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
《千古圣哲孙中山》自序
儿时,在一本《共和国国文》的小学课本中,读到一篇“放纸鹞”的课文,讲的是一个放风筝的故事:春季天气晴朗,孙中山和几个小朋友一起放风筝,风筝升上天空,大家都想拉住风筝走,争来争去,争持不下。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小朋友,把风筝抢在手中,自己拉着放,不愿让与别人。孙中山说:风筝是大家的,应该大家 轮流拉住放,只是你一个人拉住放,“不公平”。
【文明的蓝图】太阳王世纪(一)序篇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到现在已300年。2015年9月1日,人们成群结队来到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自发地纪念逝去的太阳王,以及随之而逝去的伟大世纪le grand siècle。凡尔赛宫特地在城堡北翼布置了路易十四厅,并举办了盛大的化妆舞会。人们穿上十七世纪的华服步入灯火辉煌的凡尔赛宫,衣香鬓影、杯觥交错之间,我们仿佛回到了那充满了自信、高蹈的时代。
“我当时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得到的是什么,不知道我曾拥有的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机遇……如果历史能够重来一次,我决不会离开她。”值宋美龄逝世12周年之际,她晚年时曾在其身边侍奉的唯一一名西人助理拉达斯(Harry Ladas)不无遗憾地回忆到。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40)长沙大捷
长沙大火之后,蒋委员长第四天即下定决心,必须要选拔一位有魄力有卓越才干的将领来进行妥善处理,考虑再三,遂选中薛岳将军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派往长沙任事。
抗日卫国战争正当同日寇酣战之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三日凌晨在长沙发生了一场人为的毁灭性大火。因为十二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十二日的夜里(即夕),所以这场大火又称为“文夕大火”。火势猛烈,持续数日,人员、房屋、物资损失惨重。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心妄想速战速决,自以为用三月时间必能征服中国。不承想蒋介石委员长却采用了一条以弱克强“持久抗战”的战略政略方针,先把倭寇从华北拖到上海,再从上海拖到徐州,继而拖向武汉。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敢死队首挫日军皇威,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武汉会战,万家岭倒八字口袋阵将日本鬼子装入其内,狠狠一击,再给日本皇军以教训。三大战役打下来,已是五个“三个月”过去了,中国,中华民族仍旧是威武不屈,岿然不动,日寇“三月亡华”的狂言,遂成为天下笑柄。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37)南昌随枣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日本占领武汉。蒋委员长留给日寇的武汉,只不过是座空城。
千古圣哲孙中山,竟毕生精力从事国民革命事业,创立三民主义,推翻专制独裁皇权帝制;创立五权宪法,创建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建设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历史重任,遂落在三民主义第一代传人蒋公介石的肩上。
抗日战争从“九一八”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底,已经历时七个年头,从卢沟桥事变倭寇开始鲸吞中华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底,炎黄子孙已与敌人拼杀了十八个月。这时的倭寇,虽在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仍然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梦想仍在继续膨胀;而中华儿女依然是威武不屈,岿然不动,全神凝聚,奋发自强。日寇“三月亡华”的狂言破产了,国际友人认为日本“三月亡华”的说法并不虚妄的预测落空了。这其中原因颇令世人难以猜想。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目的是要灭亡中国。要灭亡中国,首先要打垮中国军队,消灭中国军队;继而占领中国土地;然后统治中国人民。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汉会战接近尾声,国军部队正在纷纷向后撤退的同时,另一场战争正发生在遥远的华南——广州。当时国军主力绝大部分正投注于长江流域这条主战线的战斗当中,一时无力支援四战区,广州战役几乎只能靠于汉谋12集团军约六个师的兵力独当一面,支撑危局。而在日军方面,此时虽全力猛扑武汉,但由于“张鼓峰事件”的鼓励,所以能从东北与山东调兵遣将,新编成了古庄干部郎的11军,约相当3个师团的兵力,分别从大连与青岛出发南下,在台湾海峡会合后,于十月十二日凌晨,强行登陆大亚湾。这一仗前后打了十天,广州就沦陷了。
近代,几乎每一个掌权为政的人都了解,文化教育对于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施政环节的排序中,教育则又往往是落后于许多更现实的问题之后,因为,教育毕竟是百年之计,是远大理想,而政治则是现实的,立竿见影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日益兴旺发达的立身之本就在于千百年来传承不绝的优秀文化道统。这种传承不息的优秀文化海纳百川,内涵丰富,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则孝,出则悌;温、良、恭、俭、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慈、诚、信、礼、敬、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等等等等,正是这高尚而丰富的道德理念,铸就了优秀充实的传统中华精神文明。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已考虑,将来要把四川作为未来持久抗战救国建国的基地。因为四川可与云贵两省连为一体,一道组成中国的战时大后方——大西南,这里占地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个亿。