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
自从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石破天惊地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来,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纷纷加入讨论,笔者也不揣浅陋在“观察”网站上发表了“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现将笔者有关观点论述如下,请广大海内外读者批评。
在万众期待之中,中国足球队在第十四届亚洲杯上一败涂地,招来了国人的痛骂,有球迷喊出“中国队,不要脸!”有球迷要求永远解散男子足球队。相比之下,来自战火中的伊拉克队却凭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勇夺冠军,举国上下不分地区、民族和教派一致欢庆,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感到羞愧。04年上届亚洲杯后,笔者在贵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队,想不到三年过后,依然如故,实在令人痛心。
上海虽然建了许多豪华高楼大厦,但人的素质如何?大学的百年大庆一片商业喧哗,书店没有一本港澳中文书,公车上公然有乘客造反,大骂司机 ......
月前的小圈子特首选举,令绝大多数港人痛心,因为香港回归快十年了,民主进程却半途夭折,而且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除了已在市民中广泛议论的各种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如果追究责任,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应该是当年中英谈判时的英国政府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民主阵营,也包括当年尚属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员。因为他们不懂得对手厚颜无耻的流氓本质和宵小所为的谈判伎俩,忽...
在海外网站上同一天读到两篇同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无论论点论据和写作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吴稼祥先生“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笔者个人认为:前者立论正确(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读之令人有正气凛然之感;后者立论错误(观点模糊),牵强附会,读之令人有为毛邓江脸上贴金的嫌疑。
新年期间在广州看报纸,公布新上任的市长和八个副市长学历履历,发现这个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和全国所有的官场一样,充满了世袭权力和官办学历。
笔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干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不过,笔者认为岂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邪教大骚乱,整个“共产革命”何尝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邪教大骚乱!
笔者全家从美国回港,今天在电视里看到香港第三届特首选举,并观看了紧接着举行的“城市论坛”,有些感想代表全家写下来,供大家指正。令笔者奇怪的是,以前在维园公开举行的“城市论坛”也变成小圈子论坛了,儿子说可能想避开“维园阿伯”的骚扰,其实我觉得维园阿伯已经成了香港特色之一,弃之可惜,他们的叫嚣正彰显了香港的公开公平,订下几条听众守则不难解决。我们港人在反对小圈子...
2006年的倒数第二天,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被执行绞刑,行刑录影被泄露公开,各国不同反应,大陆官方噤声,民间热烈争论“英雄”或是暴君,笔者却第一时间想起了中国的萨达姆——毛泽东。萨达姆最后被证实并据以判处死刑的是杜贾尔村148名村民被屠杀案,结果他被押上了断头台;可是毛泽东残害了八千万同胞的生命,至今却还安然地躺在他的水晶棺内,大陆不少愤青愚民还在对他顶礼膜拜...
不瞒诸位,以往看见原“体制内人士”的洋洋大作都敬而远之,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细阅。近日看到贵刋一月二十三日陈子明、何家栋先生的大作标题“周恩来的军队国家化思想”,感到很好奇:周恩来连独立的人格都没有,何来的“思想”?中共的“党军论”世界闻名,怎么也懂“军队国家化”?于是乎耐心细阅大作全文,读后才明白两位作者的原意是想对中国人民说,共产党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坏...
看了“开放”杂志九月号蔡咏梅“从家族悲剧走向历史真实”以及十月号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两篇文章(下简称蔡文、王文),想起自己在中国大陆三十 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感想连翩,不由得像王文中的美国记者潘文一样慨叹:“中国人的正义感都到哪里去了”?
笔者九十年代在上海经商,见识了上海官场种种怪现状,并对官场得意的韩正、陈良宇略知一二。
感谢香港“开放”出版社金钟先生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张戎女仕的“鲜为人知的毛”,让全世界华人读者都能够一睹曾经统治了我们中华民族长达四分一世纪、并给我们带来无穷灾难的旷世暴君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应该说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一件大事。
一年多前,在“议报”网站读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他”。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内容如下:
早前在纽约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一位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对旷世独裁者毛泽东数十年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有深刻的认识,唯独说起毛到底没有像蒋介石、金日成那样父传子位,建立“毛氏王朝”而感到些许安慰,说是他老人家“坏事还没有做绝”,到底还为国家民族留下了一点好处。
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是今天,农业人口仍然占百分之八十,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中国的经济谈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满足,中国的政治危如累卵。中共领导人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每年初的“一号文件”都是为“三农问题”而发,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企图解决这个农业国家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可惜都摸错了方向。
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国共两党无疑是主角,从世纪上半叶的合作,中叶的内战到下半叶的和平竞争,两党都使出浑身解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大至可以给他们下结论了。无独有偶,在上世纪两党都曾经主导过大屠杀,那就是国民党的1947年台湾“二二八”和共产党的1989年北京“六四”。
“六四”过去十七年了,许多在这场血腥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者家属,无奈地把人世间最不堪的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也已经整整十七年了,别说是得到任何道歉和赔偿,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杀人者连个“说法”都没有,在他们眼里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对生命的冷漠和对道义的逃避,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中共刻意回避香港广大市民的民主诉求,对全面普选一拖再拖,其借口是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不是一个政治城市,香港市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没有达到普选的要求……。这简直是对全体香港人极大的侮辱!
不久前在报纸及电视上看到香港政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女士频频出镜,省港澳三地来回穿梭,和大陆官员密密磋商,并向外界宣布港珠澳大桥方案已定,目前正在密锣紧鼓筹划设计和施工。
综上所述,中共建国以来各任外交部长在国际大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有失国格,有些甚至低俗不堪,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代表,都相差一段不短的距离。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立国的目标、原则和方法完全错误,以致造成本文第一篇题目“形象如此不堪,国家如何立足?”的结果。
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垮台,开始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亲自主导外交工作,提出了“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的方针,一改毛泽东处处锋芒毕露针锋相对的作风。他掌政时在外交事务上两大杰作,其一是与美国正式建交,这件大事功不在他,不过水到渠成而已;其二是收回香港,此事当然是民族大义,邓小平的坚决果断功不可没。但是他设计的“一国两制”,在世界上史无前例,更主要的是因...
除了上文所讲到的李肇星之外,中共建国以来历任外交部长表现又是如何呢?让我们先看看从中共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垮台这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所谓“共和国老一辈外交家”的表现吧。
据中外传媒广泛报道,十月十一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美联社记者向安南问到“有没有向中国表达对中国人权纪录的关切”和“联合国酷刑监察员何时到达中国”的问题,李肇星恼羞成怒,当场斥责这名记者,安南一脸尴尬,招待会在难堪的气氛下收场。
昨晚(6月17日)凤凰卫视窦文涛在其主持的节目中说:(由于共产官僚轻视人命作风造成103名小学生死亡,共产党使出威逼利诱一手,同意48小时内火化的额外补贴5000元钱,送骨灰盒一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秘书长王同堂宣布,死亡学生已有16人火化,80多户家长签同意书接受赔偿,救灾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闻之令人作呕!连中共喉舌都对此愤愤不平,其他有正义感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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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这一场和平请愿,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灯塔,让世界感到惊奇,让中国人看到希望、感到振奋,也让一小撮丑陋的人怒火中烧——因为他们无处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