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2008年12月11日,美国的麦道夫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他通过操纵一只对冲基金给投资者造成大约至少500亿美元的损失;2009年2月5日,日本的...
牛年的第一张牛皮终于被炮制出来了︰中国各类型智库数量超过美国。这是《信息时报》近日报导的。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以“英伦组合”为最大看点的牛年春节联欢晚会,终于落下帷幕,吧嗒一下嘴,突然回过味来,原来被炒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一锅冷饭。
1月9日,希拉里‧克 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扳回一城,击败风头像箭头一样强劲的奥巴马,演出了好莱坞版的绝地反击好戏,世界各大媒体几乎都啧啧称奇。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体会到,权力也是食品,应当纳入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管理。权力在你手中时,有时是块糖,甜甜的;有时是春药,刚刚的。离开你的手,就变成了治病的药,剂量恰当,可以救死扶伤;剂量不当,也可能出人命。
在中国古代,守成者阶层主要是文人;在中国当代,异军突起的是工程师阶层。但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开创,并不是工程师的特长,……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
如果说深圳是一幅画,那它最新出彩的一笔,大概就是新近落成的深圳湾大桥和口岸了。晚饭后,朋友们坚持让我去看看:“总书记最近刚刚视察过那里,”言下之意,那已经不仅仅是风景了。
如果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改革拯救了中国,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是赵紫阳的形象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是中国的救星,一个是中共的救星,但两颗救星的下场可不一样。邓救星百年华诞的时候,广安的光芒掩盖了韶山冲,一时间颂声大作,像长江大河,从其源头四川奔涌而下,淹没了所有媒体。而中南海衮衮诸公则高会华堂,新主胡锦涛主持仪式,向他供奉赞歌,其哀荣与神圣,可能不逊色于中国历史上任...
人人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公元2005年1月17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共中央前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赵紫阳先生大行。在春天来临之前,他离去了。从此,这个日子有了历史意义。
去年以来,在所谓取缔“邪教”的名义下,中共开始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残酷的宗教迫害运动。法轮功信徒被搜捕,中功被取缔,民间基督教徒被迫害,甚至某些地方群众捐善款修建的佛教寺庙和道教道观也被关闭或拆毁。梵帝冈对中国教徒的封圣典礼,也受到中共官方的粗暴指责。似乎不经官方钦定的一切宗教信仰都是 “邪教”,都是一种精神疾病,要用警察和棍棒来医治。
去年以来,在所谓取缔“邪教”的名义下,中共开始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残酷的宗教迫害运动。其实,中共送给别人戴的“邪教”牌帽子,它自己戴起来更合适。在整个20世纪,没有比共产主义更大更邪恶的宗教了。
拨乱反正是邓小平时代施政的起点,遗憾的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这股和风没有真正吹到西藏。真正的拨乱反正要从回到"十七条协议"精神开始,在今天,窃以为这仍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虽然它不可能打开所有的门。
明白了台湾问题的症结在大陆政权的性质,也就明白了把台湾问题由国内问题变成国际问题,或者说授人以柄的,是大陆自己,同时还明白了打开两岸关系这把锈锁的钥匙,就在大陆自己手里。
这本书的“主人公”(如果日记也有主人公的话)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和邓力群。前三者构成了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邓胡赵体制”,后两人结成的是难为外人道的“陈邓联盟”。前者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发动机,后者是那个时代抱残守缺的核心堡垒。前者是在朝的执政派,是主流派别,后者是在朝的反对派,是异见分子。这两派之间的较量、妥协、再较量,再妥协,直到“邓胡赵体...
