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读阮毅成先生《八十忆述》,他在小学时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于1905年,幼时在江苏兴化上过私塾,1917年随伯父、当时有名的律师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县县...
今天中国被特权阶级的豪车堵满道路,“老路”、“邪路”都堵死了,无路可走,中国成为一个“堵国”。寻找疏堵之路,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与合资方金港堂经过反复谈判,终于签约收回股权,商务成为完全中资的企业。
哈维尔提供了一种范例:一个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中国的现实远比当年的捷克复杂艰难,我们有深厚肥沃的专制土壤,我们需要寻求一条从良心出发、告别恐惧的新路。
扼杀一切温和渐进的改革要求,只会将人民逼上梁山。统治者应该明白,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的一条小巷中穿行,无意中看到了简氏兄弟的别墅,可惜铁门紧闭,未能进去,透过门缝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这个简朴别墅,空空的小院中满地都是落叶。简氏兄弟,中国企业史上曾经的商战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企业一样都渐被人淡忘。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著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在林昭身后的中国,极权已在弱化之中,但我们面对的现实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断激化,腐败现象渗透这个国度的每个权力细胞,另一方面民权意识正在觉醒,从层出不穷的维权个案、群体事件到方兴未艾的公民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等自发行动,都在证明民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也将进入世界民权运动史,林昭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
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导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19世纪阴沉的帷幕。
“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
“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
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当艾未未等敢说真话的人们失去自由的时候,正是春天花开的日子。年复一年,春天的到来如此不可抗拒,花开花落,没有任何人间的权势可以阻挡。
天下未乱蜀先乱。
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这几位伶界商团的领头人,前辈武生张来顺,武丑马飞珠,铜锤丘治云、薛寿龄、夏月华,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参与了战斗,他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
邵飘萍不幸生在一个动荡的乱世,军阀混战,政局诡谲,有枪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却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自从辛亥革命那年开始新闻生涯,15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险,下狱、流亡、封报、流言的诽谤、权势的恫吓……这一切他都曾一一饱尝。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
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的统治合法性随着岁月递减,最后必将归于无有,依靠经济增长来打造新的统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保障。
民主的政治与主义政治不但是截然两事,并且在精神上是根本冲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为主,主义政治是以主义为主,无论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根据上文一番心理的讨论,可知此种政治所耗费的力量,大部分是在主义的宣传拥护与不许人侵犯上,而不在主义的实行上,特别是如果同时还有别的主义存在而和他争衡。
昔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同事们,纷纷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泼污水,甚至虔诚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际,真正是斯文扫地,学统沦丧之时,日本人的铁蹄都未能摧毁的道统就此坍塌了。这是历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后,他们中很少有人再写出什么像样的著作。
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
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强势集团希望不变,使他们世世代代永葆荣华不变,但是他们内心也清楚,他们可以暂时操控权力、支配资源,甚至遮蔽真相,但是他们决定不了历史,历史将按它自身的逻辑展开。
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 报系。
1929年,经徐志摩的介绍,青年沈从文在上海认识胡适,并因胡适的推荐而登上大学讲坛。虽然他在《新月》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新月书店出过好几本小说,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却不是“新月社”成员,始终是个文学“单干户”。
以往的历史早就反复地证明过,那些曾被世俗嘲弄为蜉蚍撼树的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悄悄地改写了历史。 有勇气去做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仅这一点就值得肯定,值得我们为他们鼓掌,勇气是产生新思维、通往新思想的的第一个隘口。
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著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
在近代中国企业家自身建造的公益传统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已超越了农业文明时代对一般是造桥修路、济贫扶困的低水平诉求,从张謇开始,起点就很高,他们把自己办企业推动工业化的行为融会在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提升城市文明的现代进程中,融会到这个国家对民生的关怀之中。
梦想是人类的翅膀,没有梦的人生是暗淡、乏味、平庸的,一代报人王芸生前半生的故事就是一个追寻梦想、守护梦想的过程,随着梦的陨落,他的翅膀被折断了。
曾经风云际会,这批集中在临时大总统身边的年轻才俊,以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从政的反而不多。
契约是商业文明的根,商业就是从契约这个词为原点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是什么?商业文明的背后是政治文明。
真正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应该教什么?很简单,就是公民教育,教你作为一个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对这个国家有哪些责任。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有义务的人必然拥有权利,如果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享有基本权利的人就有保卫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牺牲、奉献的义务。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章家敦的声音完全被封锁在大陆之外,这是当局不喜欢、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声音,与此相反,约翰·奈斯比特则成了座上宾,备受礼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这本书本来就是天朝授意他写的。
“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
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礼券储金、教育储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今天看来,也许都太平常了,但是当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这些举措时,在中国金融业都还是创举,很多人颇不以为然。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
在辛亥前夜、人心思变的中国,才华、热血集于一身的青年汪精卫这些诗句不仅打动了爱慕他的华侨少女陈璧君,也打动了许多的中国人。当他决定北上刺杀摄政王时,就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一旦刺杀行动失败,被捕下狱,他自然不抱生还的幻想。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而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1949年以后,1957以后,特别是1966年以后,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这个题目就足以让后来的许多学者皓首穷经研究一辈子。 1966年9月2日夫妇双双选择自杀的傅雷就是其中之一。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
那一刻,离一个王朝的垮台已近在咫尺,社会到处潜伏着深层的危机,朝廷不知,官员不知,一般民众也不知,表面上整个社会仍是一派祥和,因此,这场前所未有的博览会也没有特别森严的戒备,没有如临大敌的检查。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
共和代替帝制,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近百年后遥望武昌,中国仍在“进步”的途中。
那水从她记忆的深处依依而来,汩汩淌出,没有夸饰,没有抒情,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仿佛将尘世的所有浮华、纷扰都过滤尽了。那水是活水,从民国流淌至今,无论时代的风浪如何颠簸不定,无论不可抗的外部环境如何几经变迁,都挡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忆。
亲历拆迁,我更切身地体会到拆迁制度之陋和制度变革之迫切。希望越来越多的公民自我觉醒,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都能不退缩,站出来维护权利、抵抗权力,让既得利益集团每一次的侵权行为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逐渐造成一个有力量、负责任的公民社会。
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
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深受中外舆论的责备,沈荩因此被誉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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