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上海是“上海帮”的老巢,由于上海和“上海帮”的特殊关系,上海也成了反映“上海帮”政治行情的一张晴雨表。近来有关上海房地产的消息充斥中外媒体,“ 上海房价濒临失控...
人权是中共政权最虚弱的地方,也是招致国际社会谴责最多的地方,因此海外人士应该充分团结协调起来,在中国民主进步的旗帜下面,从人权入手,发动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对本土人士而言,法律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依靠法律,积极维权,依靠法律,对抗政府的违法行为,这也是在中国本土推广民主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在中国,做“人”是幸运的,做“人”又是不幸的,幸与不幸都在弹指之间。驾驶宝马的骄妇疯狂地轧向人群,并能轻松地逃脱法律的惩罚,谁又能否定她是幸运的,而宝马车轮下惨痛的人群是不幸的?不过这也仅仅是“和谐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不幸,还有一种令所用中国人都毛骨悚然的不幸每时每刻都耸立在“全体”中国公民的面前:当“和谐中国”的公民不得不面对“把冤案办成铁案”的吃人“体系”...
当“盛世中国”的牛皮吹的震天响的时候,“盛世中国”的子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却无力供养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了,这难道就是“盛世中国”送给人民的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经实施十九年了,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却无力读书了,这难道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宣导“和谐社会”的两会结束了,教育问题 却令“盛世中国”...
专制和独裁对人类的危害远远超过恐怖主义。独裁政权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和所谓的法律,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公开、连续、长期地践踏正义和公理、践踏民主、自由和人权,其危害之广、之深、之长久,连恐怖主义也望尘莫及。它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尽管恐怖主义有时也针对专制政权,但这并不影响它和恐怖主义的合作。它们的合作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是它们对人类、对自由民主世界的仇视...
盛世就是盛世,中国矿工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能一次又一次撕裂遇难矿工家属的心肺,能让温家宝总理洒下悲痛欲绝的泪水,但它无法撼动我们中国钢铁一样的媒体;同样是死亡,一个公仆的不幸殉职,竟以萨达姆一样的高票“感动中国”,感动2004年的中国,感动2005年的中国。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功绩时说,“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话的真是意思应该是,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不会在追求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享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在中共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特别值得纪念,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赵紫阳。 毛泽东站在专制的顶峰,赵紫阳温和的地站在专制的对面。他们各守一端,以智慧和人性改变并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改变并影响着中共的历史。
赵紫阳先生逝世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中共对赵紫阳先生逝世以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对赵公的评价,其实我们应该想到。就中共的秉性而言,只要定性的东西,不论大小,他都不习惯去改,他都不愿意去改,他都坚决反对去改,专制的秉性已经练就了中共的铁石心肠,专制的秉性已经使中共成为没肠没肺的怪物。对中共我们应当实际,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
公元2005年1月17日上午7时01分,在中国,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一个老人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途,中国民主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自由了”,他终于自由地走了,义无反顾,没有眷恋他为之奋斗不息的这片土地,没有眷恋这个曾经囚禁他十五个年头的四合院;终年85岁。
赵紫阳先生是中国民主的旗帜,是中国专政的沙漠中一棵不朽的大树,人虽仙逝,但生命如树)
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伟大时代勇敢地站在人民的面前,已经近二十年了;二十年年来,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伟大时代似乎在告诉人民,顺从是你生存的机会,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与此同时,这个伟大时代,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中国的官员,政治就是一切,执政就是一切。为了政治,为了稳定,可以穷凶极恶,可以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不是问题,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获悉民主理性、满腔正义的诗人作家师涛先生被捕,笔者十分沉痛。我沉痛不仅仅是师涛本人,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中国怎么了?竟然对民主理性、满腔正义的师涛也下手了。
江泽民入主中央以来,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官员好像越清廉;贫困地区,倒是贪官横行,倒了一批又一批。云贵是贫困地区的代表,苏州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官员清廉的代表,中外注目的大上海,当然更是圣洁无比的“东方明珠”。现在苏州的“廉洁神话”已经破灭,大上海依然威风八面,圣洁无比。