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比苏联的联邦制度留给地方的制度空间更大,它在字面上允许两种政治制度的存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的"一国两制",体现了毛泽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想象力。
陈独秀是中共的奠基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共的基因改造者。陈独秀基本上是把列宁主义的基因转给了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众多基因里,有一个叫做联邦主义的基因。
中国的土地,也并非只生长中央集权主义的罂粟,也开过地方主义的奇芭。对于现代联邦主义,中国现在并非蛮荒之地,它已经被先驱者们开垦过,耕耘过了。当时没有多大的收成,是因为父辈们还没有象懂得农业杂交技术那样精通政治杂交技术。当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相互杂交,相互妥协,达到平衡时,联邦主义就是收成。
尽管陈炯明的思想有些早产,但他力主的联省自治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中国政治史的宝贵遗产。他播下了种子,春气动了的时候,总会发芽。
秦始皇灭六国,一海内,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常备军问题:只许建立中央军队,不许有地方武装。但过重的赋税最终逼得人民造反。于是,问题就成了这样:地方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中央的敌人,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祸起源于此;中央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人民的敌人,历代人民造反,剪除暴政,改朝换代,根源在此。
了解一下革命家和改革家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别是有趣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也有共同之点,他们都要掩藏自己行为的真正目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只考虑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考虑政治价值的选择。不错,人们选择一种政治体制,当然要解决他们面临的紧?F治和经济问题,但如果只被紧迫问题牵着鼻子走,人们在制度设计上就会走许多弯路。
研究一下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明白,日本对华政策的精髓之一,便是制造或维持中国的分裂混乱局面,扶持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当年的济南惨案和黄姑屯事件,就是想阻止中国统一;后来赶在蒋介石“安内”之前发动侵华战争,也不能说是巧合。要不,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当面向日本政要感谢日军帮助他夺得了江山呢?
由于对民主制的废弃,这种君主类比政体,或者说纯僭主政体也不会有“退休制”、“任期制”等民主共和政体的形式。这种没有形式的纯僭主政体,可以被看作是没有穿衣服的裸体君主政体。
中国的现行类比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政体,它是在传统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时发生中断而产生的。这种政体当下面临着三种前途:第一,向民主政体演变,获取真正的民主权威资源,这是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第二,向君主政体回归,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袁世凯做过尝试;今天,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也在事实上恢复了世袭制,这条路虽然难于蜀道,但并非绝无可能成功...
这20年来,大陆和香港都在做着社会“队列”操练,练习的是“转体”高难动作,但方向不同。大陆是整个社会“向后转”,香港是整个城市“向左转”。
在联邦制下,没有任何一级政府视非政府组织为反政府组织,它通常被看成是平衡政府之间权力的一种健康力量。当联邦政府侵蚀地方政府权力时,地方政府会联合社会中间组织共同抵抗这种侵蚀;当地方政府侵害个人自由或威胁社会组织的存在时,联邦政府会帮助社会中间组织停止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它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缓冲地带,有它存在,社会可以减少权力冲击造成的硬伤。
现在香港舆论对董建华施政期间的政改前途甚为悲观,这不仅是不看好董先生的施政能力,更是不看好香港体制的中央集权成分。可以明确表述的看法是,只要香港一天不走上行政长官直接普选,一天不改变中央政府对香港首脑的委任,一句话,一天不实行真正的联邦制,香港的制度创新前景便不容乐观。
有人说朱容基总理是中国的经济“沙皇”,那麽广东人被逼吃糙米,应该就是这位“沙皇”的业绩之一。他还有些其他业绩,比如粮食限购和补贴收购等等,也有利于圆满他的“沙皇”形象。“沙皇”不一定是个褒贬词,它可能只是一个比喻,用来形容一个政治家所拥有的权力之大和施政风格之独断。“沙皇”权力的特征是通行无阻,它被用来干好事,人民有福;它被用来干坏事,臣民有难。
耀邦还讲了一段吐露心曲的话。他说,这几年的艰难,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我当了总书记,除了下去,我从未离开过办公室。82年我在军委会上讲,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维艰呵!对"左"的也不能斗,一斗就乱套了。有些青年人讲,你太软弱了。不是那麽回事。有人批评周扬批错了(指胡乔木),你反过来又批评批...
我早就想写一本《汇报学》,在我们每天有无数汇报活动的国家,这本书可能会比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的书还要畅销。只是宦海无边,我涉足未久,不敢造次。不过,有几条建议如果公诸于世,可能对无数罹汇报之灾的同胞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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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周五(26日)表示,为了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做好准备,五角大楼将在下周首次进行击落洲际导弹测试,目的是更贴切的模拟朝鲜洲际弹道导弹(ICBM)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此次测试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