁律。天不变,道义不变。

八、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随后北京各中学也相继成立该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从此红卫兵组织作为一股集团力量,公开的步入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组织,毛成为其组织名符其实的“红司令”。从而在组织上为毛泽东所利用,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落实到了行动上,有了人员上的保障。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运动形式。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基础在于军队支持毛的主张作为后盾。所以林彪被毛看中,提拔到副主席的位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党指挥枪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

“1966年夏季和秋季,红卫兵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根据外部对红卫兵运动控制的形势和批判木本的范围来划分。在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师生’的活动仅仅局限在学校校园内,而且受到严格的控制。……随着十一中全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展,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破‘四旧’涉及亵渎传统文化和对那些残存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抄家。……9月,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各地‘串联’,与当地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

而这群红卫兵小将的人格又如何呢?“他们极善自我欺骗,这表现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中间,他们可以把并不高尚的心理需求——对自身利益的算计和受挫的热情——升华为一种信仰,他们在积极为一位感召性领袖和一项伟大事业而献身,并且丝毫没有掺杂自己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愿负任何责任。就是在今天,那些采访对象还在说他们是被‘欺骗’、‘蒙蔽’、‘利用’了,这些话不应该仅仅被看作借口或托辞。是的,他们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丧失了对内心的‘自我’知觉。在从校园生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的1966年秋天之前,他们一些人就进行了初步尝试,以去掉他们课堂上形成的教条主义和权力主义性格。既使这些青年人的观点和态度在文革末期武斗中实际上改变了许多,但没有一位采访对象摆脱了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环境所具有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他们依然按已经形成的世界观行事,用一些采访对象的话说,他们尚未‘觉醒’。”

九、新的造神运动

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毛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甚至是狂热的崇拜。作为十几岁如乳臭未干,未谙世事,头脑简单,缺乏社会判断力的青年学生来讲,在那个时代,伟大领袖就是生命中的最高与一切,为其献身在所不辞。同时全国持续的运动,更加强了这种狂热崇拜的继续与蔓延。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所控制的中央一级的党报,每天都要在头版头条登载,党的评论,毛的文章,毛主席语录天天刊载。紧接着毛选四卷本在全国发行。林彪在军队中搞的毛主席语录小册子,也在全国流行开来。

在社会上,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了每人人手一册,出门、工作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的荒唐、滑稽的社会现象。但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人是否革命的个人表现的标志性产物。在共产党将各种宗教打倒毁坏、扫地出门的同时,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造神运动。从而将毛泽东推到了独裁统治的绝对权威的邪教教主地位。这是共产邪灵的需要,也是对毛邪恶十足的表现的嘉奖与肯定。“毛的批判隐约的暗示出一种意向——保证真理独占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一个人成为独裁。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同于‘个人崇拜’。这种论断便给批判‘反对毛泽东’提供了道德基础。”

十、造反诸行动

既然红卫兵在成立之初,所贴的大字报就叫《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从此得到毛的支持。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公开号召红卫兵小闯将“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由北京传遍全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以非常革命化的破坏手段全面展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他们无所顾忌,不计后果的行动口号与指南。向着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条战线进行着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这种深度革命前所未有。

在思想上,要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在文化上,江青树立了八个样板戏;在风俗上,砸孔庙、毁佛像,向一切宗教宣战;在习惯上,个人不许穿牛仔服装、港式衣裙。工厂医院、企事业单位,还有马路街道,商店餐馆名称一律悬挂毛主席画像。墙壁涂上红漆,形成一片红海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对硬性扣上“黑五类”的人员,实施批斗、抄家、游街的专政手段与行动。红色恐怖再次在整个社会蔓延着。被打死与自杀者不计其数。这种打砸抢,以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法西斯行径,使得红卫兵这一代人,人格扭曲,良知泯灭,被后人称做“垮掉的一代”。就是进入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阶段,这一代人的年龄三、四十岁正当年,但“文革”的余孽与心理阴影始终影响着这一代人,所以在各行各业也或多或少的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文革”的遗风。这也是“文革”给今天带来不幸后果的一种表现。

