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迫害文化精英
1月22日是去世77年的女作家萧红(1911─1942)的忌日,从网络缅怀文章和网友的反馈来看,有弹有赞,惋惜斥责兼而有之,她被嫌弃的短暂一生堪比狗血言情剧,仍是远超作品的关注焦点。 火烧云栽进大泥坑 1942年初,在香港病重时,萧红向陪伴身旁的骆宾基喃喃低语:王大妈在外孙女的万花筒里看到自己和女儿的人生轨迹,那样美丽而迷幻。可事实是她们周而复始地过着劳...
1949年后,他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没有做过与自己主业对应的研究。而文革后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早已错过了再出成果的黄金期,他年轻时的梦想没有实现不说,中国金文的研究滞后多少年更无法言说。这应该是他内心最大的遗憾和悲哀。
文革期间舰体被拆解作废钢处理。“重庆号”的命运难道不是其官兵命运的折射吗?
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最小的儿子,生于1942年,钢琴家,现居澳大利亚。他有两哥一姐。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在1957年“帮党整风”中,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其余四人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 储安平,1932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日报...
裴铁侠、溥雪斋两位琴师自始至终坚守着艺术的清淡、典雅,并且努力维系着与琴道相符的琴人内境。当文化遭遇劫难,尊严受到凌辱,他们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
1968年5月,杨伟名再次被批斗,并受到暴打。期间他听到了刘景华被判死刑的传言,所以断定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的下场。5月5日,杨伟名拖着疲惫的身体冒雨从批斗会场回到家里,和儿子、女儿吃了个团圆饭。下半夜,从杨伟名的屋里传出了呻吟声。杨新民和两个姐姐破门而入,看见父母穿着干净的衣服,口吐白沫挣扎着,屋里弥漫着刺鼻的农药气味。
1968年12月10日晚,肖光琰再一次遭到了严厉的审讯和暴打。第二天早晨,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铺上。验尸结果表明,他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的,终年48岁。工宣队迅速在研究所大院内贴出海报:《特大喜讯——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6年后在中共开展“四清”时,正在劳改营干活的金默玉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队长宣布:“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她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
监视车驾驶员不断调整路线,始终围绕被监视者转悠。
没有人否认,如果燕大西语系这四名颇具才华的教授不是生活在大陆,他们一定会拥有更完满和幸福的人生,而这一切在他们选择留在大陆那一刻起就与之无缘。无疑,类似他们的悲剧自中共窃取政权后,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成千上万起,中共残害文化精英、毁我中华文化之恶行,罄竹难书。
在年老时,王方名告诉王小波,他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穆旦自美国回国二十几年后,“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回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造成其悲剧人生的除了穆旦自己对中共的看不清外,更多是在中共这个吃人的恶魔上。回顾中共盘踞在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像穆旦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其吞没了的啊!
曾经变成了法西斯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场所的北京大学,迄今并没有深刻反思其这段见不得光的历史,原因也不难想像。而此时“政治挂帅”的北大除了名头外,还保留了多少民国时的风骨呢?还有多少教授敢于直言呢?校园里还有多少自由可言呢?说其今不如
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五十多年前,因同情一名小学教师被克扣工资,四川成都第二师范学校近千名莘莘学子欲维权支援,被中共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为侦破“案件”,捉拿“主凶”,成都东城区公安局长亲自卧底学校,扮成校长,将近百名未成人“缉拿归案”,打成右派,发配四川大凉山劳动教养,多数学生青春命陨,埋骨他乡。 一位右派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少年...
对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由于其并没有如国民党那般打过什么像样的大战,所以只好拿什么地雷战、地道战和武工队说事,并大肆宣传,以体现中共军队的“威武”。但事实上,不仅地雷战地道战并未消灭太多的日军,反而祸害了不少老百姓(见《中共地道战地雷战的真相》)。 更为滑稽的是,通过中共拍摄的《地雷战》、《地道战》和《平原作战》等电影的洗脑,不少国人脑中浮现的都是...
