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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马克思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一“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在他狂热的爱情里,忧心匆匆的老父亲根本就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责任感,以至他近乎义愤填膺地责问马克思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他指责说,“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更怜惜自己的双亲,会为他们做出更大的自我牺牲。”
尽管党文化一直把马克思捧为完美无瑕的道德圣人,但马克思的父亲显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尉迟恭因久病新愈,多饮了几杯,就昏昏欲睡。若虚寻思:此人日后必是朝中柱石,待他病好,将他荐往越府,也不负我师嘱托,遂与尉迟恭在朱仙镇住了一月有余。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我们可以举《共产党宣言》为例。
一个控制欲强、自大、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跨入大学校门后的马克思,自我急剧膨胀,很快就成了一个典型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个性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青年马克思打算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身道德完善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人人敬仰”的道德美名。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设想一下,如果马克思没有任何个人考虑,纯粹只是想献身“人类的福利”,那么在论述“人类的幸福”与“我们自身的完美”的一致性时,他会只强调唯有“为人类福利而劳动”才能达到“我们自身的完美”吗?
由于传记资料的缺乏,我们对马克思的童年知之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从中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虚荣的人。只不过他的虚荣与财富和地位无关,而体现为对个人名声的看重和追求罢了。
马克思始终坚持,理论的发展应该先于行动,在发动革命之前,必须有某种理论去说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以此作为所谓革命的依据。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某种合法化的基础,他就不能领导一场革命运动。
马克思不但视自己为“奸诈的世界”的对立面,光明、真理和未来的化身,而且自以为有着“像上帝一样”的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够造出“击世的霹雳”,让“奸诈的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战下轰然倒地
如果说自信是优点,那么自负便有点过了,自大则不靠谱了,自大狂就可怕了,而一旦自大狂到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份上,那简直就是疯狂了。马克思便是这样一个疯子。
在马克思身上,这一点也得到了印证——面对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社会秩序,他被压制的控制欲同样也转化成了反抗和破坏这种现存秩序的强烈冲动。
这件事足以表明,马克思对待儿女并不像他的崇拜者们描绘得那么开明,也有专制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他的控制欲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说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思想,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公认是马克思。
人生如梦,梦醒后方觉自巳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尘,生逢恶世,我不知逃过了多少死结,不知不觉今年已过七十二载。当我最后回顾一生,只有这本记载我一生的书留给后人了。希望后来人好好读这本书!从中吸取走自由民主的教训吧!
邓小平执政以后,为了统治目的,压根就没想到纠正这些可耻的卖国勾当,而是将大陆继续出卖给周边国家,那怕相邻小口看到中共国内乱象环生,也乘机在沿海地区争地争海,对此我就不一一列举。
国家官员掌权的可以卖官批条,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收入”。甚至于将统考的考卷,犯罪人所获的刑期,都成了有价证券“入市”,堂而皇之进入流通。雇用打手保镖也成了“自卫”的手段,光天化日之下,买凶杀人,使“秉公”执法者望而生怯。如此猖狂的黑恶势力控制之下,又有谁敢秉公执法?
仅从此官方公布的数字看,大陆每天发生滥用权力的案子就达六起,根据中共一贯粉饰太平,虚报瞒报的传统,这无疑还是大大缩减了的数字,真实情况只有让历史来记载了。
城市居民因城市建筑,要拆迁他们久居的贫民窑,眼看自已久居的破屋将被待命铲除的推土机推掉,政府却没有安置他们的新居,或草率给了起居十分不便的另一陋室,而引发贫民们的抗议。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除各级中共大小官吏贪污、包二奶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外,民间闹得最凶的便是‘下岗’。所谓下岗就是失业,穷人一家因此而断了生活来源,刘欢一曲‘再从头’的歌,响遍大街小巷,也不知唱哭了多少下岗、待岗者。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出街,就会看到写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标语到处都是。市民的交谈中少不了这个话题,也不知多少家庭主妇与丈夫为此口角,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贫穷的中国老百姓还要对自已糊口的工资,提心吊胆,害怕被中共‘没收’了。
不愿放弃独裁衣钵的中共执政者,明白自己处在人民的对立面,六四以后,特别加强了对民主运动的防备,对于萌芽中的反政府苗头一经发现,立即斩断。但是腐败使自身百孔千疮,小心防备反而增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亚洲自由电台之声以令折服的语言,在浩翰的天空中织成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无情地射向中共所设置的新闻封锁网链,让一切阴暗角落里用政治欺骗蒙骗老百姓的鬼蜮,现出原形,无法继续得逞。
抗日战争喋血沙场的英雄千千万万,可与日月同昭,我大陆作家却在中共操纵下放弃了这许多的素材不去讴歌,而是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范傻儿”,以他的粗犷无知和鲁莽,博取低级市民一笑
另一位让日军丧胆的抗战英雄张灵甫,在长沙会战中夜袭张古峰时掉了一条腿。这样的英雄,却被中共诬为杀人魔王。
不知连战在接受中共款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住的地方竟是瀛台,这个地方是当年清朝未年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安排他住在这里,是巧合呢还是中共有意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