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
此时丘吉尔已预感到法国最终将会一败涂地,英国不久就将失去最后一个主要的盟国。因此他在成行前,即5月15日下午起草了向罗斯福总统紧急求援的电报。这一举动虽经内阁同意,但为了保持联络的非正式性质,署名仍用的是“前海军人员”。
5月13日,丘吉尔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在政府的前排议席上就坐,他的两边分别坐着张伯伦和艾德礼。他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宣布了新政府的政策。
5月9日,丘吉尔与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他从伍德口中得知了张伯伦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并准备在必要时让出首相位置。
1940年4月,英国的战争领导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陆、海军大臣直接参加战时内阁,使国防协调大臣一职成为多余。
当他于19日晚乘火车回到伦敦时,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亲往尤斯顿车站迎接他,并向他报告了“无畏号”航空母舰在布里斯托尔海峡遭鱼雷袭击下沉,舰上1260名官兵中约有500人丧生的不幸消息。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以后,英国国内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可以表明英国人同心协力,举国一致的姿态,或许会令希特勒在战争面前知难而退;也有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杰出领导人延揽入内阁。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
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
1938年3月18日,苏联提出举行会议,希望商讨在德国对世界和平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际联盟用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时局。法国对此反应冷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
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丘吉尔又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作了深邃的预见。他说: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
丘吉尔在埃平选区获得了支援保守党的全部选票,以34849票当选。丘吉尔认为,他与政府之间在印度政策上的矛盾因为印度法已获通过而得到了解决,这排除了他进入政府的障碍。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对待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准”。
已经逝去的岁月对于丘吉尔来说,只留下了或幸福或痛苦的记忆。他现在又一次从政治漩涡的中心退出来,过上了平民生活。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著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著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
丘吉尔在1928年的财政预算中,着重指出主要工业在“长期不易克服的”萧条境况下,“税率却是最高的”。他宣布“我们的总政策是帮助生产者”;根据这一原则,从1929年10月起减免3/4的生产性工业地方税,完全免征农业地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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