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总理
用撤换钢琴手的办法代替改变调子,保守党用这种办法寻找替罪羊的动作从来都是不慢的。我们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票数失败,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验证。任何认真关心保守党前途的人都会开始仔细考虑,是否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摆下的战场上使用了总体主义的武器这一既定的倾向造成了党的困境。
政府是否能挺过去?正如许多年后我本人经历过的一样,每一次内阁改组都蕴藏着不可预见的危险。然而我却从没遇到过比“大刀横扫的一夜”更为困难的情况,即使1989年也没有这么困难。
我穿上那套宝石蓝的最好的套服会见首相。见面时间很短。哈啰德‧麦克米伦很有魅力地向我问候,并任命我预想中的职务。我热情地接受任命。
后座议员的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而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晕倒在议员餐厅,令我的男同事们惊恐不已。我把尽量多的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出席保守党新议员会餐俱乐部的活动,像哈啰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这样的保守党内的杰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保守党记者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演讲。
不管怎么样,我深感欣慰的是父母都已看到他们的女儿作为议员进入了威斯敏斯特宫。可以说他们实际上真地“看到”了,因为报纸上刊登着我头戴新帽子步入议会的形象极佳的照片。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1953年8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X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1950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
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离开BX塑料公司及科尔切斯特。当上达特福德的议员候选人后我更觉得我应该在伦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诉选拔委员会我将全力以赴参加竞选,我确实想这样做。从性格上讲,我不会三心二意。因此,我开始在伦敦找工作,年薪应在500英镑左右。虽然这个数目在那时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发现雇主不大愿意录用一个为了从事政治而辞去以前的工作的人。
这位可以将“沙砾变成白米”的独裁者,似乎无法解决境内几十年来数百万人因饥荒而死的问题。
  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牛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政治。要告别这一切真是一种痛苦。
丘吉尔在第二任首相光彩体面的结束后,真正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虽然继续作伍德福德选区的议员,但他已经不常去议会开会了。如今不再肩负重任,但为了世界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他知道英语国家对于未来世界重要的影响,他继续在著作《英语民族史》下功夫。
共产暴政下的权位争夺是血腥的,是西方世界正常思维中难以想像的。在史达林死后的两年中,克里姆林宫谁将成为真正的主人,还要经过一番厮杀。急于想要进行英美苏三方会谈的丘吉尔,一直难以达成。
中国的参战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一方面,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因此不愿意将其大量部队长期陷在朝鲜同中国人而不是同苏联人作战。
编者按:从出身贫困、追求正义的人权律师,到标举“清廉执政”上任总统,最终因卷入腐败案“无颜见国民”而跳崖自尽,卢武铉六十三年人生在戏剧性的成功和失败中度过,评价褒贬不一。
丘吉尔与史达林是一对冤家,一个代表自由世界、一个代表共产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达林的共产阵营不断扩张,横贯欧亚大陆,史达林原本忌讳的两样:大英帝国的丘吉尔和美国的原子弹,如今美国独有的原子弹优势已成为历史。
这一消息犹如一枚引爆的炸弹,顿时使全世界为之哗然。在英国议会,在首相官邸,在白金汉宫,到处笼罩着一片震惊的气氛。
世界局势的发展远比丘吉尔在“铁幕演说”时所担心的还要严重,史达林领导的苏共对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其第五纵队遍布世界各地,各国共产党和亲共党派对各国政体产生了直接威胁。同时,大英帝国在经历二战重创元气大伤,而且在艾德礼的工党领导下对各殖民属地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现在,如果苏联政府试图单独行动,在他们的地区建立一个亲共的德国,就将给英美两国占领区制造严重的困难,授予了战败的德国人以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拍卖抬价的权力。这些都是事实。不论我们从中得到什么结论,这肯定不是我们进行武装斗争所要建立的解放的欧洲,也不是一个具有永久和平必要条件的欧洲。”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应邀访问美国期间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在演讲中,丘吉尔深刻揭示了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如何保证持久和平的建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达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史达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
1945年1月,丘吉尔致电史达林,要求他“在维斯拉前线或其他某一地区发动强大攻势。”史达林决定在中线加强进攻,强大的苏军在三周时间内推进了500公里,进入距柏林70公里的奥得河地区,为西线的盟军减轻了压力,也创造了夺取最后胜利的条件。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和马歇尔一起飞往阿尔及尔,与艾森豪讨论了下一步战斗部署,授权他在攻占西西里岛后采取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适当措施。
阿拉曼战役是盟军在北非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这次战役使隆美尔损失了6万人,其中德军为3.4万。以此为转捩点,盟军此后在北非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概括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获胜过;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失败过。”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但它使丘吉尔认识到,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稳固自己的首相地位。他想要亲自去开罗实地看看情况,但被艾登和布雷肯等人极力劝止了。
在此期间,要求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英国,与丘吉尔政府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前线引开至少40个德军师的前景问题进行商讨。
此时使丘吉尔略感安慰的是正在北非展开的“十字军战士”作战计划进展顺利。11月18日盟军对隆美尔部队发动攻击初战告捷,使德军损失坦克55辆,被迫撤退。
与此同时,丘吉尔仍然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他预定于春季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会晤,但由于地中海战事使他无法脱身,罗斯福总统也因为忙于国内的立法程式而无暇他顾,致使这次会晤拖了下来。
到1941年5月,尽管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也越来越明白,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三岛的可能性已日趋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