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读阮毅成先生《八十忆述》,他在小学时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于1905年,幼时在江苏兴化上过私塾,1917年随伯父、当时有名的律师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县县...
今天中国被特权阶级的豪车堵满道路,“老路”、“邪路”都堵死了,无路可走,中国成为一个“堵国”。寻找疏堵之路,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与合资方金港堂经过反复谈判,终于签约收回股权,商务成为完全中资的企业。
哈维尔提供了一种范例:一个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中国的现实远比当年的捷克复杂艰难,我们有深厚肥沃的专制土壤,我们需要寻求一条从良心出发、告别恐惧的新路。
扼杀一切温和渐进的改革要求,只会将人民逼上梁山。统治者应该明白,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的一条小巷中穿行,无意中看到了简氏兄弟的别墅,可惜铁门紧闭,未能进去,透过门缝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这个简朴别墅,空空的小院中满地都是落叶。简氏兄弟,中国企业史上曾经的商战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企业一样都渐被人淡忘。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在林昭身后的中国,极权已在弱化之中,但我们面对的现实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断激化,腐败现象渗透这个国度的每个权力细胞,另一方面民权意识正在觉醒,从层出不穷的维权个案、群体事件到方兴未艾的公民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等自发行动,都在证明民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也将进入世界民权运动史,林昭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
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导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19世纪阴沉的帷幕。
“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
“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
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当艾未未等敢说真话的人们失去自由的时候,正是春天花开的日子。年复一年,春天的到来如此不可抗拒,花开花落,没有任何人间的权势可以阻挡。
天下未乱蜀先乱。
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这几位伶界商团的领头人,前辈武生张来顺,武丑马飞珠,铜锤丘治云、薛寿龄、夏月华,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参与了战斗,他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
邵飘萍不幸生在一个动荡的乱世,军阀混战,政局诡谲,有枪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却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自从辛亥革命那年开始新闻生涯,15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险,下狱、流亡、封报、流言的诽谤、权势的恫吓……这一切他都曾一一饱尝。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
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的统治合法性随着岁月递减,最后必将归于无有,依靠经济增长来打造新的统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保障。
民主的政治与主义政治不但是截然两事,并且在精神上是根本冲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为主,主义政治是以主义为主,无论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根据上文一番心理的讨论,可知此种政治所耗费的力量,大部分是在主义的宣传拥护与不许人侵犯上,而不在主义的实行上,特别是如果同时还有别的主义存在而和他争衡。
昔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同事们,纷纷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泼污水,甚至虔诚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际,真正是斯文扫地,学统沦丧之时,日本人的铁蹄都未能摧毁的道统就此坍塌了。这是历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后,他们中很少有人再写出什么像样的著作。
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
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强势集团希望不变,使他们世世代代永葆荣华不变,但是他们内心也清楚,他们可以暂时操控权力、支配资源,甚至遮蔽真相,但是他们决定不了历史,历史将按它自身的逻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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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全球首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那是一座10英尺高的古铜雕像——一位青年华人女子,双手高举火炬。(这个造型取材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那座白色的塑像曾在广场上耸立了几天,后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