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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移民生活

国际移民组织说,他们正从利比亚的萨卜哈转移1千200多名非洲移民。萨卜哈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长期据点之一。 (20111003-libya-update-130965343l)

说到非洲的疾病,再就是艾滋病。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大多数艾滋病人都在非洲。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不够检点,而且也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有些非洲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行动。

离开非洲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念在非洲度过的日子。要说我那时候呢,人年轻,颇有点“大丈夫四海为家”的豪迈气概。在坦赞铁路中国专家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日常生活都由公家给安排好了。

说完了印度人,再说说我们那有趣的的邻居,朝鲜人和韩国人吧!朝鲜跟中国一样,在非洲派驻有数量很多的公派人员,大部分以专家的身份从事援外专案。朝鲜人虽 然跟中国人长相颇为相似,可是要辨认他们实在是一点都不困难 –看看他们胸前的金日成像章就知道了。

话说远了,再回到非洲来。在非洲的外来人中,除了白人,我想数量最多的就是印度人了。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其实是两个非常相似的民族。比如说,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民族自豪感好像也不能仅仅归因于悠久的历史,背后应该还有很多隐蔽的和细微的原因。

一写下这个标题,就觉得怎么看都不妥当。谁到底才应该算做非洲的外来人?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应该怎么定义。那些长年在非洲生活的印巴人算不算外来人?如果说不算,他们可是世世代代在生活在非洲。那些南非的白人又算不算?他们可能早已经把南非当作自己的故乡了。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非黑人。

接下来不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下面一个由南方某个铁路局负责施工的工地的驻地在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被几个荷枪实弹的歹徒洗劫一空!这一次,当地政府反应非常迅速:将几个歹徒迅速捉拿归案,略加审讯,就全部枪毙了。只是天知道,那几个被枪毙的人是罪有应得呢?还是纯粹是几个倒楣蛋,成了当地政府为中 尼友好交差的牺牲品呢?

我在坦桑工作了两年,当地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尼日利亚人就不同了:从上面来讲,军事政变连连发生,军人一上台,首要任务不是改善民生,而是拼了老命往自己口袋里捞,然后再被下一个军人政变赶下台甚至杀头。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好久没有动笔了。每天从睁开眼睛起,就开始为生活中的一件件的琐事而忙碌。每每想拿起笔来,继续我的“非洲移民生活”系列,也算是对读者们有一个交代,可是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所打扰。于是就自己安慰自己说:那就再等一等吧!

我们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铁路沿线的几座有问题的桥梁,然后提出整治方案。所以每考查完一座,就要再坐火车,再坐轨道车(俗名叫马力车)赶到下一座。

要我说路卡利的中文是所有留学生当中说得最好的一个,甚至可能好过一些口音比较重的中国专家。这哥们显然是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再加上我们包厢里还有一位到赞比亚去探望丈夫的来自中国江西的长得还过得去的少妇,更加激起了路卡利用中文聊天的无限欲望。

我在非洲各国工作的时候,结交了一些当地朋友。大部分是哥们儿,但也有那么一两个红颜知己。哥们儿,我今天就先讲一个。他的名字叫路卡利,头衔呢是坦赞铁路局坦桑尼亚分局工务电务科的工务工程师。

随着妻子分娩的日期临近,我盼望她来信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记得她在一封信里说她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洗脚了,因为实在是不能再弯下腰了。看着她的来信,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和挂念,只能在心里给她说一声:我爱的人,对不起了,我回去后一定会加倍地偿还你的。

我第一次接到家书是陪同两位中国专家考察线路和桥梁回来以后,当时我来坦桑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信一来就是两封,都是怀孕的妻子(现在叫前妻比较合适,因为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不过就容我在这里暂且还叫妻子吧,因为至少那时候还是)写来的。

从1993年开始派驻海外工作到现在,已有13个年头了。这13年来,大部分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我们这些目前身处温哥华的海外游子们对此应该是感同身受。到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给家里捎个电话,给国内年迈的父母和亲戚朋友拜年,给他们道一声平安。

翻译的成员就比较复杂,很多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正规军”,当然也有不少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土八路”。专家组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偶有一两位女性,则必定在翻译组。翻译普遍都比较年轻,大多是20多岁的年龄。翻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国专家笔译坦赞铁路的每周报告,每月报告和年度报告,同时为当地官员笔译中国专家的工作报告和建议书,以及他们交谈时 的口译工作。

达市机场跟阿迪斯阿贝巴的机场很相似,包括带有浓郁非洲色彩的建筑风格与墙上嵌刻的各种木雕,甚至包括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可疑的气味,只是强度更加浓烈。后来经过一位高人指点,我才明白,原来是从某一类人身上所发出的气味。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过的确有相当高比例的当地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种气味。据说有勇敢的“老坦桑”(即在坦桑工作多年的中国人)曾经跟当地朋友探讨过这个气味问题,当地人毫不犹豫地指出你们中国人身上也有一种独特的气味。什么气味呢?据说是烂白菜的气味,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味道。也可能是我不够勇敢,我从来没有试图跟我的当地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也无从证实“烂白菜学说”的真伪。

飞机在阿迪斯阿贝巴机场降落停稳后,乘客鱼贯走出机舱。大部分乘客都是到非洲洽公的中国人。阿迪斯阿贝巴是非洲的一个大的中继站,大部分乘客在此转机,然后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再到其他非洲各国。

汽车把我们送到了沙迦的Palace Hotel。这家酒店可能也有些历史了,开门的钥匙后面还带着长长的木头把,每次出去的时候把钥匙交给前台,前台把它挂在墙上,回来的时候再从前台那里拿钥匙。后来我发现,我每次跟前台的印度老头要钥匙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的递给我,一点儿也没有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住在那个房间的房客。这种感觉让我一下子觉得非常舒服,后来再去要钥匙的时候就很泰然自若了。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就费尽周折。多年以后,在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总是想是不是神在通过这次曲折的旅程,向我启示:我非洲的日子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呢?的确,在我意气风发地开始我的非洲之行时,根本压根也没想到,有一天差点就死在非洲,再也回不到我的祖国和家人的身边。

我是1989年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的,那个年头还有毕业分配这么一说。换句话说,一毕业,国家就给你一份工作。工作有好有坏,但是,说实在的,比起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焦头烂额的到处递简历、找工作,我们那时是幸福多了。而且,更没有学费这一说,宿舍也是免费的,国家每个月还给几十块钱的助学金,加上我每学期的奖学金,还真是没有花了家里多少钱。现在中国的大学学费这么贵,所以我经常想,换到现在,我可能已经上不起大学了。

1993年10月,我被外派到坦桑尼亚的一个援外专案去工作。当时我26岁,正处于一个自认为什么都懂,其实很多都不懂的年龄。当时是在中国援助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简称坦赞铁路)项目做翻译。从那以后,我好像就再也离不开非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