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盛世伟业的开创者,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贞观之治”。(制图:黄又华/大纪元)
中日文化交流《群书治要》名传日本影响深远。唐太宗令集《群书治要》博采六经、历代诸子百家著作,“务乎政术,存乎劝戒”。贞观之治,彰明先王之治,发扬光大。可惜宋代以后此书在中国却不得见了。反而是日本从九世纪以来,日本的天皇珍视此中国的治世宝典,幕府、藩主几度校刻传世。在中国散失千年的《群书治要》如何重现中土呢?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画描绘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场面。(公有领域)
奉唐太宗之命,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治世宝典《群书治要》于大唐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此书,在中国散失千年。亡佚千年《群书治要》重现中土,来源于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这一段流传的历史…
今天选读的古文第一段是讲述蒲州刺史赵元楷劳民伤财向唐太宗献媚,却被唐太宗批评之事。经笔者查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此事发生于贞观十二年二月;而笔者手头《贞观政要》版本上记载的却是贞观七年。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古人讲:‘国君就像是器皿,百姓就像水;水的形状或方或圆决定于装它的器皿,不决定于水的本身。’....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妇女幽闭于深宫中,情形实在值得可怜和同情。隋朝末年,隋炀帝无休止的选取宫女入宫,以至于离宫别馆,不是皇帝常去的地方也都有很多宫女。这都要耗费百姓的财力,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之外,还有什么用?如今打算放她们出去,允许她们自由选择丈夫。这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也能平息宫女的怨恨,使她们都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于是先后从后宫及掖廷放出了三千多名宫女。
人们说做了皇帝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顾忌了,我却认为更应该自己保持谦虚和恭谨,经常感到畏惧。
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开大山,疏浚天下江河,耗费人力非常多,却没有人埋怨,就是因为老百姓希望这样做,他顺应了百姓心愿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殿,人们纷纷指责怨恨,就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违背民心的缘故。
贞观十年,魏徵上书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须依靠德行和礼义,国君治理国家的唯一保障在于诚信。诚信建立了,那么臣下就不会有异心,德行和礼义树立了,远方的人都会归正。因此,德行礼义及诚信,是国家的治理纲要,对于君臣及天下百姓来说,都不可须臾而忘却。
太宗皇帝即位不久,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原来在秦王府供职的下属中没有被安置封官的,都抱怨说,前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反而都在自己的前面获得朝廷职位。”
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能顺承继母的脸色,恭谨的态度超过常人。他的继母生病,请的医生到了门前,房玄龄总是垂泪迎拜。继母去世后,房玄龄居丧哀甚,瘦损如柴。太宗派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劝慰房玄龄,并赠给他寝床、粥食和盐菜。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曾在闲暇时,谈到隋朝灭亡的历史,感慨的叹息说:“姚思廉不惧怕刀枪,显示了忠义的气节。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什么人能超过他的!”姚思廉当时在洛阳,太宗寄赠给他彩帛三百段,并附一封书信说:“怀想你忠义的风范,因此才赠给你这些东西。”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说:“我发现自古以来用仁义治国的帝王,国运均长久;而用刑法治理人的,虽然能救一时的弊端,但败亡也很快。前代帝王成功的事例,足以作为借鉴。现在我打算专用仁义诚信治理国家,希望能改变近代浮薄狡诈的社会风气。”
贞观十一年,太宗皇帝对吴王李恪说:“父亲关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有人教导就能知晓。儿子能够忠孝就好了,如果不听教诲,背弃礼法,一定会受到惩罚。到那时,父亲再爱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汉武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一向骄纵、狂妄并对昭帝不服,霍光仅送去一纸诏书,就让他身死而封国被废除。作为臣子,不能不小心谨慎!”
贞观六年,太宗皇帝下诏书说:“我近来研究经史发觉,圣明的帝王哪一个没有师傅呢?先前所上奏的法令中没有见到设立三师职位的提议,我认为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现在人一看到“封建”这个词,可能会马上想到所谓的“封建迷信”这个词组或认为“封建”就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很迂腐、守旧等等。其实这是近代中国大陆在党文化流毒影响下的一种变异用法,“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些意思。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于对官员的考查和挑选。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尽量减少官吏的定员。所以《尚书》中称:‘任命官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重要的是用人得当。’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于对官员的考查和挑选。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尽量减少官吏的定员。所以《尚书》中称:‘任命官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重要的是用人得当。’如果能任用贤德之人,即使人数少也足够了;如果选用无德无能之辈,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也认为选用官员如果不是贤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
太宗说:“不仅是隋炀帝暴虐无道,他的臣下也不负责任。大臣们应该尽力匡正劝谏,不怕杀头,哪能只是谄媚奉承,为求君王的欢心和称赞呢?这样的君臣,哪能不败亡呢?我依靠各位的辅佐,才使得监狱经常空着。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都像现在这样。”
陛下的圣明遍及万物、包容天下。诏令下达之处,哪里会不响应呢?心中所想做的,哪件事不随心所欲呢?小臣私下以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当国君,是凭借周朝的余威,又侵占了六国的强盛国力;因此他想把江山传至万世子孙。但只传到他儿子,国家就灭亡了。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谈话,当时有一位美人在旁侍候。她原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作乱失败后,她被入籍皇宫中。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胡作非为,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为己有。李瑗残暴到了极点,哪能不灭亡呢?”
太宗皇帝的仪表庄重严肃,前来晋见的官员被太宗的威严震慑,经常举止言谈失当。太宗知道这个情况后,每当有官员前来奏事,一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官员们的直言劝谏,明白朝政和教化的得失。
贞观七年,太宗皇帝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太宗说:“现在,国家才经历战乱不久,短时间内不可能使民风淳朴,天下太平。”
玄武门事变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由于早就听说魏徵的胆识和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并经常召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当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国君自身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充饥,肚子虽填饱,人却死了。...
《贞观政要》撰编成书后,不仅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此书也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之书。唐文宗李昂作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下》;而唐宣宗李忱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248 卷)。南宋王应麟编的《玉海》卷四十九中记载,宋仁宗读《贞观政要》后对大臣们说:“太宗言任人必以德行学业为本。”
《贞观政要》一书,是唐朝历史学家吴兢编著的。吴兢(670—749年),生活于唐朝前期,历经高宗、中宗、武后、睿宗和玄宗几朝。在武后篡位当政后期进入朝廷史馆,参与编修国史。其行文直笔无讳,叙事简洁,“有古良史之风”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