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
在今天的中国,64是一个社会上可以公开议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64是一个由政府设置和监控的言论禁忌。
小时候看多了反映清朝时期中国人抵抗外辱的爱国电影,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义愤填膺的中国汉子怒目喷火,紧握双拳,把头上的大辫子一甩,还把辫梢咬在嘴里,那动作虎虎生风。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相,若没有那根大辫子这么呼呼一甩,气势起码就弱了一半。
虽然古巴政府毁灭了古巴的华裔社群,但自一九八九年古巴支持中共镇压天安门运动、两党成了后冷战时期的同盟之后,随着中共对古巴经济上源源不断的输血,古巴政府开始支持哈瓦那中国城的复兴。
自冷战的“冰点”以来,冰封了半个世纪的美古关系,在劳尔接任古巴国家领导人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终于有了些许解冻的希望。自今年四月份以来,美古之间一系列互动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两国关系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信息。
像金家王朝这样的政权,离开了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是难以生存的,如果美国从东北亚撤身,中国就是它的下一个敌人。它的导弹够不着洛杉矶,但打到哈尔滨和沈阳 (说不定还有北京)还是绰绰有余的。但哪怕所有的这一切加在一起,北京也不但不着急,还把朝核问题当作制衡美国的一张王牌,反过来认为是美国有求于己,时而合作时而不合作时而半心半意地合作。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莫过于此。
印度的GDP比中国低,贫穷的印度人的照片常常充斥着西方媒体的版面,国际上虽然有所谓"龙(中国)象(印度)之争",指的是中印搭乘全球化的快车,经济迅速起飞,成为两个新兴经济大国,但在很多为崛起的祖国而自豪的中国人那里,印度人始终是"红鼻子阿三"(这是殖民地时期上海人对英租界里印度巡捕的鄙称)。他们的GDP不如中国,军事力量似乎也不怎么的,至少1962年曾经被中...
在《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三个华裔古巴将军把到了90年代古巴华裔社区基本消失、古巴华裔后继乏人的现象归于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龚澎是中共从40年代到70年代情报和外交部门的重要成员。她出生安徽世家,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流亡日本,后追随孙中山。她养在日本,长在广州和上海,先后在上海的圣玛里亚女子教会学校和北京大燕京大学读书,天资聪颖,才貌双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逐步接受中共的"爱国反蒋"宣传,在1936"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领袖之一,也是北平学联的重要成...
解构本质上是智力、语言和概念游戏,是文明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我异化的产物,其导向是反文明的。难怪很多西方“后学”大师和信奉者对共产党革命不但当时情有独钟,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共产党革命在精神深处吸引他们的其实是那个反文明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过是当年“政治朝圣者”的嫡系后代。
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知道他们的伟大导师曾经在流放地雇佣过一个皮包骨头的乡下女童工?又有谁知道克鲁普斯卡娅的扫盲竟然是为了让这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孩能看懂给她的训示?
谈起本世纪中叶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那场巨变,人们总会联想起打先锋的往往是痞子、无赖、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则是那些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庄稼汉。从鲁迅的《阿Q正传》和当代作家古华的《芙蓉镇》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中国农村中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最渴望革命。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还没有发现一个连起码的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而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者倒是有的,不过既不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也不在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英格兰的纺织厂内,更不在他的《资本论》中,而就在他的家里。
1918年一月五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塔里达宫被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围得水泄不通,街道上不但堆起了沙袋,架起了大炮和机枪,而且还有供整个师团用的野战炊厨设备,气氛肃杀,一派大战将临的景象。
上一期《动向》杂志报道大陆内部人士传出消息:张学良曾经是中共秘密党员。前不久去世的荣毅仁,据报道又是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和荣,一个是大军阀,一个是大资本家,前者是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他俩与共产党的关系不过是类似的“秘密党员”的冰山之角,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也因为他们隐瞒之深。和他们类似身份的人实在太多,所有那些坚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认同中共统治的“民主人...
刘晓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对于那些平时无瑕追踪晓波如喷泉般奔涌的时政和文化评论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捷径。
八十年前的中华民国国庆,毛泽东在报上大发民族虚无主义的宏论,主张解散中国,各省自决自治,只要省庆不要国庆。而毛并未因此言罹祸。
近来中国掀起了举世嘱目的反日浪潮。“掀起”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任何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只要不以政府为对象,都离不开政府为了某种目的策划和控制。
19世纪最后十年,当沙俄帝国风雨飘摇,人人都在谈论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时,一位名叫巴甫洛夫的俄国科学家却在俄国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系的实验室中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实验。他的实验对象和工具非常简单:一只狗,一个铃和一包狗食。
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中,约翰· 里德和埃德加· 斯诺是两个为他们立过大功的美国人。里德十月革命发生时在俄国,后来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成为在西方宣传俄国革命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列宁亲自为这本书的俄文版写了序。斯诺1936年去延安,1938年出版了《西行漫记》。把中共领导人描写成罗宾汉式的传奇英雄。这本书至今还是中共党史教育的好教材。
很多人都知道中苏六十年代初的论战,但对那场论战的一个重要付产品,即中国和古巴1966年的论战却不甚了了。
1989年12月21日上午,当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思库和太太伊丽娜出现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外面的阳台上时,这个独裁者立刻听见下面的共和国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发出的三呼万岁声。他俯首下望,只见一望无际的人海上飘浮着数不清的他自己的画像,阳台上和广场四周固定架设的摄像机正把此刻他的形象和声音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他就是罗马尼亚,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九十年代的世界舆论对北朝鲜人民挨饿受冻甚至活活饿死的消息已经不再觉得新鲜,和北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的老百姓对成千上万逃过鸭绿江来讨饭的北韩饥民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从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当北朝鲜的真相被金日成的铁幕遮得密不透风时,很多饥不择食的发展中国家竟然听信了这个东北亚的共产党独裁小国的自吹自擂,把它当作成功地解决了民生问题的榜样。
去年(1999年)六月初,前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美国罗德岛的移民局通过了加入美国国籍的考试。入藉的20道题中他答对了19道,唯一做错的是在被问到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的”还是“行政主导的”时,他一时糊涂选了后者,没有得满分。虽然对于一个政治和历史学者来说这是个荒唐的错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一个月后宣誓加入美国籍,从此在法律上必须效忠...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还没有发现一个连起码的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而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者倒是有的,不过既不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也不在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英格兰的纺织厂内,更不在他的《资本论》中,而就在他的家里。
1964年四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什么大忌。
中共早期创建人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这些小知识分子,而忽略了一些半知识分子。例如有一个叫杨明斋的,除了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实际上,这个人的经历很不一般。要了解早期中共究竟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他的故事会有一定的帮助。
曾志写了一本书,那些不知甚么叫中国共产党,甚么叫中国革命的,不知共产党为甚么搞不好经济,那些以为文革仅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人都应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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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至29日两天间,中共5名省部级高官被密集“处理”,包括刚刚落马的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内蒙古人大原副主任邢云、陕西省委前秘书长钱引安、江苏前副省长缪瑞林三人被“双开”,广东省委统战部前部长曾志权受贿案被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