四川最大,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本土,比十个台湾还大一点,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崇山峻岭环绕四周,形成天然屏障,李白说:“而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就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日本侵华,处心积虑,蓄谋日久。由丰臣秀吉始,历三百年时光,而明治维新,而昭和新政,而田中奏折,一本侵略扩张的欲望,一步一步形成了一条顽固的军国主义路线,把贪婪的目光,始终盯在大和民族的文化母国——中国的身上。为了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实现侵略扩张的目标,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各类适用工业,不断提高国力。从明代的纵倭为寇,到清代的甲午海战,日本当局一次次在检验着自己的实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寺内领军南下的日军,终于打通了津浦线和北上的畑俊六在徐州会师了。他们原本想在这个古战场上扑捉国军主力,进行一场歼灭式的会战,但是,中国军队却先他们一步,兵分五路突围成功,巧妙地避开了这场决战,徐州会战到此也告了一个段落。这一役,日军虽然站据了徐州(1938年5月19日),但却不如他们的预期,没能实现彻底击溃“支那”,一举结束所谓中国事件的企图。
自“七•七”抗战至民国27年(1938)5月徐州弃守为止,仗仅仅打了十个月,而中国方面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徐州、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16个重要城市。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略目标。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占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同愤。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侵略目标:九衢通汇的武汉三镇。日酋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5月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25)台儿庄大捷
侵华日军占领滕县后,即沿铁路直趋临城,然后以一部仍沿铁路南下,牵制我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临枣台支路直趋台儿庄,企图截断陇海路而拊徐州之背。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旬,鲁南保卫战进入紧急阶段。日军阪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22)临沂保卫战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迅速集结兵力,占领平津,攻击矛头直指中国铁路两大动脉:平汉线与津浦线,从而形成由北向南推进的作战态势。从华北跨过黄河直达长江北岸,其地理环境是一马平川,这非常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为了改变日寇这一作战轴线,蒋委员长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日寇原本就有侵占上海的意图)与日军在淞沪地区展开了一场对决战。
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经过这次战役,人们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淞沪之役,苦战3月,国军损失虽重,但重要的是实现了蒋委员长的战略意图,改变了日军侵华的进攻走向,分散了日军的兵力部署。从而为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物资、工厂企业向内地转运、迁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后以中西部,尤其以西南部的地理环境、人力物力作为持久抗战,最终打败倭寇的广阔战场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九一八事变已经五年,日寇侵华的铁蹄,正在一天天的深入中华大地,由东北而华北,由沈阳而平津,中华民族正处于绝续存亡之秋。举国上下一片同仇敌忾的肃杀之气,要求抗日、收复失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日本好战的狂潮席卷全岛,日寇决定扩大战火,抗战形势为之大变。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立即向全国军民发出准备全国应战的号召。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18)最后关头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蒋委员长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且指示来在庐山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率领中央军两个师北上平汉铁路的保定或石家庄。此外,更令调山西太原、运城方面的部队向河北省石家庄集结。同时,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至于对负责河北军事的宋哲元,更电令促其坚定决心及加强警戒如左:‘守土应其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史载这一故道历时900余年,史称无定河。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进一步疏濬河道,加固堤岸,河床位置逐渐趋于稳定,才将这条床无定位的河流改名为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毁于洪水,次年再度重建。在桥的东西两头各立御碑一通,西头是清康熙帝于1698年为记述重修卢沟桥而竖的御制碑,东头竖立的是康熙的孙子乾隆帝御书的“卢沟晓月”碑。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16)西安事变
时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后期。中日之间的战争风云,起起伏伏,让人捉摸不定。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15)大战之前
“敌乎?友乎?”的良言规劝,日本当局内心无任何自责,更无愧疚,邪魔附体,无任何良知反应。中日两国间的僵局,日益加剧,已成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