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坏的信仰,也就步入了信仰的迷途,他越是为之牺牲,就越是损人害己。这样的邪恶信仰至诚愈深,悲剧愈烈,遗祸愈重。 共产主义在问世初期,利用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抱负,将专制与极权极力掩盖并包装成崇高信仰,众多满怀抱负的追随者被引入迷途,最终铸下了祸国殃民的罪憾。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学者何清涟曾说过:所谓“革命信仰”的荒唐...
如今,虽然胡姓之人不再为姓氏烦恼,但胡适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当年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对当下的知识分子仍有着警醒作用。
上访熬了我十六年,太累了,熬你、玩你、耍你!信访口就是哄你、骗你!你去天安门、中南海、久敬庄、马家楼,一圈进去你就出不来,截访的抓你、关你,拿你做生意,倒来倒去的,向地方政府要钱。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肉,想剁哪块是哪块,你怎么告哇?最后告的是自己,越告越坐牢,越告越坐牢!
2006年2月20号,俺和我家那位刚从厕所出来,头就被头套套住了,警察背着胳膊就把俺俩塞进警车,弄进了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又拍照、又拍桌子,吓得我躺地上就开始抽。心脏缺氧,从晚上8点一直抢救我到下半夜2点。
看过这部纪录片后,笔者本人好几天都没缓过来。孙毅在北京最后一次被抓捕前,镜头前的情景,常常不由自主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北京深冬的寒风里,他骑着一辆电瓶车,在街头茫然穿梭,走进杂货店里打电话,试图联系同修或熟人,找一个能收留他暂时住几天,也许,只是住一晚,让他疲惫的身躯有个安身之所的地方。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城市,竟然没有一个容身之所。他骑着一台电单车,无...
刚到北京上访住旅馆要20块钱,还能住得起,来来走走20块钱就觉得贵了,半年以后就住10块钱店,再半年以后就住3块钱店,后来3块钱的也住不起了。2003年8月,我背上家里的被褥坐火车到了北京,就住进了陶然亭大厦下的桥洞子。
令人叹息的是,迄今北大对这段悲惨、羞耻的一页都不曾进行过反思,而北大的不作为正是中共作为的一个缩影。没有人否认,当中共彻底解体时,所有被中共残害的个体的历史都将被重新掀开——只为历史不再重演。
刘华与其丈夫岳永进2002年开始带领村民维权,揭发村党支书记非法转卖土地及贪腐,遭受到连番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官相护,使他们不得不进京上访,期间,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劳教,刘华还因与导演杜斌合作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遭受刑讯逼供。
周扬,被称为“文艺沙皇”,在中共文宣领域一度声名显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参与和发动了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手掌生杀予夺的大权。文革期间,周扬被打倒,被关押9年。出狱后,他痛悔、反思,晚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文革“破四旧”,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国宝级文物和国宝级人物,失去了多少!这场对人类文明的空前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文革“破四旧”如同噩梦不堪回首,但不能遗忘,那是子孙后代要铭记的历史。
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在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他们都被打为“右派”,合称“吴门三大右派”。当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选择了那一片土地,却不料在劫难逃。
上述教授乐极生悲的例子并不见记载于史料中,如果没有岳南先生在撰写《南渡北归》时的口述史料的收集,这样悲惨的故事大概只能为极少数人知晓,而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多少呢?是谁让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人格,是谁让他们在无比压抑后近乎疯狂,始作俑者再次指向毛和中共。
赵紫宸一家的悲剧是众多相信了中共的民国知识分子凄惨命运的缩影,虽然始作俑者是中共,但缺乏慧眼,没有看穿中共也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一位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陨落,是否可以给当代依旧盲从中共的知识分子以警示呢?
而苏联人热衷创作、传播政治笑话,折射的正是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厌恶。今日中国政治笑话的出现及被广泛传播焉知不是如此?苏联的历史也早已预示,中共也注定在中国人的唾弃声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篇概述三位上影厂著名演员的遭遇。他们都加入了中共,坚决跟党走。然而,一片忠心,换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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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这一场和平请愿,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灯塔,让世界感到惊奇,让中国人看到希望、感到振奋,也让一小撮丑陋的人怒火中烧——因为他们无处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