在中共的政坛山做官,要有大言不惭,颠倒黑白的本领。不论说什么话,只要对某某人的口味,都可以拍马屁,吹牛皮,可以把令人作呕的牛粪当作芬芳无比的鲜花大加赞赏;也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并且言之确凿,坚定不移。吴官正就是这样的牛皮大师。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前,出于对江泽民的厌恶,加之胡锦涛有别于江泽民的一些亲民举动,也由于胡锦涛曾强调依法治国,尊重宪法,人们下意识地对胡锦涛充满期望;在江泽民交出军委主席的权力之后,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胡锦涛的政策和动向好像越来越不明确了,与此相反,一些左的言论却不时沉渣泛起。
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对中共而言,都是为了掌权,为了执政,因此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无论如何不能与中共的政权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对谁,只要在中共内部,我们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中新网10月12日电 香港《大公报》11日从北京发回的报导称,九日抵达北京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与李肇星外长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与记者的见面会上,发生了李肇星外长三问记者的插曲。
2004年10月08日新华网头版头条宣布:普京推新政, 弃西方模式学中国经验。 下面我们就看看中共是如何宣布,普京弃西方模式学中国经验的。
江泽民走了,走得“满含深情”,走得无可奈何。风光不再,这深情自然是对权力和地位的眷恋;日薄西山,这无奈自然是对天道的无奈,对人民的无奈,对真理和正义的无奈。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9月16日已经召开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已成为这次会议的“战略任务”和“重中之重”。针对“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要实现这次会议的“战略任务”和“重中之重”,首推就是弃江。因为一个缺乏权威的中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提高执政能力的。胡锦涛先生有句名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里套用胡哥的这句名言,就是弃江为公,民主为民。
9月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外界有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关系不融洽的说法,并称这种说法纯属虚构。但是,孔泉没有评论江泽民,是否有意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也许他不敢,也不能评论这个敏感话题。
新华网9月3日报导:“地处大巴山区的四川省万源市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地区,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左右,2002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今年8月7日,该市借纪念红军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之机,不惜耗费钜资请来一批明星举行盛大文艺演出。”请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
中共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的权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挑战,胡温新政之初,面对江泽民及其派系得肆意妄为,当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强调中央的权威。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共掀起一轮纪念邓小平一百周年的高潮,当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最近,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名义,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古代有“礼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想不到今天仍然有效。不但有效,而且发展到连对“庶人”的同情和怜悯也没有了,但是,对贪污犯的“怜悯”,却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
江泽民这艘破船并不可靠。不论曹刚川还是曾庆红都因当清楚,江泽民这艘破船早晚要倒。关键是怎么利用这艘破船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预防这艘破船的加速下沈加害自己,曹刚川弃江拥胡,实在是形势所迫,即使是形势所迫,曹刚川这种弃江拥胡,也不像是无条件的;曹刚川炫耀武力在前,弃江拥胡在后,有没有这层意思,大家可以分析。
中共政坛历来变幻莫测,反手为云,覆手为雨;长期以来,胡江斗法,江泽民至少从表面上一直呈现强势,最近,面对即将召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胡温却一改往日的疲软,主动出击,大有扭转乾坤之势;而一向咄咄逼人,飞扬跋扈的上海帮却一反常态,尽现颓势。
进入六月以来,不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宏观调控”,还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的民主法制、廉政建设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被视为江系统的部委,至今未就中国的审计报告正式表态,审计长李金华在其审计报告中,点名揭露41个中央部委,都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但是中央媒体并没有及时跟进,就是中央电视台号称的“焦点访谈”,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摄像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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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接连传出朝鲜人出逃至韩国的消息,但实际的出逃数量远远比报导出来的更多,并且精英层脱北者在张成泽被处决明显增加,显示暴政下的金正恩政权正在众叛亲离。 日前,韩国政府证实负责对朝工作的朝鲜侦察总局出身的朝鲜军大佐投奔韩国,这也是迄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