“我并不否认偏激野蛮的权威行动在学生中的泛滥是政治社会化步步深入的结果。”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为极端主义提供了使它彻底表现出来的机会。毛泽东号召青年人保护他的革命路线,这就造成了他们把权威当作偶像来顶礼膜拜,同时也助长了他们摩尼教徒般三刻板,残忍好斗,专横跋扈,……他们的极端形式的行为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权威人格’。”根据毛的意图,这场运动的火种是一定要烧遍全国各地的。于是学生全国大串联开展起来,革命的深度有了,自然革命的广度也要同步跟上。但同时给各地区带来的矛盾与灾难也是空前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大革文化的命;大造文明的反。以红卫兵为代表的广大群众业已沦为被毛所利用的为所欲为的工具——大棒与走狗。指哪打哪,让咬谁就咬谁。真乃愚昧、无知般的悲哀,充当着时代悲情的角色。“在国内,无论区还是白,他们的行为都是近似的。他们保持黑白对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是非界线是由党的领导划分的。他们都谴责和惩罚那些未被认可的道德观和不规范的行为。对那些所谓是‘阶级敌人’的人,持有严肃无情的成见。把他们看作是圈子外的卑鄙小人。他们向往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和睦安全相处。区和白都寻求分享荣誉和权力,这种荣誉和权力是作为凌驾同辈人之上权威所应有的。总之,他们都带有权威人格的传统特征。”

十一、政治标准的确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到路上胜利前进》社论。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们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标准的确立,矛头开始指向中央内部刘少奇的一派。八月二十二日清华园内出现了大字报《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直指刘并向其公然挑战。慑于毛的绝对权威与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威信,刘只是在做自我检查与批判中进行无谓的辩护。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来乃至以前,批斗别人都坐在主持席的位子上的刘,这回却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党高层与群众的批判与无情的裁定了。

十二、毛向刘摊牌

一直遵照毛的思想与路线办事,刘不可谓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的党性原则不可谓不强。刘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既为明证。这场运动不是从一开始就指向刘的。这也是后来研究者最为迷惑困惑的。八月十二日在一次小组会上,林彪秉承毛的意旨,直接点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至此文化大革命擂台的最高级别的争霸赛正式开始了。从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标语满天飞。各界群众包括学生的大规模的游行,拥毛批刘的战役,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般的愈演愈烈。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在一九七六年“文革”接近尾声时,我居住的城市的市委大楼外,贴满的大字报上,依旧有丑化贬损刘、王夫妇形象的文字与漫画。并且贯穿文化大革命十年于其中,赤祸惨烈,可见一斑。

十三、血统论与出身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航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是通过血统论打压对方的有力武器。共产党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在出身论上下文章。将红五类视为团结、利用的对象;将黑五类作为打击报复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命题的发展与延续。而与之相抗衡的观点也随之出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出现在社会上,以自己的独立思考,跟血统论针锋相对。但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让全国人民跟党中央与毛在思想上与行动上保持一致的。这种个人的呛声与自我的独立思考显然是共产党所不愿见到的事实,也是不能接受与容忍的。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遭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处决。在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共产邪灵就是将人造就成犬儒、奴性、墙头草与跟屁虫。否则任何与之不相谐合的发声与对抗都将是死路一条。

十四、“联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在打倒刘、邓路线时,必然涉及到很多当时的中央高层人物。他们的家属,那些高干子弟们自然不服并分庭抗礼,并于十一月十七日在北大附中秘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打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与毛主席的旗号,跟中央文革小组、三司红卫兵等开展文斗加上特别是武斗的行动。在文斗武斗中,针对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进行呛声,就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在全国缉拿,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上升至武斗批判的形式。至此,共产党特色的“假恶斗”的一个“斗”字被表演诠释的淋漓尽致,贻害大方。“联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只是昙花一现,只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便销声匿迹了。

十五、最大的保皇派

说起陶铸,他是邓提拔到中央的。刘、邓被打倒时,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是在运动中的一系列表现,有意阻止群众反对刘、邓的做法,使毛大为不快。毛决定将陶铸扫地出门,将这块碍事的绊脚石搬掉。于是陶铸被打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毛利用红卫兵的力量,将批判刘、邓、陶的声势遍及大江南北,全国上下。这就是共产邪灵在给自己的邪恶体系,及时的清理那些不坚定与不“纯洁”的党性原则不强的异己分子。

十六、清洗军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组长刘志坚被揪斗,标志着清洗队伍的开始。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为了揪出军队内的走资派,牵涉一大批老革命将领,目地在于执行毛的路线的同时,为自己夺权大造声势。“揪军内一小撮”的火在蔓延。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那些老帅们向文革成员发难。“据说其目地之一是为刘、邓翻案。”毛在得知文革成员的汇报,大为光火。“2月18日毛向他的对手提出,要么接受他的领导,要么把整个国家夷为平地,别无其他选择的余地。此时冲突达到了最高点。”因为毛作为共党组织最高的独裁统治者,是不能接受与容忍任何人对文化大革命发出的异议与指责。在大闹怀仁堂后,中央文革小组紧接着在社会上利用红卫兵开展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群众运动。老帅们纷纷落马,批斗的批斗,靠边站的靠边站。打倒刘少奇,并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高潮已经到来。

注:九评退党有奖征文延期至11月底, 欢迎投稿。详情请见:http://www.epochtimes.com/gb/9/3/18/n2466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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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9 10: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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