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 ,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后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1)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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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击中共动作频频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中共提前划不要改变中共体制等底线。专家认为,中共最害怕自己垮台。而按目前态势,东西方将会进入比过去冷战时期更复杂的新对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